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和意义的一场讨论（独孤看看）
关于语言和意义的一场讨论 /sieg
曼陀罗：
......
“我是觉得也许恰恰是对那些无意识生活的关心造成了意识生活的“概念化”。换成人话，我们之所以会过概念生活，而不过别的比较健康的生活（：P），那是因为它对“无意识生活”太过关心了”
这样的说法NAIVE的我自己都不能接受啦。应该激进成这样：那些关于“无意识的生活”的话语，以及那种要探测“无意识生活”的具体内容的“求知之志”，反而应该是从概念生活这种生活形式中衍生出来的吧。
在这么说来，也就不是““对无意识生活的关心”造就了概念生活，而是，有某种东西同时把这两个东西都给造就出来了。
＝＝＝＝＝＝＝＝＝＝＝＝＝＝＝＝＝＝＝＝＝＝＝＝＝＝＝
Sieg:
我还以为再吵啥子哩，原来是关于词与物啊。
赵师傅的文章一开始我还真以为他能把遥远而微弱的回响给放大了，再细细盯下去，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把形而上学里的概念增殖和数理逻辑里的推导增殖作比较，认为前者是意见，后者是事实，因此前者并不代表正确，只代表一种思维范式，然后他以实用主义加简约主义的精神将西方的形而上学硬是拖到一个类似于垃圾筒的水平，接着他在这个垃圾筒上斜斜举起一双可能是当年墨子也不知是荀子穿过的草鞋，说：这也是一种意见。
好方法，大家在垃圾筒这份上作比较，那就没法说谁臭谁香了。
任何一个地域的文化养成，不管它是认知型的还是践履型的，它最终都必须落实到符号层面，否则，就没法产生传播和复制，它就会消亡，这是个功利性的要求，但就是这个要求让所有不著文字的文明见了他们的鬼去。
在形而上学中，我恰恰能看到纯粹逻辑的影子，无论是安瑟伦还是笛卡尔，或是阿奎那还是康德，他们乱七八糟罗里八嗦的叙述风格里我能抽出逻辑所特有的那种规范，可以说西方的形而上学是一种类逻辑，没有这种类逻辑，弗雷格是干不了他的活的。
因此，赵师傅这个垃圾筒大家蹲蹲的做法，实在是没有深入研究西方形而上学、哲学、数学、逻辑学而随便得出的一个看法，也许他接触了奥卡姆、马赫和彭加勒，但消肿工作其实并不是针对形而上学里的逻辑成分的。
令我觉得郁闷的是，从墨子那双破草鞋起，没有一个中国的践履思想家能把他的意思明晰地表达出来的，他们全是些玩弄模棱两可的专家，他们留下的文本，彼此之间各向同性地太厉害，以致公孙龙子最后也被他们同化，真是活活气死人。这种话语资源在今天看来倒真的是垃圾筒一个而且还不能化废为宝，支援各位青年俊贤的论文建设，它们起的作用只是类似于古印度的奥义书或古犹太的死海手卷：只能传达由年代久远而带来的沉重，不能传达尽管年代久远却仍旧有的轻盈。
概念的自我增殖，取决于它增殖的规则，这是个和公理集合论差不多的构式，举个最简单明了的例子，当有神论者要推证上帝存在时，他必须按照逻辑的因果链进行推证，即便这是不能用逻辑做的，但在形式上他却非得这样，因为他必须保证推理时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就这样，有关上帝是不是无限推证的命题才会出来，再深入下去，将内容割掉，只留形式，那就是基础数学的一个假设命题：无限存在否？直觉派否认有无限，但康托尔他们认为有。
这活儿要交给中国的孔子准完了。孔子一句话就把你憋死：你还不知道有限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去讨论无限的事情捏？然后王阳明这个智商也不会高到哪里去的家伙，还有什么董仲舒啊戴震啊，一个又一个死吹天啊心啊万物啊气啊，你们看，孔子先用实用的斧头切断逻辑的链条，然后接下来的一帮腐儒就开始扛起孔子留下的革命斧头，到处砍伐我们的语言世界，他们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只留下一堆堆天啊心啊万物啊气啊，这些概念彼此没有因果链条，全部在空气里瞎飘八飘，偶尔被一帮新儒家抓到几个，就当活宝供着，期望它们能培养出逻辑链来，却不知文化资源也是有遗传性的：祖辈开发的符号资源里如果没有将逻辑规则引入，那它们的后代能变异出这个规则的概率将几乎为零。
我们国家的哲学，我觉得不是类逻辑，而是类文学，所以别指望它能使今天的我们更理性，它知会使我们面对理性时不至于太没主心骨，毕竟非理性也是有点道理的。
这就是诗歌为什么还需当做化石保留至今的原因。
＝＝＝＝＝＝＝＝＝＝＝＝＝＝＝＝＝＝＝＝＝＝
曼陀罗：
