辛迪·舍曼 ZT
局部的魅力 ——辛迪·舍曼访谈录
[美]诺诺柯·弗科岳洁琼 译
在一次深入的谈话中，辛迪·舍曼谈到她的生活和职业，谈到她对时尚和怪诞的兴趣以及她的第一部电影，《办公室杀手》。
辛迪·舍曼是她同时代艺术家中展示作品最多和最有争议的艺术家，她最初在1980年左右因黑白静物摄影照片受到关注，她的作品展示了精致的时装和舞台效果，她假定了美国和欧洲电影中的女人形象。舍曼后来的系列作品包括大幅的彩色照片，遮幅式投影，神话故事，以古典主义绘画为基础的历史肖像。80年代以来，创作了《灾难》，《性》，《恐怖》系列，最近的一组《面具》，已经涉及到超现实主义或怪诞的范畴。
弗科：我们谈谈你的电影。你以前想过当电影导演吗? 舍曼：没有，这些年来，人们总说：“你应该拍一个片子，”或者说“你从没有考虑过拍片吗?好象这样做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我没想过和一群人共事，因为我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工作。我喜欢自己控制要做的事，如果拍电影，就放弃了控制权。这也是我不愿从事这工作的原因，即使有人作了很好的节目，谁知道影片的后期制作怎样呢?
弗科：那么你为何同意拍片了呢? 舍曼：因为制片人之一，克里斯廷·瓦尚向我保证，我只要告诉她如何处理，想要什么效果就行，由她监督其余的人去做，而且，她得到了拍一部恐怖片的经费。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总认为如果我拍片，就拍恐怖片，因为这种片于不复杂而且造价低；再者，如果效果不好，
人们本来就没奢望它好，所以没有太大的压力。 弗科：剧作者是谁? 舍曼：是三个人合作的，由埃利斯·麦克亚当斯持笔，我告诉她故事情节，然后她进行处理，根据一段故事写几个脚本，请托德·海恩斯创作对白，另一个电影人，汤姆·凯琳创作最后的两个或三个情节。剧本是拼起来的。结尾是脚本中最弱的部分，或许因为没有时间进行推敲。我们开始拍摄时，我对原来设计的结尾还有不满意的地方，片尾有点弱，但是经费少，你不得不将就。
弗科：一共有多少人投入制作? 舍曼：至少50人。 弗科：谁是制片人? 舍曼：三方面的人，卡迪那公司负责提供经费；他们想创作一系列艺术性恐怖片，他们联系了古德·梅钦，该人曾成功地独立制作过影片《感官与感觉》以及安格·李的所有影片，如《饮食男女》等。古德·梅钦又联系了克里斯廷·瓦尚和帕姆·科夫勒，他们是文化意义 上的制片人：负责所有的电话，分析哪类观众会支持我。 弗科：音乐方面呢? 舍曼：，阿拉巴马州来的埃文·卢里负责创作音乐。
弗科：你通常独自工作，这次和一群电影人合作，感觉怎样? 舍曼：对我来说这是不寻常的事，好在是有组织计划，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工作。拍电影的前期工作很繁琐，你需要和所有的人会谈，决定你打算雇谁，并告诉他们你对这个电影的看法，如果他们支持你的运作，确切知道你想要的效果，你就能信任他们。当然他们给你看服装或拿来道具，问你想要哪种，所以有许多次会面，基本如此。
弗科：你的习惯不是这样。 舍曼：是的，但到真的开拍了，所有一切都要组织好，导演的作用主要是对付演员，这正是我最害怕做的事，我的工作原则是考虑“如果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会怎么办?”所以，我试图改变别人已做的事情时，我就做示范。
弗科：你在他们面前表演? 舍曼：是的，虽然这样做压力很大，所有人都在旁边看，可我开始示范了，我感到自己进入导演角色了。
弗科：你告诉电影摄影师采用哪种视角，用长镜头或特写? 舍曼：对。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深入的创作故事背景，我已经着手做这项工作，但没有时间真正进入。故事背景影响着拍摄方式、哪种拍摄角度和运用哪种镜头。开拍前要和摄影师以及副导演对准备拍的场景采点，讨论需要哪种和需要多少镜头。所以要记下来，提前决定。但是，从演员的角度考虑，有时事情会改变。例如，一个演员说，“这个角度不好。”(笑)
