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习过，在我们的印象里，王铭铭教授是少数几个才思敏捷、知识渊博、严肃认真的学者之一，我不相信种种对他恶意攻击的言论。

1995年王教授刚刚从人类学的故乡——英国学成归来，怀着一颗几乎是我们媒体每天用来感化人们的“爱国心”回到了祖国。他不满足于西方对人的研究方式，立志要从中国的“草根文化”中找出能够支撑中国人的精神来。“对人的解释和理解应该有中国的一席之地”，他说，“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本土资源。”

然而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学术是何等之贫乏，而更有甚者的是，在“以研究他人来反思本文化”的人类学领域又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尽管老一辈学者诸如费孝通、林耀华也曾经学习过人类学，但后来基本离开了人类学，走向了经世济用社会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当一个纯粹的学者是很难的）。在这样的中国，王教授所唯一能做的就是传播这种知识，让人们接受人类学这一独特的视角。

在人心浮躁的今天，传播这门知识是非常不容易的，然而王教授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哲学系的一位教授说，王教授于中国现代人类学的贡献可比于刘小枫对中国西方神学理论的贡献。刘让中国知道西方不仅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有支撑它的神学传统，而王让中国知道了解世界不仅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且还可以用来反思自己。而且我在这里更愿意强调的是，王几乎是孤军奋战地履行这一使命的。在这几年中，他所费地心力大概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

在中国向来如此，这种文化对优秀人才的压力几乎让人无法想象的。人文社会科学者在中国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学术来源思想，思想来源于实践和思考。中国的学术从一开始就处于两个夹缝之间，一边是政治上的禁区（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一边是学术圈内的利益所构成的力。自然，想得到学位和职位绝对不能碰第一个（如李慎之、刘军宁等），同样想在学术圈内混就不能碰第二个。王的悲剧就在于此。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王选择逃避政治的方式，然而当他力图进入学术领域的时候，他又发现他错了。学术界并不是“世外桃源”，学术霸权和学术垄断几乎不可能让优秀的新来者进入，某些学科领域几乎成了某几个人的“后花园”。没有师承关系想进入主流的学术领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前几年，教育部和《读书》等单位的学术英豪评选闹剧就透视了这一点，上榜的几乎都是90岁以上完全没有学术创作可能的老人。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成绩不够学术英豪的资格，而是这种现象折射出其中的派系来——每一老先生后边跟着无数的小辈们，而这些小辈们不管水平如何都要在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占据位置。可是年轻气盛的王教授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心想通过自己个人的力量“来为中国文化增加重要的一元”。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在人类学领域，王教授不但传播了西方现代人类学理论，而且还自成一家，力图发展出他的历史人类学路径，他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力图以史学资料来避免西方人类学对异文化的误解，同时又以社会人类学特有的关怀来理解中国历史，为中国历史找到历史中的普通人。这一富有开创性的路径被远在大西洋两岸（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学者高度赞扬，说实在话，他在西方学术界领域的名气要远远大于中国。但是，在大众的视野里，王教授绝对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教师，就像朱光潜，走在未名湖畔没有几个人能够认出来。然而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追求而会妨害某些人的利益。见到有人做事情，一些人不乐意。霸权不乐意，“哪里来的猴子，敢在我这里撒野”；阿Q们不愿意，“不能说有光”。终于出手，动用文革的下三滥办法，组织黑材料，混扰视听，恶意攻击。本来善意的批评是有利于学术的，但是这些人不愿意这样。自从有了网络之后，这些人就找到了更加恶毒的武器。以“莫须有”的罪名，李代桃僵，恣意玷污对方的名声，通过巫术变戏法让不明真相的人们莫名的兴奋，煽动他们来攻击北大，给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当局采取措施，致对方于死地，以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