不讲理是不行的啦，至少好象在交流的时候是不行的。但是反过来想，是不是道理或者逻辑其实就是，只是交流所要求的呢？也就是说，可能是讲理比较有益交流，所以就被确立成一个对主体的要求了。不过，我想说的“生活在概念中”其实也是包括不讲理的部分的。因为概念生活是个人生活啊···我没有通过这个说法一味指摘逻辑的意思啦。
另外，我想替赵师傅解释两句。我个人觉得吧，赵师傅这锅烩的不是语言（表达）是否应该有逻辑的事情。知识和逻辑还是有一点不同。他是想说，知识分子老是生产知识，这个个人问题解决不了群众们的心情会比较失望，就会把“学术”抛弃掉了。至于把注意力转向个人生活问题（我觉得是“个人”生活问题，但也许赵师傅倾向于说“生活问题”）之后产生出来的那些“智慧”，是不是也要用逻辑的形式来表达，好象看来他还没有定论。当然他的文章有强烈暗示要遵循中国哲学的那种说话方式，这个，如果是这样，我也是不能同意的啦。其实，我是觉得中国古代的说话方式并不是一种表达，应该看成是一种借助语言来进行的精神修炼。意思是说，如果它强调现场性的话，不是因为它强调“在场”在表达中的中心地位，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活动的道具。所以，要想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到“思想”资源，我基本上认为是上树抓鱼的干活。
还有一个问题。您老人家说，“概念的自我增殖，取决于它增殖的规则，这是个和公理集合论差不多的构式，举个最简单明了的例子，当有神论者要推证上帝存在时，他必须按照逻辑的因果链进行推证，即便这是不能用逻辑做的，但在形式上他却非得这样，因为他必须保证推理时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就这样，有关上帝是不是无限推证的命题才会出来，再深入下去，将内容割掉，只留形式，那就是基础数学的一个假设命题：无限存在否？直觉派否认有无限，但康托尔他们认为有。”
是不是意思是，只有在逻辑中问题才能“深入下去”？也就是说，才能获得有意思（值得讨论/研究/想）的问题？你知道我是学哲学的啦，从生理倾向上，我会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有时候兄弟我也会有伟人的困惑的：P，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那个“哲学是那种随时都可以不做的学问”，也就是想不做就不做也没什么遗憾的学问。可是，老搞这种不搞也没遗憾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有遗憾的感觉的。··这事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因为看起来那些支持两头说法的感觉都完全真实，而且同样强烈。
＝＝＝＝＝＝＝＝＝＝＝＝＝＝＝＝＝
Sieg：
不讲理是不行的啦，至少好象在交流的时候是不行的。但是反过来想，是不是道理或者逻辑其实就是，只是交流所要求的呢？也就是说，可能是讲理比较有益交流，所以就被确立成一个对主体的要求了。不过，我想说的“生活在概念中”其实也是包括不讲理的部分的。因为概念生活是个人生活啊···我没有通过这个说法一味指摘逻辑的意思啦。
知识和逻辑是不同，他强调的是思维方法这个形式过程一路撒欢奔走后留下的花花草草，然后说这些花花草草污染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纯真而朴素的大脑，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思维方法不是类文学而是类逻辑的话，那么，花花草草就有花径可循，就不会乱花渐欲迷人眼了耶。知识分子老是生产知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方法，那这和癌细胞的增殖是没啥子大区别的唷。精神修炼是个嘛玩意？任何实践，它天生就已经注定是远离语言的，而远离语言虽然能远离花花草草，但你说一个家伙呆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告诉大家他不受花花草草的干扰，这又算什么本事捏？上树抓鱼本事？