弗科：他们真的这样说? 舍曼：开个玩笑，不过有人真这样。有时演员会说，“我认为这个角色不该这样坐这儿，”那时他们会站起来，来回走动。作为导演，我说，“不，我不希望你那样做。”因为我经验不足，根据情况，我通常会让他们尝试他们想做的方式，以致有时改变我们的计划。有一个监视器与摄影机是接通的，我能看到摄影机拍的东西。有时，在摄影师打灯之后，我说我想要一个新镜头，要近一点等等。但有时我也让他自行其事，“看起来很不错。”
弗科：谈谈这个电影故事。 舍曼：有位女士在一种类似《消费报道》这种低级杂志工作。她有点疯狂，偶然在办公室杀了人，然后杀了更多的人。我犹豫……下周我们会看到的，我不想谈它，但……
弗科：你不愿谈? 舍曼：我太紧张。这是为特别观众播放的，由米拉迈克斯提供，她做电影发行，他们知道如何打入市场。它不是纯粹的恐怖电影，也不是纯粹喜剧，也不是纯粹的艺术片。所以他们组织了一群人，全都看过《欺骗》，《我枪杀了安迪·沃霍尔》，《巴斯基亚与郊外》，几乎都是年轻女观众。最后找到问题了，很可悲，她们谈论电影，只是闲聊。(笑)所以我突然想，“喔，天哪，也许我该警告人们，也许它是个可怕的电影。”我仍然喜欢它。我不希望批评家会期望它比现在更可怕，或者人们期望它幽默，通过可怕转成幽默。我能理解米拉迈克斯对如何运作有点紧张。
弗科：主要演员有哪些? 舍曼：卡罗·凯恩、莫利·林沃尔特和珍妮·特里普霍恩。大多数年轻女观众都是看着莫利的影片长大的，这很有趣。莫利不是女主角；卡罗·凯恩扮演主要角色，杀手。但是所有提问题的人都说“我们更想看莫利。”“为什么不让她脱衣服?”“再多些伤口!”就是这样，真幼稚。
弗科：选错了观众(笑)。与你其他作品不同，电影有标题：《办公室杀手》，这和你的摄影作品比较有什么创新或不同的地方?
舍曼：拍电影时没定片名，只是需要在脚本上写点什么。他们就写了“拟定办公室杀手”。最后，他们去掉了“拟定”成了“办公室杀手”，我也想不出片名。这只是个普通的名字，不过就把它定做片名了。我讨厌这样做，可有人喜欢它。我想可能是有趣，病态幽默。(笑)。
剧情主要是这个女人如何处理死尸。她和尸体游戏，重新整合它们。我觉得有趣，尽管挺世俗的。我嘲笑世俗的部分一一因为它处理的方式世俗，可也没出错。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尸体正在腐烂。
弗科：电影不是重在讲述她怎样杀人，而是关注她如何处理尸体，我明白这和其他作品的联系。如果有机会，你还拍电影吗?
舍曼：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设计故事背景，我想我在拍下一部电影时会更自信。这次太匆忙，我们都是这样。但是，不再拍我也不在意。
弗科：你于1954年在新泽西出生，在长岛长大．你的童年时代怎样?有过芭比娃娃吗? 舍曼：我没有芭比娃娃，但我认为我有肯或是芭比的朋友们，我有许多不同的玩具。我记得我有泰米娃娃，事实上，我只记得这个娃娃——我还给它做过衣服，搭房子——是个侏儒。你知道它象什么?难看，可笑，没有性别的小娃娃。
弗科：无性别? 舍曼：当然，你无法区别它是个小伙子或是个小姑娘，她的脸真的什么也不象，身体是扁平的，没穿衣服，所以每个人都给他们做衣服，裁开毛毡，粘在一起，用鞋盒子给它做个房子。这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要做的。
弗科：是靠衣服把它们打扮成女孩或男孩? 舍曼：我没想过，我认为它具有动物性——象一个小动物，我过去常做些纸人，也给他们做衣服，都是孩提时代的事。最悲惨的是有一次——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我刚要上初中，我决定用我自己的衣服给纸人改成衣服。那时候，因为我经常是组织者，我还做了个小黑板挂在外面，记录每周、每天的事情，我计划着哪一个能穿上，多么奇怪!
