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风流”雨打风吹去



肖夏林　


90年代，中国文坛繁华竞逐风流辈出，大大小小的文学/ 文化景观，像一幕幕文学/ 文化悲喜剧，喧嚣着中国文坛，传递和透露着90年代中国文坛的种种春风秋月。王朔痞子文学，钱钟书“象牙塔”的故事，贾平凹《废都》爆炸，王蒙躲避崇高，李泽厚告别革命，余秋雨文化散文等等，中国文学/ 文化大剧，前赴后继气象万千，令人眼花缭乱。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到今日他们有的落幕有的退隐，有的式微有的告别，更替着一天天的风骚。中国文坛似乎只有呼喊高贵健全人格永不疲倦的余秋雨，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一路高歌猛进，一枝独秀，风骚文坛内外，成为90年代中国文坛最后一朵没有“凋谢”的红玫瑰。
虽然，余秋雨多年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但自从去年出版《山居笔记》，特别是今年出版《霜冷长河》以来，在各种媒体上，发表种种不同和相同的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的书关于/ 文化的谈话，失望批判轻蔑恶心嘘声四起。不仅仅是余秋雨的老对手，即使他的长期拥趸也因对《霜冷长河》的失望而纷纷撤出余秋雨的东方文化广场。虽然余秋雨文化广场越来越空空荡荡，但这并不妨害余秋雨的名声市场张力登峰造极，达到人生沸点牛市新高。名声更大了，因而受到更多媒体的青睐，得到更多国内外大都市的邀请，成为条条道路上的宠儿，更多豪华场面中的风景，风流中的风流。
但是，学者的余秋雨作家的余秋雨，也完成了向大众传媒文化明星的转变。余秋雨在其文学失色之时，已尽显疲惫之态，日暮途穷之象，学术的空心化文化的泡沫化也一路高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古老命题似乎已经逼近余秋雨，让人欢喜让人愁。人们不禁要问，余秋雨的红旗还能打多久？他的文化风流何日雨打风吹去？
一
《文化苦旅》之前，余秋雨完成了《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四部学术著作，这几部著作在80 年代的学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它们为余秋雨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望，确立了他戏剧理论家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的身份，当然也使之成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和院长，1987年“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等等，并加载世界各大名人录。
这是学者时代的余秋雨。在余秋雨看来，这些成就足以承担起一个著名学者的称号足以傲视学界，为学者时代划上一个“句号”，而转入作家时代。
《文化苦旅》1988年起在著名的文学刊物《收获》上连载，引起文坛瞩目，但也仅仅停留在文坛内部。1992年，《文化苦旅》先后在大陆台湾出版，引起文坛内外重大反响，轰动海内外，形成《文化苦旅》热，一时好评如潮，甚至被散文界的一些人士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位大师级散文作家海峡两岸中国散文第一人。余秋雨似乎一夜之间成为华文文化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史学者和文化散文作家，连连在台湾和海外华人圈内获奖，并多年在世界各大城市图书排行榜上居前10名（后来几本书也如此，余自己说）。余秋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海内外传媒的著名任务，并开始周游世界，海内外访问讲学和演讲。