不是只有在逻辑中问题才能“深入下去”，而是只有逻辑才能让其他人也能按照同样的路径，确切无误地彼此认同到：大家都是一个袜筒深入下去的（当中智力不行中途退出的不算），但类文学就不行啦，一个姓李的说：道道道道道，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一个姓孔的马上接口：脚踏着仁的大地，马上又一个姓孟地跳出来唱：背负着善的希望。最后大家一起合唱：就是好耶就是好。
这般一来，也算是得到了一致的意见吧，但这方法不具备一致性和可靠性。
维特根斯坦的那个“哲学是那种随时都可以不做的学问”说得没错耶，他自己有这自知自明是很好的呀，他的那些玩意呀，是给文科生看的，理工科的人谁不知道他的水平就这样了，这也就是哥德尔瞧不起他写的东西的原因呢：哲学里最考量人的：一个是你的洞察力，一个是你把前面一种能力转换为清晰表述的能力，就这两方面来看，维特根斯坦是不合格的，比亚里斯多德差一大截呢，当然要说明的是，我是把海德格尔当文学家的，压根就不打算把他搁在哲学这块里。
＝＝＝＝＝＝＝＝＝＝＝＝＝＝＝
曼陀罗：
我是同意你说的，如果有了逻辑，就能保证一个确切的路径让大家都彼此认同，这样大家就可以有力一起使，就可以一代接一代地把那袜子钻得深点更深点吧。
我只想替那什么解释两句。
一个是，老大你肯定知道逻辑是有很多种的。原来只有三段论逻辑啦，后来是符号逻辑，变成演算系统之后，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各种逻辑的合法性在虾米地方捏？有同学的观点认为，跟纯数学一样就是一概念工具啦。但是，即使是工具，也得有一使用的恰当与否的这么一个合法性问题呀。所以，就有另外的同学说，逻辑的合法性根据是“生活形式”啦。这个同学就是维特同学，也就是老年维特之烦恼。
这样一来，就得有一伙同学去挖掘这个生活形式来给逻辑当后备啦。这些同学的境域是比较凄惨的。为虾米这么说捏？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为他们的话语准备的那个清晰一致的逻辑还没成形捏。所以他们只好说一些看上去没逻辑的话了。这个过程要好几代人呀，牛顿同学的逻辑虽然大致清楚了可是其实还有很多争论呢。事实上，虽然这孩子套用几何模式写作，可是按照专家的研究，那完全是一个骗局呀，其实里面是算术而不是几何逻辑···那算术逻辑又是虾米东西，专家们又自己打成一团了。量子力学就更不用说了，什么三值啦，什么模糊啦，什么带时间算子的广义模态啦，什么互补啦，什么什么的，我完全是晕着菜看他们玩，反正就一感觉：Y也不明白。
这只是具体逻辑。还有一个一般性问题，就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那个“逻辑的年代”，也就是从WEISTRASS（是这么拼的吧）到HUSSERL到海公公或者FREGE到RUSSELL到少年维特的那个时代，是对逻辑的本性痛苦反思的年代啊。所以，不仅仅是挖掘这个那个的生活形式，而且也要通过大脑狂转来LOCATE到已经形式化了的逻辑的根基处，要LOCATE到那个赋予逻辑形式以合法性的“形式”具体所在位置。这样一种从来没人干过的力气活，开始干的时候总会有些笨拙的啦。而且，这种元问题，又该用那种逻辑来表达捏···当时至少没有定论，所以大家都是各出机杼，手工作坊，拼命挖掘体内的经验：而生活经验本身是文学性的呀。
还有一大问题。尽管哥两都挺文学，可是问题的方向还是挺明确的。好多代人还是能跟在他们后面继续要把袜底搞穿，为什么呢？因为维持问题的稳定性的不仅是逻辑性的表达啊，文学性的表达，如果依靠生活的稳定性也是可以保持问题定向的啊。因为，这样的“元问题”或者“源始问题”，是镶嵌在生活中的嘛···还有比文学更能准确地切割生活的玻璃刀么？
所以，实践不是远离话语的啦。我觉得后-先验时代（海公公，老维特，斯特劳斯大人，阿福还有小德子还有好多好多人）的思想倾向，正是要指出这一点嘛。就是说，实践会对话语有一“钳制”性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要知识分子摆脱话语生产中的知识论倾向，其实是要让他们生产那些和实践有关联的话语呀。
最后说说精神修炼吧。我的强烈意见就是中国哲学基本上是服从中华国术的运转方式，就是师徒相传，先练套路（记诵之学），然后拆招（义理/修身），然后你就闯荡江湖吧，闯下万儿来是你的也是师傅的（学派传承）。那它是干吗的呢，它就是用来稳定自己的···生活太复杂了，要想一个人搞定，所以能指必须简单：但是所指却必须灵活。
这个固定能指条件下所指的灵活性（柔韧性，FLEXIBILITY），就是衡量一个人精神修炼层次的指数。越灵活你Y就越是天人合一的东东。什么举一反三啊，不能“胶柱鼓瑟”啊，什么一通百通啊，什么万物皆备于我啊，全是这个调调。