弗科：在70年代中期你进入布法罗州立大学学习艺术，你学习绘画吗? 舍曼：学习，我很擅长精确的描绘实物，因此我拷贝照片、杂志和快照，有时我根据偶然的想象做一个拼贴画，然后把它精确的描绘下来；或者，对着镜子画自画像，仅仅是为了证实脸是怎么拼在一起的这种想法。出于好奇，我研究传统自画像，我总是独自一人，我喜欢自己在房间里做事，所以我画自画像，这样方便。
弗科：你还在单独工作?有过助手吗? 舍曼：没有助手，直到我在摄影室工作。有时单独工作方便一些，特别是在拍时装照时，因为我有一个限度，如果我在做其他事时有人帮我打灯光或者挂一个模型会很方便，但是我讨厌合作，我确实感觉有人在旁边我会不舒服。
弗科：你何时从绘画转到摄影的? 舍曼：我虽然擅长摹仿，做画时却没有想法。大学一年级时，我选修了素描、绘画和摄影课程，每样事都得自己完成。第一次摄影考试我未能过关。
弗科：你没通过? 舍曼：是的，因为我不懂技巧，那时还没有自动相机，所以你得测光距，通过手动光圈抓拍，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我搞不懂暗房中那些物理过程，拿一张纸，印出来，有人说极妙。
弗科：你的失败推迟了你从事摄影吗? 舍曼：没有，没有，按规定这门课程我必须通过，第二学期我又选修它。那时我有一个老师，她没拍过什么优秀作品，她向我们展示了大量观念艺术，引申它的重要性，非常有趣，我找到了乐趣，从此不再惧怕我不懂的技术部分。在这个时期，我遇到了罗伯特·朗格和许多其他后来在霍尔沃斯艺术中心的人，罗伯特帮我打开了眼界，看到了艺术。我生活在长岛郊外，从未接触过当代艺术，但是追随罗伯特和别人后，随他去了奥尔布赖持·诺克斯艺术画廊，从大学中走出，我第一次接触到当代艺术：上帝知道，我们大多数老师从未向我们展示过它的任何面目，从那时起我开始质疑我画画的动因，我的画看起来毫无感觉。利用照相机，我不用浪费如此多的时间，日复一日，摹拟我能拍摄的东西，我可以把时间用在思考上。
弗科：有人告诉我，朗格曾经向你建议，如果你总花大量时间站在镜前打扮，你应自己拍下来。 舍曼：确有此事，但这不是打扮好去赴晚宴或到别的场合，我打扮是为了置换角色。我化装，把脸变成别人的面孔，我不十分确定为何这样做。我认为这不是由于失败感或意志消沉，我并非喜欢我是什么样或试图变成别人，更深层的原因是好奇。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常常穿我母亲和祖母的衣服，并不是为了美才这样打扮，我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象另一个人。这儿有一张我和女友的照片，我们正沿着居住的街道散步，两人穿的都象老妇人，只是因为有趣。我还把自己装扮成怪物，似乎比打扮成芭比娃娃更有趣，事情有时就是这样。
弗科：你想过当演员吗? 舍曼：没有想过，可能我太害羞了。读高中时我在学校的演出中演过小角色，是个喜剧，可是演出失败了。我扮演一个老太大，象电视剧《玩笑》中的露兹·布泽。也许那个剧本上演了，情况就不同了。
弗科：你1976年大学毕业，第二年去了曼哈顿，这是为什么? 舍曼：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呆在布法罗，没打算去纽约。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父母灌注给我的那种恐惧。尽管我是和那座城市一起成长的。我父母让家里每个人都认为纽约是个邪恶的城市，在那里你会变成暴徒和抢劫犯。我无法去那个城市读书，这就是我去布法罗的原因。我认为那种观念仍在我脑海里；我仍然惧怕纽约。两件事改变了我的观点。我获得了一笔艺术“国家基金”，共3000元，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我想能够支付我搬家的费用。大批艺术家从纽约迁往布法罗——去展览、演讲、做节目或演电影。突然，有一次去参观纽约，发现它和布法罗一样小，那是意外发现。因为我上大学时，认为这些艺术家都是神。看到他们在街上或在邮局，使得移居纽约是很容易的转变，纽约仍是个小世界；你能在食品商场看到维托·阿肯西，当然不会常见。