余秋雨也就由艰苦的“文化苦旅”时代转换成“文化游览”“文化演说”“文化讲座”时代，成为处处盛况空前的文化导师和海内外众多大城市的“文化顾问”，甚至被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誉为中华文化21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启蒙大师。余秋雨似乎也自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今天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当代中国文化大师。
《文化苦旅》是当然的“文学苦旅”，是余秋雨作家时代的开始，是余秋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一种总结，但它同时也是余秋雨“文化苦旅”时代的终结。它承上启下，深刻地意味着余秋雨学术研究的一种告别，意味着余秋雨“废书斋”行万里路的开释。80年代末，他曾发誓写一部《中国艺术史》，恐怕因难忍学术的孤寂，难拒文学的喧闹，而不了了之。虽然他一直在带博士生，到处参加学术会议，但学者的余秋雨的内心早已经不在学术了。
这是余秋雨散文的转折点，也是余秋雨以散文为中心发展名人经济的新时代。
《文化苦旅》的成功，是余秋雨个人选择的成功。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是余秋雨自己“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使得文章精美漂亮文化迷人。
第二，余秋雨与山水风物历史精灵对话的所谓文化散文文体，为当代中国散文提供了一种新的散文范式，并以集团规模出击，不但填补了文化散文的一种空白，而且形成强大的冲击波，产生了轰动效应。
第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虽然在1992年出版，但它却完成于1988年，因而充满了80年代的理想精神和文化热情，再加上余秋雨文化散文主题中悠悠千载的文化沧桑和国家民族历史忧患情怀，让文坛一些批评家和读者感受到一种“文化热情”的重逢和惊喜，遭遇挫折的精英文化的复苏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里得到一种历史的实现，使80年代和90 年代的精英文化断裂得到某种安全修复。虽然余秋雨文化散文不是令人满意，但余秋雨的散文在这种无意中完成了一次文化的使命。这也使得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在90年代一炮打响。这方面余秋雨应该感谢那家耽误了《文化苦旅》出版的出版社，是他们的愚昧无知拯救了《文化苦旅》，否则《文化苦旅》在1988年或1989年得以出版，它很可能湮没在80年代末思想文化的激荡和黑夜的沉寂中，而不会有1992年在上海出版时获得的巨大成功，在痞子文化文学的大潮中，《文化苦旅》能够卓然独立，占据“雅”文学的半壁江山，独具风流。
第五，语言性感，文化叙事小说化传奇化。余秋雨是个语言天才，性感声情并茂的语言是余秋雨散文迷人的景致，也是其制胜的法宝。
余秋雨散文风雅文采飞扬，抒情的语言飘浮着才子骚人的风情，文化散文的小说化传奇化及戏剧细节，大大增强了余秋雨散文雅俗共赏的视觉冲击；文化的伤感和浪漫，文学的矫情与煽情，抑扬顿挫的排比句群，形成了十分性感而又错落有致天涯若比邻遥相呼应的文学风景。
历史文化的千古情殇，文学美女的千笑百媚，迅速让余秋雨散文的婀娜风姿，摇曳中国大江南北。
第六，书名智慧。“文化苦旅”虽然只有四个字，但它却十分天才地概括出了文化和文人的肖像。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天下无双的广告词，对读者和市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当然，它也成为余秋雨成功的象征。虽然今天它又成为文化矫情的一种符号。
这一切使《文化苦旅》具备了90年代成功的充足条件，再加上余秋雨不断自我炒作，因而它的畅销和商业成功之势不可阻挡。
《文化苦旅》出版后，文坛内外很多人欣喜若狂，似久旱逢甘霖。
这满足了不少人的文化渴求，因而《文化苦旅》遭遇的一直是赞美和表扬，鲜有批评。直到两三年之后才有批评出现。近几年批评一直不断，言辞虽然非常激烈，但并非无的放失。并多次与余秋雨及其阵营短兵相接。