王教授是不容怀疑的，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同样《想象的异邦——社会人类学散论》是一本很优秀的教材似的作品，是人类学入门读物。是王教授把西方现代人类学系统的介绍到了中国。王教授还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如果你不愿意亲自读他的作品的话，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愿意亲自翻译他的著作《逝去的繁荣》（六十余万字）,应该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技术不断进步、民智逐渐开发的今天，我希望人们能够从事实出发，克服流民心态和猎奇心里，本着负责的态度，认真谨慎从事，避免误伤象袁崇焕这样的“埋头苦干”的人。学术圈的腐败乃至社会的腐败已经使人寒心，但愿不要借治理腐败之名使我们更加寒心。

时间:2002年1月15日 作者：candidman 来源:教育与学术

从三个层次看王铭铭事件的“学术问题”
时间:2002年2月4日 作者：田畔 来源:学术批评网


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21日文章《能不能一棍子打死——北大名教授剽窃国外著作有感》，王铭铭辩护者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学术著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类的学术著作，相互的启发、借鉴是正常现象，“剽窃”行为难以界定，因此王铭铭的做法是否剽窃尚待讨论；二、即使王铭铭确有剽窃行为，也应该作为“学术问题”而在学术界内部进行讨论、解决，而不应该公布于众而引得公众和媒体介入；三、考虑到王铭铭在人类学界的贡献和地位，即使犯错误，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北大的处分过严，是迫于舆论压力的软弱表现；四、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是恶意的“炒作”，而且浮躁的媒体和对王铭铭有恶意企图的学界不良分子有相互勾结和利用之嫌。（摘自搜狐网）

以上谬论，本不值一驳。但有些问题，因为挂上了“学术问题”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还颇有点迷惑力。以致在许多人那里，剽窃者被描画成受害的“英雄”，揭露批评者反而成了别有用心的“学术警察”，甚至“文革”分子。故笔者不得不费点笔墨加以澄清，以正视听。

是不是学术问题，我们要先搞清楚什么叫学术。据中国目前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辞书解释：学术就是“有系统的、较为专门的学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第3版）。
以下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谈。

第一，专业层次。

王铭铭事件出来后，一些学者出来争论王教授在人类学方面的贡献及水平（叶君：《聚焦学者眼中的“王铭铭事件”》，载《社会科学报》2002年1月30日；转自学术批评网）。这个问题基本上只能在人类学者的范围内讨论，别人无权置喙。现代社会分工很细，隔行如隔山，比如同是哲学专业，研究中国哲学者，未必精通外国哲学。因为即使同是人类学专业学者，由于具体研究方向不同，说法也不见得准确。所以有人指出其他专业的学者不懂人类学，没有发言权。也有其一定道理。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许多专业在内容上有所交叉，而科学研究也有其共同的准则。从这一意义上，其他专业的学者未必不可以进行评论。

比如历史学教授曹树基就在大量举证的基础上，指出：
王铭铭《社区的历程》一书最大的失误，不在于作者的“对话”意识，而在于作者的“对话”方式及作者对于“对话”的狭隘的理解。他的所谓“对话”，只是把中国研究作为验证西方理论的实验室。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意义，似乎只有在回答某种理论的“对—错”、“是—非”时才有意义。当代中国的学术极需要和西方对话，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对话，需要我们好好思考，更需要我们在自己艰苦的研究中实践。无论如何，绝不是用中国材料，按照西方菜谱去制作各种所谓的“理论”拼盘。

从而，曹树基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人类学？什么又是中国的社会人类学？（《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转自学术批评网）

我们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一个学术问题，尽管其中不少观点也许是可以再讨论的。但是，即使王铭铭教授在应用西方人类学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时确有这样那样的缺憾（笔者未读原书，未有核实），也不足为奇。正如王教授的博士生所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能以此来断定王教授总体专业水平如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也许曹所指出的正好是王的不足。再说，曹文也并非完全否定王著，其中不也肯定了王的许多成果？