弗科：纽约对你有影响吗? 舍曼：有一些，但不是直接的影响。我离开过纽约，我返回的原因之一是纽约文化交流的混合。每个邻居都不同，所有的人都生动又有趣，也是不可思议的。我拍摄《历史肖像》时在罗马住了两个月左右。环境很好，但是六、七周后我非常烦躁，每个人看起来都一个样，他们穿同样的衣服；也有些意大利女人把头发染成金黄色，但他们看起来还是一个样。当我看到一些游人身着黑衣或奇装异服或是别的什么不同的东西，很新鲜。我认为纽约激起了我内心某处的潜质。我想，我作品中的杀手角色，隐约是银行中的出纳，我设想她已工作了20年。她和别人一样工作而且聪明，但她穿的非常古怪。她一定对镜自问，“嘿，我看起来很好!”我喜欢这样，我往往以此来寻找电影中的角色。
弗科：你认为绘画和摄影有什么根本不同，特别是你的作品? 舍曼：绘画有更多的浪漫色彩，这是我羡慕的。我喜欢进入工作室，我热爱绘画的感觉，以及每天都画一点的感觉，拍照少一些浪漫，我可以设置道具，有时采用偏振片防止闪光做实验，但是直到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才能做最后处理。我希望自己画水彩，这样能去任何地方，但是我已经被摄影深深吸引住了。我觉得我对绘画的理解不会太多了，我发现去明确我对绘画感兴趣或不喜欢是很难的，也许它已经和摄影缠绕在一起
弗科：你作画或照相制版有自己的方式吗? 舍曼：没有，我拍黑白照片，常自己冲洗胶卷。五年前，我也自己冲彩色照片，可以在厨房洗涤槽中冲洗；非常容易，我有大概15年的时间没有自己冲洗过，但是当我克服了对化学剂和技术的恐惧，我很喜欢呆在暗房，冲洗底片充满了神奇，一瞬间你看到有什么图像显现 出来。现在我雇人来做，我做别的事情。
弗科：你从70年代中期到1979年拍黑白照片，但从1980年开始拍彩照。
舍曼：是的，1980年是我拍黑白照片的最后一年，我认为，促使我向前发展的，是意识到我还在重复已经拍摄过的静物照片系列。
弗科：如何解释从黑白到彩色的转变?
舍曼：黑白照有一种怀旧感，我希望再进步一些。最初我试验不同的胶卷、灯光和聚焦来区分我能往哪儿发展。我首先试用彩卷实验把拉盖放在我身后，照出我在门外的效果。那一组照片拍出来了，它看起来象是我在场而不该在场，我开始对彩色感兴趣，它打开了一扇门。在某一组作品中我说，“是的，我正在实验光线，也许我将通过化装实验，看看效果如何”，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现在我偶尔也拍黑白照片，因为我怀念它。可我重新回到拍黑白照片时，却失去了什么，没出什么作品，这很有趣，因为在我拍摄无题静物照片期间，我曾经在照相机中装入了彩卷，因此拍了一卷彩色静物照片，当时，我却认为不该用彩色照片，它太真实了，没有怀旧感。 弗科：照相是很普遍的，我们都有切身体会，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在许多不同挑战中控制了摄影，因为你自己拍摄。是否存在着这种危险，就是摄影已成为你生活中的大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代替了你自己? 舍曼：我把自己分成几部分，一部分是在乡下，另一部分是我去纽约州北部任职时。比如在公共场合演讲，以前我是不会的，我觉得我是完全陌生的角色，不是我的本性，因为我在笑，并且说，“嘿，你好吗?我喜欢你展示自己”，过了一会儿，还感到脸上浮现着微笑，我真的不喜欢被人注意。
弗科；但是，因为你选择自己作为模特，人们将注意你。
舍曼：他们对我的形象感到好奇，我害怕这种好奇是针对真我的。其他艺术家不会有这种惧怕。
弗科：你似乎提到过你作品中存在着想象，象戴维·沙尔这种画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想象的因素，这和你所运用的是种相似的挪用吗?
舍曼：这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有意识地选择物品，无论是从哪里选出的；对我来说，没有选择标准，我拍静物照片或是历史肖像时，我查找大量书籍和杂志，同时想好化装服饰、姿势、表达方式或背景，一旦我开始工作，这些材料就会直接呈现，不期而至。我有个道具——放大镜，我从零售商店里买来的，我把资料放在道具前，没有想好最终的照片将是什么样，也许是过时的样子，但我知道会象种伦勃朗的画。
弗科：你也有基本的设想，但在创作过程中你顺其自然?