《文化苦旅》的成就显而易见，但特定时代的热情并不能持久掩盖它的缺陷。随着岁月的演进，读者精神的沉静，它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自作多情矫揉造作促狭小气，材料堆积古文今译，小说技法传奇故事，思想情感材料难以融会贯通等等，都显示出这部散文作品的种种不足。特别是里面的一些硬伤和常识性错误，更让这文化散文难堪。余秋雨散文的最大问题如才子气太足聪明气太多，思想家的气度严重不足，甚至太弱，传统文化中虚妄的感伤太多，现代意义上文化反思和批判严重匮缺等，决定了余秋雨只是一个一流的才子文人，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文化大师”对余秋雨来说实在是永远难以企及的梦想。但是余秋雨拒绝了所有的批评，影响他对经验教训的吸纳和总结，更影响了他的思想胸襟，导致他以后的散文越写越差，以至到了《霜冷长河》，就已经不可救药了。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文化苦旅》刚刚完成在《收获》连载时，余秋雨对自己用这种文体创作散文的信心虽然很充足，但与今天的绝对自信相比可以说有很很大的差距。《文化苦旅》出版之后，余秋雨对这种写作选择对自己的文化散文忽然充满了无与伦比的信心。从1992年出版的《文化苦旅》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篇序言下笔气势非凡，并自比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大师文本。可以说这是余秋雨90年代的文化宣言。他说他的“文化苦旅”是他生命的一种新的文化/ 文学的创造性转换和创造性追求，是他告别书斋告别陈旧学术告别知识文明的沉重，走向新的创造的轻松的生命游戏，是在进行一种全新的“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在这篇序言里，他对《文化苦旅》的文化判定更是惊世骇俗，“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腾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这里余秋雨毫不客气地否定了中国古文化在图书馆和大学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充分肯定了自己的“文化苦旅”的伟大价值意义。这里的“一两个文人”，当然是余秋雨这位大师“吞吐千年”的一呼百应。在这里，余秋雨显然把自己当作了文化大师，并自信《文化苦旅》不仅是一种崭新的散文范式，更是千百年来痛苦的中国文化人所梦想的生命丰盈和文化创造并举的日出。这是余秋雨对自己“充分”大师化第一次的肯定和自负。
余秋雨的自我评价，引起了文化“友邦”的惊诧，文坛内外的震惊。如果余秋雨真是文化大师，就不会如此没文化地自诩。正所谓古人所言，大象无形，大音稀声。
大师是一种从容，一种自然，一种顶天立地的矗立。他们以自己天才的创造，无畏的智能和伟岸的人格照亮人类，深刻地影响世界。
他们与空洞的宣言和自吹自擂无关。
《文化苦旅》虽然优异，但这绝不是大师文本，它缺乏文化大师那种纵横今古睥睨中外的大家气象，更缺少大师那种俯仰天地从容不迫的真理洞察，《文化苦旅》虽然表现了一些大师的架势，但大师恢弘的内在言说却寥寥无几。余秋雨对此应该有一种清醒。
（二）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到全国各地参加各种会议之后辛劳的结晶，但这里面包涵了作者那种之外之后的良苦文化用心和真诚的文学热忱。
它是一种生命的奔赴，一种文化的视察，说它是“苦旅”应不为过。
《山居笔记》就不同了。它在《文化苦旅》的巨大成功的欢欣中命笔，完成于香港沙田的山坡。此山坡不是彼山坡，它是香港豪华别墅。
《山居笔记》1992年秋动笔，1994年7 月在《收获》完成连载，文化的“苦旅”，变成了文化的“甜旅”“美居”，大陆万水千山走遍的人文山水，变成了东方明珠别墅美居里的历史人物对话。 “苦旅”
与“美居”，时代不同了，文学少了，文化多了；篇数少了，短篇变成了长篇；文学情思少了，理性色彩多了；平静心态少了，个人恩怨多了；文化批判少了，文化影射多了，历史反思少了；自我赞美多了，而自我反省则彻底放逐。 《山居笔记》虽然气势上磅礴了，但不如《文化苦旅》的琳琅满目可爱了。虽然两者各有千秋，但后者的文化狂态比前者的文学矫情更另人难以忍受。
《山居笔记》的动笔，得益于《文化苦旅》的巨大成功，“苦旅”
结束“美居”开始自然而然。这符合江南才子们的文化性格。余秋雨又回到了他唾弃的“书斋”，但这书斋已经与文人的书斋大不一样了。