王教授专业水平的高低，是学术问题，但现在专家意见既然并不一致（见上引《聚焦学者眼中的“王铭铭事件”》），外行就更不好说什么了。如果一定要对此问题有一个说法，只能由有关部门组织不同观点的专家充分讨论。有一致意见更好，各执一词也没关系，总能得出一些看法来。

但是，这只对王教授够不够教授水平，能不能当博导有一定意义。而在这方面，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评判能力，而且也不准备评判。

第二，学术常识层次。

在这一层次，有发言权者甚多，只要受到过相当于大学水平的训练者，都知道什么是学术常识。
就笔者看到的报导，其他学者从学术角度批评王的，主要不是专业问题，即使与专业有关，也多都属于学术常识范围。

据倪乐雄文：
由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5月出版的安东尼·吉登斯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将《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译作“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第99页）不但把孔子的话误作孟子的格言，而且还把孟子（Mencius）误译作“门修斯”。
除此之外，书中屡有置固有的习惯译法于不顾的地方。例如：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被译成“黑罗多特思”（第58页）；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被译成“阿肖卡”（第91页）；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被译成“夏勒马涅”（第136页）。而作者在“译后记”中称，对于人名，他们“尽量沿用了国内的固有译法”。校者在该丛书的“译序”中称，他“逐句逐字”校对了全书。

倪乐雄指出，显然，这不仅是个习惯译法问题。（倪乐雄：《孟子变成“门修斯”——学术界必须关注的问题》，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30日；转自学术批评网）

一位“被芝加哥大学等世界一流的学术机构聘为客座教授”，“在中国人类学界的地位更无人可以替代”（《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致北大领导的一封信》，载《教育与学术》2002年1月14日；转自学术批评网）的人物，又曾在英国留学多年，连孟子的英译名都不知道！确实不是个小问题。而像希罗多德、阿育王和查理曼大帝等中学生都必须了解掌握而文科大学生都耳熟能详的重要历史人物，怎么可能搞错。简直不可思议！

此外，在曹树基的批评中，也指出王的不少常识性错误（见上引文及《学术研究与学术著作的评审——评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载《文汇报》1998年11月13日；学术批评网转发）。限于篇幅，就不详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以上索引查找原文阅读。

假如这些差错属实（笔者没有核对），的确是个大问题。如果说，第一层次的问题，由于我国人类学还比较年轻，在建立与理论借鉴方面难免会出这样那样的偏差（如果曹指出者无误的话）。那么，第二层次的问题，就是绝对不应当出现的常识性错误。我们不能说因为有这些差错，王的专业水平就肯定不行，但至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以上问题虽然表明王学术基础不扎实，犯了常识错误，但仍属于学术问题。我们要着重讲的是第三个问题。

第三，道德法律层次。

2002年1月10日《社会科学报》刊登文章《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评王铭铭〈想象的异邦〉抄袭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作者晓声揭露，王铭铭采用“纯粹的全篇搬运法”、“修正的完全搬运法”、“拓展的全篇搬运法”、“注释中的障眼法”等多种方法，将他人书中的10万字“搬运”进了自己的著作。显然，他是在仔细对比了两书之后，占有大量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就我阅读所及，《想象的异邦》总共四编，共32万余字，第二编题名《视野》，总共10万字左右全部抄袭自他自己所翻译的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转自学术批评网）

王铭铭的辩护者并不否认这一事实，因为白纸黑字在那摆着，想赖都赖不掉。关键是事件的性质如何。他们不认为这是抄袭剽窃，说这是学术问题，是学术著作的相互启发、正常借鉴，难以界定为“剽窃”（详见上引《能不能一棍子打死 北大名教授剽窃国外著作有感》，《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致北大领导的一封信》等）。

既如此，我们就要搞清楚，学术是什么，借鉴又是什么。前已指出，学术就是“有系统的、较为专门的学问”；根据同一出处，借鉴就是“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那么，把别人书中的内容大段“搬运”到自己的著作中去，不注明出处或参考书，也可以称为学术而且还是“借鉴”吗？