舍曼：是的，唯一的一张我设计好的作品是《酒神巴库斯》，有着塑料乳头。“玛丽亚”抱 着婴儿，来源于法国画家的画，那个画家的名字我忘了，他参考了拉斐尔的作品。我创作玛丽亚是因为她在罗马的地位，为创作这幅作品我一直呆在罗马，房东把家里的东西借给我，其中有我用在“玛丽亚”身上的古老的罩袍。我不知道这罩袖有多久的历史；很显然在上个世纪没人穿过它，它极小，我无法扣上扣子，我才萌生了用塑料胸脯、葡萄粒般的乳头这种 想法，那也是在意大利找到的，当我看到杂志或书中这张图片时，我想：“啊，用这件衣服和乳头，真是太妙了!”，创作“巴库斯”和“拉斐尔”时也是这样。 弗科：在1985年的一次会议上，你说过，“如果我不是出生在那个时间和地点，我不会采用这种表达方式，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根据我的经历创作作品。”你能再谈谈“这个时间和地点”吗，为什么身为女性促使你创作这些作品?
舍曼：我正要提及我采用的各种媒介，它们对作品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我在非洲长大，我将受到完全不同的文化熏陶。有人说我的艺术非常美国化——而事实上静物照片受欧洲电影的影响比受美国电影的影响大。尽管我没有积极考虑我的作品的女性化或政治因素，毫无疑问作品中的每样东西部流露出在这种文化中身为女人的视点，其中包含着爱与恨——对化妆品的迷恋和蛊惑，同时也是憎恨。它让你看起来象年轻的女服装模特，或性感，或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美丽，也感到象那些服饰的囚徒。我认为男人不会联系到这些的。
弗科：你为黛安娜·本森拍摄的时装照片，发表在1983年的《会谈》杂志上。你似乎激进地反对谈论时装照片，那些美丽、富有魅力、诱人的照片。黛安娜·本森和《会谈》杂志的编辑的反映如何?
舍曼：黛安娜·本森非常支持我，她喜欢这些照片。整个过程非常好。服装非常奇异，是戏剧性的服装。以前我从未见过康米·德·加肯斯的服装，我认为它有些野性，那些衣服看起来象破布。拍照时，我禁不住想，这是多么怪诞——你知道，设计者发明这些昂贵的、破破烂烂的衣服是为街上大多数人穿的!有时，这些服装激起我创作的欲望，我拍了许多，《会谈》杂志只发表了四幅，黑白的，其实我拍的是彩照，我想这是经费的原因。那种效果引起多罗西亚·比斯在巴黎的公司注意，该公司邀请我为法国《时尚》用她的服装拍一组照片，那是完全不同的经历。
弗科：怎么不同?舍曼：他们期望我去做为黛安娜·本森做过的——拍一些“幸福、愚昧、有趣的”图片。他们让我浏览，我选择了外套，但他们送给我的却是许多无聊的其他服装。我没有得到我选的任何服装，我生气了。我想：“这将是法国时尚，我已经把法国的时装世界破坏了。”因此，我想拍一些真正丑陋的图片。我拍的第一组作品送到多罗西亚·比斯那里，他们根本不喜欢，因为他们想要“幸福、有趣”的人民。这激发了我进一步的展示血淋淋的、丑陋的图片。为他们工作的经历不太好。从那以后我不再接受委托。弗科：你在1993年为“哈柏的杂货店”拍摄的照片怎么样?舍曼：巴巴拉·海泽是那里的编辑，他说：“拍你想拍的东西。”甚至不需要和时装有关，但我说我想拍一些时装，因为有感觉。他们就让我选出我需要的任何服装，不但送来服装，还送了一批小配件和道具。太棒了!他们让人给我做了这些我要用的不可思议的假发。如果我需要，我可以用时装模特或者一组模特，不过我说我想用以往的方式工作。弗科：拍了这些时装照片之后，你的作品更加怪诞，充满灾难性，令人困惑。人性中的这些黑暗面为何吸引你?舍曼：世界如此接近美好，我开始对那些被看作怪诞或是丑陋的东西感兴趣，把它们看作更有吸引力的、多姿多彩的、色情的、和有秩序的，然后你会意识到你看到的一切完全相反。去解释关于美的传统观念困扰着我，因为这是最容易的、最简便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从其他角度看世界是一种挑战。弗科：我认为怪诞是西方艺术的传统，但是它在有趣和可怕之间。我觉得我喜欢你作品的原因就是，它不仅有趣而且可怕，两者兼顾。舍曼：就象恐怖电影，里面有让人发笑的场面，也许是因为它是艺术，你觉得安全，知道被砍下的头是塑料的，所以你笑。