《山居笔记》在《收获》上连载，全国报刊纷纷转载，反过来更促进了《文化苦旅》的畅销。《山居笔记》与《文化苦旅》珠联璧合携手共进，余秋雨文化散文热更加蓬勃。余秋雨似乎独步文坛响遏行云，名声盖过任何作家，可谓盛极一时。以余秋雨散文盗版泛滥，余秋雨为反盗版而重复出版的《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也风靡大江南北。
从《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始，在这篇长文中，余秋雨穿行雨历史任务文化传统国家政治民族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悲剧感传递给时代，并产生了一种悲凉的呼应，体现了一种思想家的姿态。但随后的篇章没有把这种精神气度和文化思考坚持下去。相反由于自我大师的感受过于凸现个人恩怨参与写作，使得《山居笔记》没有向更高的山峰攀登，相反却不断走下山来。《苏东坡突围》一文中，余秋雨已十分明显地自比苏东坡，《苏东坡突围》就是“余秋雨突围”，意味着今天的自己像当年的苏东坡一样处于小人的包围中。“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一部中国文化史，文化大师捆押成被告，小人成为法官原告。这里余秋雨完全是大师式的议论大师式的历史判定。围攻余秋雨的小人是何人？余秋雨告诉我们，是揭发余秋雨文革历史的中老年作家剧作家，是批评余秋雨文化散文揭他硬伤的中青年批评家们，余秋雨认为前者是嫉妒他名利双收风流倜傥，后者是无事生非搞文化破坏借名人出名。虽然此时已有一些文章批评余秋雨，但与歌颂热潮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山居笔记》最后一篇《历史的暗角》，可以说是《苏东坡突围》的续篇，这篇文章可以称为“论小人”，作家在论述文化小人的形形色色和种种罪恶之时，把自己置于伟人的祭坛，把批判自己的对手置于小人的死地。无论在《苏东坡突围》之中，还是在《历史的暗角》之中，余秋雨一直在分析描述批判小人，除了强烈自我暗示和影射外，余秋雨并没有对小人产生和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和政治专制体制进行任何分析，也没有分析批判流放苏东坡的专制文化和帝王政治，更没有分析批判小人生态为什么在中国生机勃勃长盛不衰。难道仅仅几个小人就能置苏东坡于死地吗？余秋雨没有作答，也不想做答。余秋雨借苏东坡是为了暗示自己是当代中国的苏东坡，一再论说小人是为了强化自己文化大师的形象。并打倒批评界。
是真正借名人和小人出名。现代作家的现代批判理性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中一点没有表露，倒是为思想文化自由不断努力的、批判他和未批判他的批评界成了他坚决批判和丑化的对象。两相比照，余秋雨的胆怯和“勇敢”在文中表现可谓泾渭分明。
《山居笔记》一书后面的“依稀心境”对批评他的批评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暗角》在现实中的具体化，余秋雨对批评的否定丑化更加的赤裸，更加的傲慢无礼，它们既不是散文，也不是理论批评，简直就是文革式的漫骂和诽谤。
余秋雨一次次地在自己的所谓的文化散文中，以大师自居；在一种古老的得意和阴阳怪气的暴戾中把对手和中国批评界的那点为数不多的批判活力丑化斥之为小人兴风作浪。为《山居笔记》作商业广告的长序《可怜的正本》更是这种东西的集大成者。余秋雨那种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吹嘘自己赞美自己大师大使自己的手法和勇气，令人叹为观止。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不但没有将自己大师化，将对手小人化，相反自己倒显现出了一种历史的阴暗，一种小人的本质。这是余秋雨聪明的失误和失度。这也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和作家人格受到广泛的批评和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余秋雨过度的成功，使他在文坛内外过于天马行空踌躇满志，使其丧失为文为人的理性控制，这显示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末路，余秋雨自己深感文化散文难以为继，不得不在台湾版的后记中宣告“终结”。