其实，在现代汉语中，这种行为自有其相应的词汇，“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来当做自己的”叫做“抄袭”，而“抄袭窃取（别人的著作）”叫做“剽窃”（《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

“抄袭”“剽窃”实际上就是偷盗，而“窃”正反映了这一行为的基本特征。只不过偷的东西是精神产品，而非物化形态的财物。偷精神产品和偷物化形态的财物，两者形式不同但都是非法占有他人财富。王铭铭正是通过这种非法手段占有他人精神产品的，怎么能是学术借鉴呢？因此，王铭铭事件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道德的“是非”和法律的“罪否”问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不乏抄袭剽窃之例。但将这种不道德的犯罪行径公然说成是学术问题，就笔者所知，应该是王铭铭辩护者的新发明。如果有人非要说，因为违法主体是学者，抄袭剽窃就可以算作学术问题。那么学者偷盗物化形态的财物，也可以目为学术问题。照此推理，官员贪污就是公务问题，假球黑哨就是体育问题，假药就是保健问题，毒米就是食品问题。所有违法行为都可以此为借口捂着盖着，从而逃避应有的惩罚。那我们的社会还能正常运转吗？

假如说，“偷书不是偷而是窃”，是历史上没落文人为维护其“清高”地位的一种无奈的话；那么，“抄袭是学术”，则反映出当代某些学人的无耻心态。而这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言论，竟敢公然发布于媒体之上，向全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挑战。这不能不是当代中国学界的一个悲哀，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2月4日

害得我都不敢买“学术前言”的书了
还有就是据说罗兰-巴特的《神话》一书（东方书林）的翻译也有严重与原著不符的情况。

一，为王铭铭教授辩护
作者：杨冰 来源:学术批评网

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成为近年社会科学界讨论的热点，一些人乐于充当“学术警察”，这些都是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好事。不过，凡事总有限度，若在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讨论中钻进牛角尖，好事就会变成坏事。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向来喜欢钻牛角尖，当前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讨论似乎也钻入了这个由好事变坏事的牛角尖中。我不很清楚的是，这种变化是因为一些人的糊涂还是他们的精明，是有组织的诽谤还是引发了阴暗的内心世界的竭斯底里。其中对王铭铭的有些攻击，似乎成了竭斯底里发泄的典型。

我是王铭铭的受惠者，是读他写的著作进入学术研究中来的，我因此要为王铭铭辩护。这些辩护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有人指责王铭铭的著作粗制滥造，常有常识性错误。对中国不了解的程度也令人吃惊。这些说法也许不错，不过，我在读王铭铭的著作时，却深受他讨论问题、观察事件视角的启发。正是他的讨论让我在农村研究中入了门。王铭铭著作讨论的问题，是从一个学科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上讨论的问题，正是这种独立的学科立场，构成了他著作中独特的一面，恐怕也正是这独特的一面构成了“异文化”的敏感和启示。对于一个希望讨论本学科问题的学者，他在使用其它学科的知识时，出现有时甚至是那些“大学者常识中的错误”，也不奇怪，因为他的企图在于说明本学科的一个创见、一个新的叙述方式、一个本学科的问题，他本来就没有将关注的焦点放置于学科之外，他当然也不是每一学科的通才。在具体学科上有错误，却并不一定影响他研究框架和创见的学术价值，比如《社区的历程》，他采用历史线索来叙述人类学文本的尝试，对于开展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国家的人类学研究，难道不是很重要的吗？