弗科：你也相信它?舍曼：是的，相信。在恐怖电影或童话故事中，毛骨悚然的情节也吸引人，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这是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我最大的恐惧是害怕，害怕死，我认为对怪诞和死亡的兴越是帮助我们平静地面对，如果上帝禁止，你不得不经历这些。这就是为什么我用艺术的手法去展示它，因为对于世界的恐惧是无法估量的，是种深刻的恐惧。它更容易被吸引——通过这种方式接受它，如果用一种伪造、幽默地、艺术的方式——也许它整体的影响你，类似我容易被玩滚动滑板的人吓着一样，你真的害怕你会死，肾上腺素冲流而出，但其实你知道你是安全的。弗科：看来你对不为人知的黑暗面越感到好奇，你在作品中出现的就越少，更多的是用装饰品，例如玩具。舍曼：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我只是厌倦了拍自己。首先，这是一种挑战，看到我拍的那些照片中不再有我，对我来说很有趣。我试验用其他的人，如朋友或家人，但效果不好，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游戏，“呀，我们打扮好了，这是万圣节前夕!”他们过得很愉快，我觉得除了有趣外，从他们那里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我甚至厌倦了做示范，告诉她们表情要抑郁或悲哀，但我可能不是个好导演，我不能让他们和我做的一样，许多次拍了他们后，我看到效果，我又重新自拍一次。我并不想强求别人，例如，我给我的继女拍照，也许曝光错了，我原想让她回来重拍，但我想，“我宁愿自拍”。我逐渐把自己至于作品之外，我发现我仍然对自拍感兴趣，挑战又提高了一级。创作作品有了更大的困难，因为基本习惯了平静的生活，我必须确切知道通过镜头我想看到什么。当我拍我自己或其他活动物体时，我有36种不同的机会；你能想这样动眼睛，或闭着眼睛，或这样转动；你正考虑着照相机的工作，你有自己的机会。象无标题静物作品48号中的搭乘者，我一共拍了六张，最后一张我偶然站起来。其他五张我是坐在旅行路上，最后一张我偶然站起来看距离。就是这张作品，其他的都没有意思。弗科：我正在想，你为何没有作品中表现的好?我想，“肯定是害羞自己自拍的姿势，像最近作品中的玩具。”舍曼：(笑)是的，人们仍然认为作品中还是我。多么奇怪：人们认为我的眼睛藏在面具后。在最近的作品中特别有趣，面部特写，有些是我，有些不是。当我一告诉人们哪些是我，哪些不是我时，他们说：“我喜欢有你的那些，那些更好一些。” 弗科：许多人认为你在作品中不再拍摄自己。为什么在最近的几组作品里你又重新拍摄自己?舍曼：对我来说这很容易，有时，例如在为康米·德·加肯斯拍的时装照中或是在《库柏的杂货店》中，我想，“我不能拍自己了，我已经厌倦了。”但是因为时间限制，我用自己作模特更容易些，然后，康米·德·加肯斯的计划提前了，我得到允许可以使用服装模特和玩具。我可能是那些服装模特中的一个，仅仅带个面具，我喜欢人们不知道我是否在作品中。弗科：在大量最近的作品中，识别这个形象是你还是服装模特是很困难的，这是偶然效果吗7我看你最近在地铁的作品时，我问一位画廊的老板，贾内尔·赖林，“哪些作品里有辛迪?”贾内尔说她不清楚。舍曼：因为我最后告诉她，“我不打算告诉你哪些是我，哪些不是。”收藏者会说，“我不喜欢那张，我喜欢另一张，因为她在里面。”所以我告诉贾内尔。“不会告诉别人，”她说，“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分不出她们。”我说：“那好，如果你真想知道，每张都有我!”(笑)弗科：你在1988年和1990年拍摄的《历史肖像》，似乎女性比男性被描绘得更怪诞，更扭曲。装扮成女人或是男人对你又什么不同吗?舍曼：装扮成男人很难，挑战就是看起来得是个男人。不论服饰多么怪异，只要我看起来是另一性别就行，我认为我做到了。反过来，装扮成女人，我本身就是，我想我必须更象女人。弗科：你拍这些照片时，已经察觉到这点了吗?