《山居笔记》的这种写作令很多人吃惊，但这是真正的余秋雨。
《山居笔记》的出版发行，使文坛内外大规模改变了对余秋雨的良好印象。
（三）
如果说《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以文采风流风靡文坛内外，那么情思尽失的《霜冷长河》则完全是凭借余秋雨峰巅时期的名声获得市场成功。
虽然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之后，受到强烈的社会文化批判和质疑，成为一个毁大于誉的公共焦点人物，但他更成功地成为一个大众文化的明星。因而批判对他不仅毫发无损，相反使他的名气更大。他学者作家的背景使别的大众明星难望其项背。因此他众望所归地成为当代中国和华人文化世界的第一文化明星。当今中国作家学者没一个能够像他那样见宠于各个阶层宽广于各种道路，自如地出入官场文场主流民间及雅俗红绿之间，像他那样到处被记者包围到处召开新闻记者联合“招待”的会的，还有第二人吗？超人的名气当然带来了超人的市场和超人的名人经济。
《霜冷长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余秋雨，这是余秋雨早就设计好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是文化散文的文本，而且学者学术的影子依稀可见。《霜冷长河》既非文学又非文化的大杂烩，叙述更是无影无踪，完全是一个世俗功利的人在谈世俗功利的人生。全书里众多文章充满了大师气导师气和浓重的个人恩怨人身攻击，很多时候余秋雨自己公开站出来向别人示范，大骂对手是小人骗子。第一辑《老师》一文，借老师和自己的大学生之口，证明自己是当代“大名人”，并抨击所谓冒充他的揭发他历史问题的师长。《长者》则在歌颂王元化夫妇之时，为自己文革的历史辩诬，当然更不能放过那些一直抓住他文革小辫子不放的他的所谓的师长作家剧作家朋友，他们都是嫉妒他成功嫉妒他拥有名利美酒和美妻的小人。此文除了辩诬外就是极力用王元化夫妇的美誉为自己脸上贴金。文中当然多次引用王元化夫妇特别是张可对余秋雨这位天才的厚爱和赞美。在结尾，余秋雨站在王元化夫妇的大门口充当把门人和代言人的姿态几乎要让读者晕倒。第二辑论友情论谣言论名誉论嫉妒等等的东西，又坚决地充当了文坛内外斗争的工具，事实上又是《苏东坡突围》《历史的暗角》的思想延伸。第四辑《灯下漫笔》以自己为人生典范，教导青年一代如何生存发展，基本上是第二辑的当代注释。第三辑讲的是侦探心理分析故事，当然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人生。这对于陷入写作困境的余秋雨来说，用这种老故事来做一个心理文化分析，当然很轻松的写作，更容易凑字数，当然他没有忘记辱骂一下揭他硬伤指他犯常识性错误的批评者。《文化敏感带》通过贬损否定知识记忆系统来讽刺挖苦打击别人对他散文中知识性错误的批判，甚至自以为高明地借刘心武的“江湖夜雨十年灯”丑闻为自己辩护。这本书的后记《秋千架》是一篇让天下文人望尘莫及美不胜收的老婆颂，余秋雨对马兰美貌美德的吹捧，让读者肉麻和羞愧，中国人还没有见识过如此让人脸红的不知羞耻的老婆“赞美诗”。赞美自己的老婆当然不会忘记赞美自己。他表达两人海枯石烂的伟大爱情，几乎让这个时代昏倒。同样批判马兰家乡安徽的“坏人”时更没有忘记打击自己的对手，似乎天下到处容不下他们夫妇二人。这篇后记一石多鸟叙说缜密令人叹服，当然它的最重要目的是为自己和马兰的《秋千架》做广告，发展未来名人夫妻店的名人经济。余秋雨真是做广告的天才。
读《霜冷长河》，就会发现余秋雨的写作更加僵化更加模式化。
整个写作几乎是一个姿态一种语速，总是紧张快捷顺畅，总是行文匆匆，似乎都是一次成文一气呵成，为写作而写作，不得已而写作。文章看不出润饰，更看不出心血的沉吟；行文失却了情感顿挫岁月跌宕，文字沦落了文采风华沉思韵致，所谓的蕴藉风流书卷弥漫则更是随着余秋雨的告别书斋而烟消云散。太忙了，匆匆太匆匆，总让人感到他太忙了。他要上电视他要接受报社记者采访他要出国他要开会他要去演讲，他要去国内外各个大城市顾问，写作简直成了马背上的事业。
所以，没办法认真没时间修辞，因而文章不是写得太短就是写得太长，不是疾风过耳激流短章，就是阴雨连绵冗长拖沓。文化气场审美气场几乎完全衰竭，写作不可避免地沦落“风尘”。
但余秋雨暂时还不能放弃写作。毕竟出书是最大的名利双收的事业最发达的名人经济，岂能放弃，名已经够大的了，利还远远不够。