这个东西吧，跟什么交流什么的没关系。不是学术，也不是思想，也不是知识，也不是什么可以拿出来通过交流发生作用的产品。它基本就是一个人体质类的东西，好比有人能吃，有人能睡，有人能“房战”，有人嘛，说什么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就是这样啦。
可是，这个体质类的东西跟实践也不远离哦。在古代中国的生活状态下，它可是标志一个人牛B程度的重要指数，就象女孩子长得好看论文容易通过一样···CHRISMA啦。不仅如此，群众们不仅按此标准选拔管理人才，而且确实按照他们的言论去进行生活···这又是怎么可能的呢？那是因为这些人说的话，虽然所指灵活，但是仍然是是境域限止的嘛···也就是所指的转动不是靠力比多而是靠所谓的天道或者什么人道之类的东西：也就是时机。这个，群众们也是能感应到的呀。所谓时移世易，变法宜矣，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样的设置有大问题。中国政治史有一基本冲突就是“变法”。这可不是从现代观点整理出来的，是古人的自我理解中的根本困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要在固定能指下变更所指，实在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呀。暴力和狡诈，权谋和诚恳缺一不可的玩意。
总之吧，我虽然觉得这个精神修炼在现代是比较离谱，可是，人家也曾经是一种话语-权力-机构的存在形式呢。运转了好几千年呀。
孔子什么的那些人吧，他们的言论理解起来跟鬼子的有逻辑的言论，不能用同样的方法。
说粗了，鬼子他们那言论是为了没时间的言论准备的。咱们中华上国的言论吧，基本是给同时代人说的，所谓继往圣之绝学，目的是开万民的太平···同时代的群众的太平啦。所以，他们说话都比较语境化一点。什么叫语境化呢，就是字面表达不是完全表达。需要补充大量的语境信息才能形成准确的理解。换句话说，鬼子认为我的话只要有了逻辑，那别人理解我的言论，就会“按照这个逻辑运转”，也就是认为逻辑能够给予文本本身一种超出语境的稳定性：脱语境化才是海公公讲的“去时间”嘛。这个，从鬼子的解释学策略能看出一反面教训来。
为啥GADAMAR这土人说自己也是一后现代捏。因为解释学的阅读策略实际上是这样的：你Y不是说你有逻辑么，不是说只要按你那逻辑运转，就能保证意义的同一性么，我就跟你说阅读过程中，即使有逻辑，我仍然能把我的私货放进去导致所指的某种转移。因为有前理解和解释的HORIZON。这样，解释学策略导致的结果就是每一代的阅读结果都形成一（号称）“无时间”的东西···可每个（号称）无时间的东西都不一样，断裂就是这么出现的拉。时间性是以断层累叠的形式呈现的。
国人就不一样了。国人没有“超出语境的话语”这个层面，也就是说话语和所谓生活史它是合并在一起的。生活史是绵延的。而话语史只是这些绵延中的一些小孤岛而已。
这样的话语，如果按阅读鬼子的文本那样来读，当然是会觉得他们谁跟谁不沾边拉。可是人家本来也没有要形成一“学术传统”的抱负么。儒家话语的“道统”仍然是在政治意义上（“党派”[不过不是现代政治那种意义上]，就是生活立场）延续的。换句话说，是生活问题的延续性啊。
这就说到一关键问题了：现在有两种传统类型，或者说有两种稳定性类型，而思想/学术传统，或者就是那种依靠逻辑获得的抽离性稳定性，是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强过那“道统”类的话语传统的延续性呢？
我觉得至少有一点不是，就是赵师傅说的那点···有时候离重要的生活问题会有点远吧。反正我学分析哲学的时候就特痛切：）
＝＝＝＝＝＝＝＝＝＝＝＝＝＝＝＝＝＝＝
Sieg:
我想说的是呢，类逻辑和类文学本来是不分轩轾的，但是类逻辑的符号增殖系统有一个天大的小秘密，这个小秘密现在就告诉你馒馒头一个人哦：类逻辑系统具备递归特征。
这个特征表现在笛卡尔那里最彻底，就是带清算性的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逻辑这东西就是怪，它六亲不认，一个袜筒钻到底，钻啊钻啊它会发现：我怎么知道我钻的方向碰上的底就是袜筒底，万一这只是一个老鼠洞的尽头乍办捏？然后它就一步一步检查自己走过的路，好在路都是有标记的，而且谁都修改不了，最后它发现：有可能是做标记本身就决定了钻的方向，然后它把这个考虑结果带到下一轮的行动中......
