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鼠疫》
这篇文章孤民应该看过，不过既然谈到了，还是献一下丑。
人的命运：反叛的岁月
若不是加缪，或许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法属阿尔及利亚靠近地中海的一个的小城——奥兰，加缪在这座毫无特点的城市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四十年代的某一年，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遭到了鼠疫的袭击，奥兰人的平淡生活从此被打破了，死亡人数日渐增多，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唯恐清晨一觉醒来，蓦然发现自己的两胯之间淋巴结成串地肿胀，就像自己的某位邻居或朋友那样。“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光飞逝”，这是封闭的疫城里人们的心情表白。
加缪如同许多出身低微的作家一样，总是愿意把目光投向平凡的人和事。1947年，他的又一部代表作《鼠疫》出版，故事中的一群凡人承载了人世间所应有的伟大。面对威胁到整个城市居民生命的鼠疫杆菌的侵袭，故事的叙述者里厄医生深深感到一种逐渐弥漫开去的麻木不仁的感觉也悄悄侵蚀着他的心灵，所幸的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挺直了腰。他“欲怀着与他的同胞共有的信念——爱、痛苦和流亡，加入到他们中间去。”塔鲁在他的笔记中描述了里厄的形象：“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近乎长方形的脸，深褐色的眼睛，目光正直……”
塔鲁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在恐怖笼罩全城的时候表现出出奇的冷静，他以有条不紊的笔记的方式悄悄记载下小城的动态，然而他却是一个半年前刚刚定居奥兰的人。塔鲁描绘了他家对面的整日以冲着楼下打架的猫尔狗儿吐唾沫为乐的老头的故事——他因鼠疫使这些小生灵几近绝迹而郁郁不乐；还有里厄的常年病人——老哮喘病患者，他整天把鹰嘴豆在小锅里数来数去消磨时间。鼠疫猖獗的时候，效率低下的政府实施防疫措施不力，于是塔鲁决定着手组织志愿卫生防疫队。当里厄医生问他，是什么道德观念促使他投身这一危险的工作时，塔鲁只说了两个字：“理解”。
鼠疫摧毁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情谊，无时无刻的猜疑和提防成了人们的习惯，然而塔鲁同里厄却由陌路人结成了战友。里厄对塔鲁说：“鼠疫像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但话虽如此，里厄也不得不承认，鼠疫对他——一名自幼即渴望治病救人的医生——而言，意味着“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一座丑陋的城市，一群浑浑噩噩的市民，一个运作呆滞的政府机构，加上一场空前的灾难，绝境之中，平凡的、理智的、又一心想成为圣人的塔鲁拉起了一支志愿者的队伍。“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唯一非做不可的事”，加缪说出的实话颇令人心冷，然而笔锋一转他又动情地写道：“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
笼罩在瘟疫阴影下的奥兰城越发地丑陋了，居住在城郊的贫民最有理由成为瘟神的祭品，他们过的群居生活帮助鼠疫飞速地蔓延，成批的尸体被抛进简陋的墓穴，甚至连一个最简单的仪式都没有。渐渐的，城里的人们也开始不顾一切地穷奢极欲，大量地消耗奢侈品，各种为有闲阶级开办的娱乐赌博场所疯狂地营业，一派世界末日前夕的颓败景象。塔鲁这样刻画人们的心理：“他们认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到他们身上，可能准备就在他们庆幸未被传染上的时候，突然来临。”
在论著《反叛者》中，加缪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文字：“反叛者是什么人？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如果说他拒绝，它并不弃绝：这也是一个从投入行动起就说‘是’的人”。他心目中的反叛者，正视现实，同时又挑战自我。说“是”是求得真实，说“不”则是为了超越。加缪推崇反叛，意识到荒诞，反叛就将成为必然。
在同里厄谈心时，塔鲁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他说起他童年时曾经目睹过的一次对死刑犯人的审讯，他自幼敬仰的父亲作为检察官将可怜的犯人推上了绝路；他说起他在匈牙利目睹的一个枪决犯人的场景，“这个您知道吗？在这么近的距离，士兵们把子弹集中打在他的心脏区，就会打出一个可以把拳头伸进去的口子！”塔鲁得出的结论是：“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准则。”加缪展示給我们的，就是如此一番痛苦的自省，这在他看来是反叛必经的过程。他认为，反叛并不仅仅必然地产生于受压迫者，他也可能产生于受压迫的景象，在这种景象中，他人是受害者，而反叛则要求“我”与他人发生同化。此外，“別人好像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而我却一想起就喉咙梗塞。”所以，“虽然我跟们在一起，但我还是孤独一人”。