当然，王铭铭著作中犯有一些“大学者常识中的错误”，这些大学者可以指出来，这于学术研究和王铭铭本人都有好处，而若因为某某著作中竟有“常识性错误”，就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就太过份了。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讲从两处错误看何新学术信誉的危机，是说何新在北大演讲中引用的两句诗的出处不对，由此对何新的所有研究进行否定。这种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不是批评，是打棍子。既然王铭铭和何新做的是学术研究，他们只是发表了一家之言，不是写的政纲，就应该允许其中有错误，甚至是某些“大学者常识中的错误”，评价其研究好坏的标准就不是是否有错误，有几处错误，而是是否可以给其他研究者以启发，有多少启发。我读王铭铭和何新著作受到的启发最多，认为他们不仅有许多译介似的研究，而且有很多原创性的研究，我也一直将他们当作我的启蒙老师。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是王铭铭和何新著作的受惠者，既然这样，我们中的一些学者为何这样不能容人，恨不得一棍子将人打死呢？我想，在这种不能容人的背后，一定有说不出口的阴暗目的。

又有人指出王铭铭校的译著中将孟子译为门修斯，称之为“学术界的耻辱”。网上有人将其作为攻击北大、三联书店和王铭铭的强武器。将“孟子”译为“门修斯”当然是错误，不过，这种将一个错误无限上纲的做法，让人想起文革。毛主席说，只有死人和不做事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大意），凡是做事情，都会犯错误，而且会犯常识性错误。既然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且会犯常识性错误，那我们要共同推进学术研究或其它任何事业，就应相互帮助，善意指出其他人的错误，每个人都犯错误，其他人来善意指出，然后每个人都改正错误，这就会有利于中国学术研究和任何一项事业的进展，而假若我们每个人都是去恶意寻找别人的错误，纠住别人的错误不放，这种做法最终会变成狗咬狗。不说是什么学者，人都不是了，人变成了狗。

不是看译得有无错误，而是看王铭铭校的这本译著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我正好也读了这本书，限于自己的能力，并未完全读通，不过我很希望有更多王铭铭这样的人来做这种学术译介工作，他们的工作令人钦佩。中国现在愿做且能做这种学术译介工作的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

第二，有人指责王铭铭的著作有抄袭的问题。是否抄袭，有人已列出证据，说《想象的异邦》主要抄自王铭铭自己翻译过来的《当代人类学》，不说这种抄袭是否真实，我想要问，王铭铭为什么要抄袭？他是要评职称？从《想象的异邦》的介绍来看，在此书出版前王已评为教授，他不需要靠抄袭来评教授。他若抄袭，只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写的一本介绍性的论著，这种介绍性的论著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其中某些段落沿袭了其他人的说法，而是他在这种说法中加入了多少自己的说法。王铭铭在《想象的异邦》前言中说，“我觉得本书不代表一个很成熟的看法，而只不过代表了我在理论思考中的若干片段”。我关注的是，王铭铭在引述别人的材料乃至观点时，是否有自己的理论思考。从我的阅读看，《想象的异邦》不仅有大量这种理论思考，而且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对当前学术界的不满是，王铭铭《想象的异邦》不是太多，而是实在太少。麻烦诸位批评者也拿出《想象的异邦》来启发学术界，来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服点务，好不好？

其实，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以上我为王铭铭辩护的两个方面，问题的根本是，当前社会科学界关心的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要将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引向何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最为关键时期，这时的中国对社会科学界的要求，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拿出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化的现状，对于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对于把握中国现代化的机遇有用的理论方案。这些工作，需要社会科学界作为一个整体，以对中国现代化本身的关怀为焦点，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而要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需要有那些将自己的研究突破过去的学科体制和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大师的出现。

当前中国学术界开展学术规范讨论的一个方向是与西方对话，中国的优秀学者乐于做西方社会科学体制下的匠人，做一些技术性的细碎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有用，但这种研究于中国洪大的现代化，用处却极有限。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对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把握，这个时候，中国学术界应该充分允许学者犯有时是常识性的错误，学者之间相互心平气和地讨论，逐步将社会科学研究变得于中国现代化有益。不允许学者犯错误，就是让他们去做一点一滴的工作，这种想法的出发点不错，但若人人都怕犯错误，不敢去发表于其他研究者有启发的论著，也不能去翻译可能出现错误的译著，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可以深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益的理论体系如何可以建构？学术大师如何可以出现？