递归性就是当你计算下一步时，你上一步计算得到的结论就是下一步计算的开始，而下一步计算的结论会取代上一步的结论，这样子，递归过程中，它的形式性并没有被破坏，但其中蕴含的数值却一直在改变着无论是罗素发现了逻辑一大统的问题，还是伽达默尔发现了解释一大统的问题，或是福柯发现了权力一大统的问题，他们改变的都只是符号的值，但符号关系，没有改变，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同样的关系对他们进行猜想与反驳的原因。
中国的符号系统要是属于类文学的话，它是不包含递归特征的，我觉得是属于代换特征，比如将数值a代换到b再代换到c后来还是代换到a，这也是种稳定的形式，但这形式同时把内容也稳定住了，（这接近于你的观点：能指被固定住了）这使得中国的“天”概念不管他们怎么解释，晕晕乎乎了半天，还是在老地方打转，当然它贡献出了好多符号资源，但这些资源单就在能指－所指层面上而言，都可以最大公约化为一个：屁。
因为所指一随便滑动，就意味着符号本身和现象事实之间的对映发生了可怕的混乱，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符号的内涵必须扩大到没有边界外延则必须模糊到，没有边界，这样，付出了不必矛盾律来当符号世界的太平洋警察这个代价后，中国哲学终于就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可说”在中国老熟的不得了的原因：反正说不出，干脆给个面子，说“不可说”，大家都是搞哲学的，不要弄得谁都没饭吃。
我怀疑类文学和类逻辑都是从互渗律进化而来的，这是一株精神的进化之树，赫胥黎和达尔文的生物学观点，在文化人类学层面上，应该有所发扬光大啊。
等我看完《原始思维》再详谈。：）
＝＝＝＝＝＝＝＝＝＝＝＝＝＝＝＝＝＝＝＝＝
曼陀罗：
尊敬的SIEG同学：
您好！
自从那天看完您的回帖之后，我的心潮久久不能平复。那一夜，我想了很多很多···
可是我还是有点拿不准自己是否完全明白了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类逻辑的递归特征在使得能指进行增殖的过程中，保持了所指的某种公共性，原因是在于所指和能指的对应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您说的符号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而类文学则在固定能指的同时让所指发生了移动。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参与了递归呢，是单纯的能指，还是整个符号？或者您的意思是，能指的形式性变化就是所指的变化？也就是说，所指的变动是通过能指层次上的形式变换而进行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还遇到一个变换问题，即，能指的形式变换物，是如何被赋予意义，也就是如何使得所指发生变化的呢？说得再明确一点，就是形式变换是如何成为语义变换的？
这里一个容易想到的例子就是所谓“句法”（syntax）。可以把一个句式看成是一个能指层次上的变换关系（变换函数），而将能指代入后，就可以产生“意义”，也就是由此获得“下一步”的所指。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能指层次的变换函数也是所指变换的例子），产生的新意义（句子的意义）的稳定性实际上是依赖于代入句法函数关系的符号本身的能指-所指稳定性的。也就是说，当我用“我”“是”“猪”这三个符号代入NP-VP这样的句法关系中形成“我是猪”这个句子的时候，要想它能产生我是猪这个含义，一方面当然是句法关系（变换关系）要产生含义，一方面“我”，“是”和“猪”这三个词的意义也不能变化。否则，比如，我一边向人承认说“我是猪”，一边却把“猪”理解成“雷锋”，这样也不能保证那袜子能被搞到底。
事实上，“句法”这种形式变换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于，它所谓“形式性”不是从单个符号的能指层次而来，而是把所有的非逻辑常项都看成是变元。也就是说，所谓的逻辑的形式性，是逻辑常项的形式性，而不是能指的形式性。这样一来，实际上出现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形式层面，一个是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一个是句法演算。