虽然我们从余秋雨的这种应付文字中完全可以看出余秋雨这种写作心态的巨大变化，当然更看到他写作上的困窘。否则，余秋雨就不会用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充塞到这本书中卖钱就不会写侦探故事，就不会写那么多灯下漫笔，就不会临时再写一些灯下漫笔（这是为了乘机打击对手）滥竽充数更不会为了扩大印张，大肆注水，使《霜冷长河》达到商业的最佳印张。这让人感觉到余秋雨是在做一锤子买卖，他似乎以后不再出书。确实为余秋雨想一想，他以后还能再写什么作品还能再出什么书呢？
现在成天把读者挂在嘴边上，把读者当成家里人，不让他们代他受辱，誓死要捍卫他们权益的余秋雨，就这样让他的读者买他的“注水肉”，买了盗版，再买正版。为了钱，为了名人经济的繁荣，余秋雨什么都不顾了。
《霜冷长河》变成了“霜击对手，霜打读者”，它是余秋雨的最后盛宴，是读者“最后”的鸿门宴。
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霜冷长河》让热失望让人遗憾让人不耐烦，让人感到余秋雨的确成了只要名气只要利益而不要名誉的大众明星，更让人感到山穷水尽的余秋雨走到斜路上去了。
著名评论家李庆西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评论说，余秋雨的作品“一部比一部差。因为《文化苦旅》文章比较整齐编辑质量较高，而《霜冷长河》连这都谈不上，只是泛泛人生感受。这本书被列排行榜第一名是中国出版界的悲哀，说明我们确实缺少好书。”《霜冷长河》说到底是一个完全商业的写作与商业的炒作，是最典型的名人经济，以前余秋雨卖文卖名，现在这本书只能卖名了。这本书之后余秋雨还能卖什么呢？
《霜冷长河》是余秋雨为文为人最后的挣扎，是余秋雨江郎才尽的证明。当然，已经成为超级大众明星的余秋雨已经不在乎此道了。
余秋雨为什么要写《霜冷长河》呢？
学术让其获得教授头衔校长职位，文化散文的写作使其成为著名作家，到处演讲到处做报告使其成为著名作家，到处演讲做报告使其成为文化明星，成为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国内外名城文化顾问，更成为“文化大师”。文化学术文学社会政治上都功成名就春风沉醉，该谈人生了，该成为人生大师了。论阅历智力名气，余秋雨谈人生，可以说水到渠成，再说大名人“文化大师”不谈人生怎么能成，现在又处在人生的峰巅状态无限风光时刻，在中国谈人生恰逢其时。赵忠祥、倪萍等都谈了，不能再落伍了。当然，这也是余秋雨写作三步曲中的第三曲。
中外大师谈人生总在饱读诗书历尽人生沧桑脱离功名利禄之后，生命圆满心灵沉静大彻大悟之时，谈论价值意义人生悲欢。他们谈人生的高低境界，谈生命的小桥流水大开大合，谈生命的积极消极，谈事业爱情道德伦理的真善美等。读他们的书实在是在与高尚的人谈话。
他们总是以哲学家思想家的高位，将哲学生活化生命化，将生活散文化将生命诗化，把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现实完美连通起来，并互相观照，传达给读者人生际遇的大光明大黑夜，让读者谛听生命冥冥之中永恒的天籁；丰沛充盈的审美气场生命气场，让人敞开让生命敞开，使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一饮生命悲欢，独立人生高远天地。他们文字朴实干净坦荡无垠，让人在自觉中自尊，在想象和期待中一睹生命日出日落般宁静阔大的盛景。他们的声音那么博大慈祥那么温柔地将我们困顿的灵魂抚摩，让我们复兴生命活力和人生自信。这是大境界，至真至圣自由自在的澄明之境。余秋雨的人生谈全没有这些，他也达不到这种境界。余秋雨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思想家，他不能在生命的形而上上谈人生，而他现在谈人生又是在文化文学气数已尽，名气最大，人生最繁忙最浮躁功利的明星时代，无话可谈之时谈人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买卖，而不是思想家生命从容的自然而然。大众明星谈的人生当然是形而下的人生，技术的功利的人生。谈人生并不是谁都能谈，谈人生实际上是最困难的。只有人类大生命大天才才敢放谈人生，也才能谈出人生。有些人以为人生最好谈，其实他们谈的不是人生，而只是人生技术的
细枝末节，例如人际交往升官发财权谋等，这样的人生谈最容易，人人都能谈。余秋雨当然知道，但对今日之时代，今日之他也只能谈最容易的“人生”了。否则，无作可写了。超级的名气，紧迫的时代，嚣张的社会，迷茫的大众，论千古人生谈生存技术和艺术，当然是中国媒体和市场的渴望。听名人谈人生，中国人向来趋之若骛，《霜冷长河》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余秋雨谈人生的时候总离不开自己，总是在谈自己，歌颂自己甚至自己的老婆，贬低对手，总以自己为中心，不以“人生”为根本。