中国现在尤其需要那些不怕犯错误，敢于大胆提出自己有时还不太成熟见解的学者，这些学者也许常犯常识性错误，却可以为其他研究者带来有启发性的思考。不是一篇论著中没有错误，而是一篇论著中有多少创见，决定了这篇学术论著的价值。


二，标题：学术不存，道德焉附
作者：【泪眼看人 】 来自世纪中国网
内容：王先生的大名早就知道了，可现在说他抄袭的说法陡然四起，虽然真假难辨，可也足够让人心寒。说的难听一点，其实，九十年代以来学术被掏空了思想，已经成文完全书面的文章，学问。这样的学术曾经被人叫做九十年代是学术的时代，但是仔细的翻检这些所谓的学术成果，真正称得上是学术著作的又有几个。教授学者们整天忙于宴游，空谈，间或还要争职称，争住房，那里还有什么心思做学问呢？偶尔有了几个人做出一点成绩，就群起而攻之，美其名曰学术批评。真正的学术批评何曾真正的在中国出现过呢。很多人连书都不知道，一听见人家弄出了成绩，就妒火中烧，放言批评，自己却从来不肯认真的做研究。九十年代整个学界的情况正是这样在话题中沉湎，撇开了严肃的现实的问题研究，因此才有了秦晖先生说的真问题和真学问的说法。这是一种悲哀。

三，网友语
诸位
倪乐雄的文章比较客观，就事论事；曹树基之文分明是人身攻击的文革味道，字里行间的杀气隐隐可闻〔不过这位曹先生也是做人类学的么？怎么从未见人提起贵大作？还是您本来就是‘批评家’？〕。晓声“同学”？比较他文章前两段跟之后三段的文风，不难看出他怎么可能是王的学生辈？他或许真是北大的，但绝非我辈学子。怕是和王争职称的同系教员吧。
在下90年代入学的晚生一辈，早就被前辈学人吓怕了。不仅仅由于王式抄袭，也由于曹式晓声‘同学’式所谓批评文章。这就是我们‘可爱的中国’！

四，网友语
这年头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存在这种现象，看看经济学的文章，有多少是自己的思想，连语言用词都是人家的，只好骗骗尚未知晓的年轻人。

转第一帖时
就觉得这是绝对严峻的问题
因为其中涉及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单一的对学术论文的批评
寒心一词在多帖中反复出现
我不懂学术界的一套一套
但从问题本身看出
已俨然像个民族文化危机
竟连“文革”这种大帽子都搬来惹事
由此我实在很怀疑现在的学术者们到底有没有从一个实质的冷静理性的方面去看待评价
人云亦云，真的只是在愚弄大众？
此总帖绝对是想帖上来让大家看看后有一种自己对社会对学术文明浅显的认识或者看法
并不是拿出来对质议论
相信luisborges的转帖也是出自此意
我们无法评价什么就像帖子上说的“在这方面，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评判能力，而且也不准备评判。”
人们需要严肃的看待问题了

不对，我觉得后一篇转载的文章并不说明问题。
学术腐败是很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讲证据。你说抄袭？好，拿出证据来，一切疑问迎刃而解。前有张汝伦被指抄袭一事不了了之，现在又出了个王铭铭，是到了该整顿学术规范的时候了

我坚决反对对王的过度讨伐。
我觉得，如果不改革现行的学术评审制度，任何对个人的讨伐都是舍本逐末。复旦语言学才子申小龙事发的那阵子，知情者都为他不平——不是针对“他该不该受处罚”，而是针对“为什么只处罚他”。
当然大多数打假都是正当的，但我想说：有相当一部分“丑闻”是不合理的评审制度和“墙倒众人推”的恶劣学术风气（至少是在事实上）联手合谋的杰作。陈平原先生在《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文章说的最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