这也就是说，至少使用现有的演算系统，是不能保证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的稳定性的···除非能找到这样一个形式系统，在其中句法和语义模型是不独立的。
但是，问题是，如果句法和语义模型不独立，那么，不仅仅是句法演算会构成完整的语义，反过来语义变化也会改造句法演算规则，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句法演算不再是纯形式的，也就是说，同一个演算形式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演算规则，这样一来，也就是说即使递归也不能保证语义稳定了。
您看，按照我的看法，您现在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中：一方面，如果您认为语义模型和句法演算规则相互独立，那么仅仅递归就不能保证语义模型，也就是能指-所指对应关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如果您认为这两者不独立，那么句法演算本身会丧失形式性，换句话说，变换函数本身要陷入所指滑动的困境中，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不能用递归特征来保证语义的稳定。
我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很可能根本没有把握到您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上面的意见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一些困惑。等待您的回信，期待您的进一步解释。并祝您
身体繁荣思想昌盛
您的同学
馒好
＝＝＝＝＝＝＝＝＝＝＝＝＝＝＝＝
Sieg:
说实话，当我说到递归系统时，我只考虑到句法演算系统，没有把内涵语义学（对不起，我看了你的文章，把你所说的语义学加了内涵两个限制，否则会和你说的句法演算系统发生概念交叉）考虑进来，也就是说，在我当时考虑的体系里，所有的能指单位都是单子，即只有外延没有内涵，这样，就不存在“猪”变“雷锋”这种可怕的语义转基因工程了。
我前面其实也不自觉地提到过：说中国汉字的句法演算系统为了不产生矛盾律，它通过改变外延和内涵的比例来调节什么的，这里我再仔细梳理一下下：由于中国汉字固有的言简义丰特征，使得它有能力缩小它每个单位能指的外延，并给它的内涵增容，比如，“天”这个能指，它可以成为很多句法系统里的成分，但每次参与的内涵部分却不一定一样，这样，在表达上由于只有通过能指来判断是否一致，那么，当能指一致但能指－所指构造出来的符号意义却发生变化时，就必须让这个能指的内涵模糊起来，才能在不同的意义之间都说得过去。
但如果我构造一种方法，比如西方阐释学的方法的某个变种，将汉字句法系统里的内涵中可以搞搞清的部分全部外延化呢？比如“天”假设有内涵关系f(t1,t2,...tn)，其中，f是指t1->tn的关系，那么，当方法G作用上去后，就会有(Gf)t1,(Gf)t2,...(Gf)tn,也就是说，t1->tn都被相互独立开来，它们不再具备原先的内涵互相通融的特性，反而成了具有外延性的单位能指，然后，我再将（Gf）算子进行逆运算，就能得到还原后的相互独立的内涵，也许这个还原过程是不可能的，那么就进入西方的递归算法系统里，也是可以的。
这样，从方法上就避免了内涵语义学的诘难，从而保证了句法演算系统里单位能指的所指的对应稳定性，使得以后产生的符号意义无法出现言简义丰特征，于是同义反复的能指癌扩张命运也就不会降临。
对不起我事情多得像牛毛雨一样，蒙塔古的内涵语法学到现在还没开始看，真是对不住，否则我可以说得更厉害些的，上面的内涵外延化的方法，是受了卡尔纳普的启发，特此声明
__________________
镜子和父性令人厌恶，因为它们使世界增殖。
2001-07-11 12:12 PM 发表 | 举报这个帖子 | | 
| 
关于语言和意义的一场讨论（独孤看看）
关于语言和意义的一场讨论（独孤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