反叛者終究是孤独的，纵然是同为志愿者防疫队员的格朗和朗贝尔也不能洞悉塔鲁的内心世界，这个颇有侠义精神的中年人始终最信赖同鼠疫进行最直接斗争的里厄医生，他的自我剖析顽强而坚定的令人激动不已：“长期以来我感到无比羞愧，因为我曾经是个杀人凶手，即使是间接的，同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仍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就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别人更善良的人今天也不由自主地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生活的逻辑的。我也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一些人的死亡。是的，我一直感到羞愧，我懂得了，我们大家当时都生活在鼠疫之中，于是我就失去了内心的安宁……我只知道，为了使自己不再是一个鼠疫患者，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有希望得到安宁，或者，在得不到安宁的情况下，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如果说这还不能拯救他们的话，至少也能尽量少使他们受害，甚至有时还能为他们做一点好事。”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刽子手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双手在为自己奋力地辩解，有成群的闲人面对着厮杀的血腥兴奋地感受着刺激，谁能想象一个清白的灵魂也要忏悔！然而加缪勇敢地指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苦役、罪恶和灾难。但是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在世界上激发它们，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自身与其他人身上击败它们。巴莱士曾说过的、今天还这么说起的反叛即不逆来顺受的意志就属于这种斗争原则。反叛是形式之母，是真正生命的源泉，它使我们永远屹立在历史的不定型的、愤怒的运动之中”（《正午的思想》），并且把这样的思想灌注在塔鲁身上。塔鲁的反叛也正是从他自身开始的。一片平庸的土地上，一扇反叛的窗就这样倔强地打开了，从那里飘出的，是宗教式的温暖的情怀。塔鲁认为，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他必须以坚强的意志做到永远不分心，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以免将疾病再传染给其他人，“杀人者”所能做的，只有用行动来赎罪，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获得“安宁”。塔鲁对里厄说：“这场鼠疫没有使我学到任何东西，要不，就是它教会了我应该跟您在一起同它作斗争……从现在起，我知道，我对这世界本身来说，已毫无价值。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我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罪的杀人者。”
我常常想起葡萄牙文学家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的一段名言：“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与正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他们的纠正，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塔鲁为这段话做了最完美的诠释，他是真正的反叛者。他并不热爱这座城市，但他更憎恨邪恶势力的肆虐。爱，对这位沉静、缄默的市民而言，是痛苦自省的必然延伸，也只有这种无声的爱，才能使得塔鲁获得他毕生追求的那份安宁。社会已是非理性的，理性的人在反叛；社会已不相信爱，反叛者还在爱。
里厄说：“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其实，塔鲁又何尝不在向这一目标奋斗！他最终没能成为“圣人”，他在鼠疫全面撤退的前夕倒下了，里厄发现他同时患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鼠疫。第二天的中午，里厄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张毫无生气的、永远失去了微笑的面具。他眼看着战友渐渐地淹没在鼠疫的大海里，而他却束手无策地留在海岸上，“他再一次感到自己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来对付这场灾难”，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不知道塔鲁最后是否找到了安宁！
战斗结束了，“鼠疫”其实是法西斯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象征，而我却宁愿将它仅仅视作一场瘟疫。对一个反叛者来说，一场瘟疫足以代表世界的荒诞，足以激发他以百倍的勇气去应战，纵然将付出生命的代价。反叛者的命运终是如此。“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而失去的，则可能是时间、精力、爱情、生命……事实上，正如加缪自己所说，人一旦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谬，他就已经在自觉地进行反叛了，而塔鲁从自己背负的罪孽出发，将反叛进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相信，安宁是属于他的。
就在两人畅谈的那个晚上，就在疫魔的眼皮底下，医生和塔鲁来到了城边的防波堤上。紧张的工作之余，唯有这一晚他们获得了解脱。荡漾的月光之间，飞溅的碧浪驱散了躯体和心灵的疲惫。加缪的心目中，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中海才是反叛者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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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2001-08-11 06:46 PM 发表 | 举报这个帖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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