舍曼：不，我现在才意识到。在静物系列中，我拍了一卷，试图扮成男人，拍的不好，我没有拿出来让人看过，因为它们象铅版制的而且冷漠：“我是个无赖。”弗科：躯体和政治性显然是一个主题，甚至一种纪念，过时的文化。躯体对你意味着什么?舍曼：或许它是有感情的。你看到一些面孔和身体，你能陈述她们不存在的东西。你不必从观众中区分出他们。他们能被处理成宁静的生活或者风景，当然，看成人类本身更容易。你从观察者那里得到迅速反应，因为你能和那个人区分开。我对人很感兴趣，对人们的外表、衣著和行动感兴趣，我经常注意的是那些视觉上模糊的，所以我通常试图走进真实的视角，甚至一些腐烂的食品的照片也能辩识清楚，尽管它们往往更模糊。我对拍摄那些飞机、色彩、形状不感兴趣。弗科：你的作品都是无标题的，编序号的?舍曼：我希望图片中所有的线索都能被看到。我认为，如果我为它们命名，人们只会看到我所看到的。我喜欢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特别是森特福德的照片，我受到许多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她们说我正在助长把女性作为牺牲品这种消极的陈规陋习。有一张照片，一个女人躺在铺着黑色床单的床上(无题93号)，有人说象是《真相》杂志上的。她象是表现了一个被强奸的女人．性感。我对这张图片的反应是，有人整夜喝酒，宴请，在太阳初升前五分钟刚上床睡觉，有人把她弄醒。所以，人们批评它时我很困惑，人们看到了我从未想到的另一面。我最后决定，不去接受。弗科：如果你有标题《宿醉，在五点……》舍曼：那就失去了所有的戏剧性。我认为戏剧性的部分在于人们不知道她是否宿醉，或她脸上有无伤痕?我自己加了一点。有些人的确擅长定标题。有时候我读到某些人作品的简介，标题起的很好，可是尽管他们给作品标了题目，作品仍然含糊、神秘。我可不善于用词，如果我给出一个标题，会是无聊的、说明性的，因此最好还是无标题。弗科：尽管一位艺术批评家曾说过你是个“性恐惧者，”事实上你不拍阴茎和阴道。他们都是玩偶替代的，大多是医疗设备。舍曼：是这样。弗科：严格的说，这种图片不能看作春宫画。作为一个博物馆馆长，我认为你的作品在日本将加剧对传统论战的复杂性，原因是日本人比美国人抑制力强。我认为作品将是对日本公众和专家的挑战。你向禁忌、传统价值观、道德取向、集体无意识和“看问题”的能力挑战。
我想更多的了解你认为所谓的性的图片的意义。舍曼：他们是对正在发展的许多事情的反映，包括与“国家基金”艺术部分和整个抑制力的潮流。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艺术家为了在博物馆展出，由“国家基金”艺术部分提供经费而不得不考虑作品的内容，我宁愿拍那些没有基金的作品，我已获得了部分成功，可以冒这个险。这也是一个挑战，自从8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运用假乳头和我在小说故事中发现的假标准，我想第二个标准将是更不隐讳的裸体图片。当然人们会问我，“为什么你拍裸体照?”自然地，我对作品中或其他艺术家作品中真正的裸体不感兴趣。我从未拍过，尽管我能去春官画商店去买一个。几年后，我开始查阅医学目录，我突然想，“哇，太棒了，我能得到我想用的所有部分。”我对展示传统的性没有真正的兴趣；最显见的就是对传统模特的处理，将“把这些部分整合在一起，拍个特写”，我对运用设置的图像去说明什么比那种性更感兴趣。杰夫·昆斯自己的照片《西西丽娜》的方法是试图变成官能主义者，我想对此做些什么反应。我通常不喜欢提起他的名字，特别是这幅作品，我对他不那么信任。弗科：你的作品在美国提高了抑制力了吗?舍曼：不，我不这样认为。但是我想米托的图片将为玩笑确立一个警告的标准。弗科：你的意思是性图片的展览是一个标准，而且“父母将在孩子们见到之前在卧室观看。”舍曼：是的，但另一方面，我想它确实令我惊奇。听说这作品被称为春宫画，因为图片里什么也没有，甚至勃起。但我知道来自文化的压力，我是它的遵守者。我提醒自己注意压力。我不想在什么作品中以裸体出现。因为我的作品不能在某些程度裸露。我为什么展示自己的胸?假身体和假面孔会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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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插口袋踮起脚,一切看来美好
2003-06-03 01:10 PM 发表 | 举报这个帖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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