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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或者不是博尔赫斯?

　　作者：陈侗

　　自从开了博尔赫斯书店，人们就把我与书联系在一起。走在路上，再没有熟人问“最近干什么？”，而是问“书店怎么样？”、“有什么新书？”，好像我的生活中除了书还是书，这很让我犯困。我是否应当告诉别人，其实我有很多时间花在别的方面，比方说打量迎面走来的时髦女郎，在商店的橱窗和货架前经过，或者是很想在并不怎么饿的时候有一个饭局。不，我这样说未免太矫情了，生活给予我的这些权利其实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思考书是否就代表一切，或者，一切是否都以书的形式呈现。

　　很小的时候，虽然母亲在学校教书，但家里除了她的教学用书和发下来的文件，没有任何真正的藏书。因为学习绘画，我只看那些带图画的书。像现在小学生都能读的《红楼梦》，坦率地说，至今我只读过半本，这使得我今天在写作和说话时，很少(或不可能)引用传统文学中的典故、情节和警句。我也背不出几首唐诗宋词，我的语文功课尽管还不错，但我总觉得不能牢记那些学习过的内容是一种缺陷。是否就因为这样，我才选择了与我们的优秀文学传统没有多少关系的当代西方文学呢？

　　此时，很严重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极少主义的躯壳里面，难道不存在其自身由来已久的文学传统吗？让我们忍受一下那些同样枯燥和单调的史诗般的雄伟吧！当我们准备深入到博尔赫斯的作品中时，不要忘了，作为现代人的感受力只是真正理解语言迷宫的一条不怎么重要的途径。也就是说，理想的博尔赫斯的读者必须在知识的拥有量与解析能力上与之完全重叠。然而，这样去产生另一个博尔赫斯(他的化身)是不是必要的呢？

　　最近几年来，被夸大了的信息革命使这种知识的占有形式极度外化，阅读由内心感受变成了视觉反应，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在计算机屏幕上可以看到一切想看的东西；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或许是更大量的)在网络中不能看到的东西被当成了不必要的东西，当成了知识爆炸后的残垣断瓦。因此我们可以立即检索一个网上的博尔赫斯，通过一种快速阅读建立起一个确定的博尔赫斯的形象，然后下同样确定的结论。既然一个纸上的博尔赫斯并不是真正的博尔赫斯，那么让一个网上的博尔赫斯替代纸上的博尔赫斯并不算什么罪过。简单地说，这只是电信事业必然取代邮政事业的一个自然规律而己。

　　博尔赫斯曾说过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沙之书》。故事讲的是曾经有一个神秘的人物专程拜访他，给他带去一本奇怪的书，想用这本书换他的威克利夫版《圣经》。这本“沙之书”让博尔赫斯惊奇万分，因为他总是找不到第一页，也找不到最后一页。而且，每次翻过的一页下次就再也找不到了：一些新的书页总是从指缝中跳出来。后来，慑于这本书的魔力，博尔赫斯(叙述者)把它扔到了图书馆地下室尘封的书架上。

　　从这里，我发现了文学(先不说书籍)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一个特征：小说所富有的这种奇妙感无法通过可视形象──无论静止的还是活动的──来再现。即使我们有可能运用电影特技(在今天则辅之以计算机的无穷本领)再现那从指缝间蹦出一页又一页的画面，但是，那个真正只属于文学语言所形成的叙述逻辑──没有第一页也没有最后一页──是不可能被画面语言的直观性替代的：在书页的不断跳动中，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总是明确地待在封皮的旁边。

　　也许是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我才极力要避开那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的计算机空间，重新审视书籍，它的历史，它的现状，它的未来。除了将语言的记号(或代码)铭刻在纸页上，使之永远地躲藏在六面体之内，书籍是否还有别的不曾被认识到的作用和特征呢？

　　在整理我那凌乱不堪的房间以便搬入新居时，我惊奇地发现，除了几千册图书成堆状地摊在地上，我的确别无他有。这些书大部分是没有读完或几乎没有读过的，由于灰尘的侵入，已经变得发黄、发黑，甚至散发出一股发霉的气味。在时间缺乏、分身无术的情况下，我有可能重新打开这些书页，去汲取那显然有待尽快补充的营养吗？换句话说，假如这些书被我一本又一本、逐字逐句地翻阅过，我将成为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另一个我，或知识渊博，或早已憔悴不堪，如果不发生精神错乱，就是过早地死去。

　　不，我没有成为那样的人。在意识到不可能勾画出自己的另一种形象时，我选择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读少量的一些书，而且，这些书所含有的信息将越来越少。比方说，如果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读麦尔维尔的《白鲸》，我不想知道任何关于鲸鱼或捕鲸人生活的知识，尽管这些知识几乎充斥在这本厚书的每一页中。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麦尔维尔要写这样一本书以及我为什么要读它。所谓文学作品的持久不衰的魅力，大概就在于知识和信息并不那么重要这一点吧！卡夫卡的K之后是加缪的局外人，然后是图森的年轻主人公，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从这一点来说，一个人对自身的认识远比对他人的认识要深刻和有变化、有发展得多。每一个作家都在写他自己，写另一个“我”；作为读者，这个“我”也就是“我本人”；我就是K，我就是局外人，我就是“先生”；甚至，在我不可能认识“他人”的前提下，我就是卡夫卡，我就是加缪，我就是图森。人们知道了这一点，也就知道了我为什么没有把另一些文学人物摆到我的桌面上的原因。

　　当我们认识了自身与文学所构成的关系时，再来看看庇护了这层关系的物体──有着六个面的书籍，就会清楚地知道文学与书籍几乎就是同一个东西。你不肯把《城堡》借给别人，也就是说你不肯把K、不肯把卡夫卡借给别人；你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把你已经读了无数遍的博尔赫斯的小说装进背包，开始你的长途旅行，这说明你的座位旁边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博尔赫斯本人。至于我，由于从来就感觉到自己不可能逾越这些大师(也就是说不能“超越自我”)，我决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推广和保护这些作家方面。人们将看到去年出版的西蒙的新作《植物园》很快有了中文版，也将更全面地接触新一代新小说。这是一些并非任何形式都能展现的作品，它们仍然像我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只可能拥有一个朴素的、近乎刻板的外表，其内里则闪烁着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