个人恩怨乖戾怒气充分介入其中，不知是写不出别的，还是这些东西最好谈对自己最有利，但这些东西都是谈人生的大忌。所以，在他的文章中不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人生。所以，在他的文章中不是到处都有人生的发现和生命颤栗，而是到处都有余秋雨的自诩和谩骂。在离开自己谈人生时又以校长的姿态导师的口气自居。不过读余秋雨人生谈虽然不能聆听大师智慧沉浸生命高远，倒可以学会人生功利技术，特别时学会如何表扬自己贬低对手。当然，在境界上就会更下一层楼。
这并不是说余秋雨不能谈人生，想必他自己也希望自己能像西塞罗蒙田培根等大师那样，闲庭信步，睿智奔涌哲思灿烂，。但重要的是他自己不能像大师那样，高瞻远瞩自由坦荡，把酒临风宠辱偕忘地吞吐人生。虽然个人生命体验极为根本，但个人恩怨不可明目张胆进入人生谈中，更不能借谈人生攻击对手污蔑对手，相反，应该有强大的力量，自省反思自己的一切人生体验，不断超越自己，然后才能导出人生的大智慧洞察人生。谈人生不能超越个人恩怨文坛斗争，必然不能超越形而下的喧嚣而宁静致远，所谈人生必然会庸俗化功利化，在谈人生中就不能把握人生发现生命自由澄明之境，相反，余秋雨不但不认真回避超越，反而在谈人生中刻意吹嘘自己否定对手，把谈人生当作了自己进行战斗为自己辩护的最有力武器。而且他的人生谈，不但境界低俗观念有问题，而且所引用材料故事，都是老生常谈，别无新意。这样的人生谈当然没有多少动人的人生意味。
整个一本谈人生的书，让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跪着生”不见“站着”人，只见自家窗内拼命“骂街”，不见窗外呼喊自由，只见个人攻击，不见社会批判。余秋雨的人生谈中，最不敢谈的就是自由，当然不会谈生命之美与民主专制和自由的关系，并多次表达自己对呈现思想文化自由的文学文化批评的厌恶，并称之为文化杀手和和平建设的敌人，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敌人。不谈自由谈何人生，不谈自由又有什么资格谈思想谈文化。自由是余秋雨人生谈中文化散文中最害怕的东西。恐惧自由躲避自由是余秋雨文化散文和社会人格中的本能。这是余秋雨与大作家学者“热爱自由，反抗专制，反省自己”的气度和风流真正的分野。这是余秋雨的根本的局限。这种局限涵盖了余秋雨在中国的成功与失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余秋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多家报刊为《霜冷长河》做的超级广告&#0 ；&#0 ；《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
这个“告全国人民书”把自我崇拜和对批评家的妖魔化发展到极致，他宣称，他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原动力，批评他的批评家和媒体全是盗版集团雇佣的文化杀手刑事犯罪分子。余秋雨在这里已毫无理性可言，简直成了文化流氓，甚至是一种刑事犯罪。文革文化在余秋雨身上再一次辉煌。
这个“告全国人民书”的发表，标志着余秋雨知识分子人格的彻底破产，标志着余秋雨作家学者红旗的落地。当然，大众文化明星余秋雨的旗彩可能将会依然风光，并随余秋雨走遍全中国飘扬全世界。
但在千禧之旅中“声情并茂”的作态失态作秀失语之姿已让人目不忍睹，其到处散发的文竭思枯的秋雨日记已彻底地空洞可笑。千禧之旅的上演，意味着余秋雨积累的明星风流亦雨打风吹去。
余秋雨如此堕落沉沦，令人伤心，他实在不该走到这一步。“余秋雨在成为‘文化大师’之前是一个戏剧理论家，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文学报》1999年1 月14日），曾经热情赞美过余秋雨散文并多次为被批评的余秋雨进行辩护的剧作家魏明伦的哀叹让人感慨，这让人想起走上不归路的气功大师柯云路。难道“文化大师”余秋雨也像柯大师那样奋不顾身地向前走？
昨日，天上飘着余秋雨，今日，地上流着余秋雨。
都是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