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瓦纳的就义到“臭虫”的复活

——谈试验话剧《切.格瓦纳》和《臭虫》的思想倾向



文刀



文艺是时代的镜子，透过其艺术形象能折射出社会的思想。2000年北京实验话剧《切·格瓦纳》和《臭虫》的轰动演出，不仅让我们得到艺术的享受，而且这两部戏体现出来的决然不同的实现倾向，仔细体味一下，会使我们触悟到涌动在社会底层的不同思潮。

《切·格瓦纳》是借古巴革命英雄格瓦纳的口，抨击今日社会的理想失落、物欲横流、贫富不均，表达一种对社会公平的关切，呼唤革命的英雄主义，流露出对失去的革命岁月的怀恋。《臭虫》则是借前苏联革命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剧本，糅进孟京辉对社会主义的思考，表达对过去极左社会主义泯灭人的物欲追求的否定和批判。前者明显受当今新左派思潮的影响，追求社会的公平，不满现实的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社会现象，寄希望于格瓦纳式的革命领袖，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乌托邦式的平均社会。后者则显然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信奉者，臭虫是每个人身体里的欲望，它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在那不堪回首的极左岁月里，它也极易将革命者俘虏，普里绥坡金是欲望的俘虏，批判他的工人们，也是“身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社会主义的寡水土豆并不象社会主义的口号那样好吃，革命的同事口头讨伐普里绥坡金背叛了革命队伍，但心底里羡慕他能娶上这么个有钱又性感漂亮的老婆。五十年后，当那个岁月逝去，普里绥坡金解冻，成了动物园里供观赏的标本，但随他复活的臭虫则爬满所有人的身体，使人们在它的嗜咬里、在欲望的诱惑里挣扎。极左社会主义时代里，人们失去自由，教条主义、专制主义充斥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言行也是可笑的，荒谬的，孟京辉以其孟京辉式的调侃谑谐尽情嘲笑那个时代，在笑声中猛烈地抨击那个荒诞的岁月。那么，对物欲充满社会的现代和未来，孟京辉也表现了他的忧虑，身体的欲望一旦异化成使你不堪其痒的臭虫，你也会失去其自由。

这里我不想评价这两部戏的思想艺术高下，但这里所体现的两种不同社会思潮，倒的确有值得辨伪的必要。二十世纪是人类进步最大、创造物质财富最多、科技进步最快的一个世纪，但也是人类遭受灾难最多、历经磨难的一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又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的空前试验，意识形态、主义之争，国家主权、领土之争，使人类互相厮杀毁灭。而建立理想社会、追求平等思想，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实施计划经济等理论的提出到实施，则是这一世纪暴力专制的根源，在理想的遮掩下，暴力大行其道，所谓“剥夺者被剥夺”，演绎了无数国家的暴力闹剧。随着法西斯的覆灭，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借助暴力革命的形式来实现社会公平的形式已走入了绝境，市场经济、优先效率的社会制度被更多的国家采纳。社会较快地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但社会不公仍然存在，过去大家一样穷，权力上缴给国家了，包括思想的权力，在那个岁月里糊里糊涂就这么过来了。现在尽管社会整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似乎贫富差距更大了，尤其是竞争的起点不平等，造成贫富悬殊加大，以至社会的仇怨心理俞积俞深，“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讲的就是这种现象。对待社会的不公，一些人尤其是没经过文革苦难的人，就开始幻想过去的那种革命的岁月，似乎要“打土豪分田地”才能平心底之气，开始怀恋过去的革命岁月，毛泽东热、革命英雄热开始兴起，把格瓦纳抬出来，用国外的英雄来指引在金钱物欲中迷失的国人，用英雄情节来唤醒这纸醉金迷的平庸时代，这就是《切·格瓦纳》出现并引起轰动的思想土壤。

人人平等、均贫富是任何时代都有号召力的旗帜，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农民战争兴起的口号。当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的时候，有人振臂一呼，就会有人回应，揭竿而起，但历史的巡回往复，只是改朝换代，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最终还是没有解决平等和公平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实践。那么今天当我们的社会出现有失公平的时候，革命自然还是最有蛊惑力的号召，但是我们今天倘若还没能从中国革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奴役梦魇中醒悟，还幻想用暴力或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来追求公平的话，那就是傻瓜和糊涂蛋。欧洲的第三条道路、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成功范式，借助制度的设计、改革，依靠市场和国家的调控，完全可以实现社会共同富裕、自由民主的目标。如果格瓦纳仅作为追求平等自由的价值符号，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但如果把他作为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呼唤他的回归则是短见和弱智。

对于中国人目前的处境来说，《臭虫》给人们带来的思想启迪更深刻，揭示的问题更令人深思。专制的生活离开我们还不太久，虚假的教条在统治奴役我们的日子还没完全逝去，今天乌托邦式的教条主义标语口号我们喊得并不比戏剧中前苏联公民、普里绥坡金的同事们少。今天的人们大多具有两套面孔，公众场合、台上讲着谁也不信的假大空大话，私下里谁也免不了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按照自己的欲望去行事，按照哈维尔的说话，这是后极权社会的典型特征。那么我们今天改革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承认欲望这臭虫的合理合法性，人人头脑里都有臭虫，这是不可改变的，人是动物，生存是第一需要，感官的享受是不可泯灭的人的正当需求，我们只能承认它。而且它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只要做到“己所不予，勿施于人”，合理利用人追求欲望满足的动力，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国家要作的工作，就是通过法制，是人在追求满足个人欲望的时候，别损坏他人利益。臭虫不是美的，但它无处不在，只可合理疏导它，不可泯灭它，而且从人的终极生存意义来看，生命的过程不就是欲望不断被满足的过程吗？

人是有思想理智道德的动物，这也是人超越动物的根本点，但人不能脱离动物的本能属性。欲望的满足是生命快乐的过程，不要还象中世纪那样把满足人的欲望说成是罪孽的。从肯定人的欲望的角度看，孟京辉导的戏超越了马雅科夫斯基的思想局限。在马氏原作里，普里绥坡金是同臭虫一样，作为五十年后的另类，只有供人观赏的作用，没有存在的价值。马氏的戏更多的还是对追求物质享乐的小资情调的人的批判，尽管剧本中表露了很多对革命目的的探问，人的生存终极目标的疑惑，但三十年代、极左社会主义正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不能苛求马雅科夫斯基对制度予以否定。经过了二十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巨变后，孟京辉可以嘲笑社会主义土豆饭食在资本主义的青鱼火腿面前的不堪一击，也可以调侃专制僵化社会里婚礼上的荒诞。

格瓦纳死了，尽管他的头像还不时印在西方国家年轻人的体恤衫上，甚至纹身在球星马纳多纳的手臂上，但他所象征的那个狂热的暴力革命的时代是逝去了，他的偶像只不过作为平庸时代嬉皮士们的精神鸦片偶尔吸一吸罢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成果恐怕要算和平与发展被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了，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来实现公平平等的思路也被人类大多数所抛弃，格瓦纳你还是静静地躺在那儿吧，仅供寂寞的人们缅怀缅怀。倒是臭虫，我们要为你平反，为你正名，愿你从人们的原罪意识中走出来，把人人都有的普普通通的凡俗欲望同人类的形而上的终极生存目标联系起来，得到自己合理生存的空间。

现在主流是，一切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