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死观的追问之上，〈挪威的森林〉自然而然地牵涉性的话题。这些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永恒不变的话题，一部分是由于它们涉及人类存在的根基逻辑。而这些问题看似毫无关系，所以常常有人用“色情”标签为〈挪威的森林〉对号入座，这可以算是相当可笑又可悲的误读了。
性的讨论还是基于生存与死亡展开的。谁都知道，虽然人们渴望不朽，但人无法逃避死亡这一事实。人作为个体，无法承载进化需要的能量。物种实现进化，必须进行繁衍。让众多单体生命不断继承，逐一运行，实现进化的愿望。
叔本华〈意志与表象世界〉里着重谈论了生存意志，认为“在生存意志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为此，就有了生殖意志。”〈挪威的森林〉大谈特谈死的同时也不忘等量地描写性，这也是必要的，一些读者的大惊小怪反而让我觉得有些不可理解。
需要警觉的不是〈挪威的森林〉，而是中国传统文学，国人对性的认识长时期以来都是不健康的。古代经典中不是〈红楼梦〉里大搞纯情的宝黛之恋的苍白，就是〈金瓶梅〉里三宫六院式的泛滥和变态。在人称知识分子的文人阶层里，性观念都如此畸形，传统百姓我看更难定论。
再来看〈挪威的森林〉里的性观念，鉴于六十年代西方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错综复杂的影响，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确实有放荡无度的痕迹，但〈挪威的森林〉写性也绝非“滥”写，还是有独到的一面的。其中写法简略直白，绝不拖泥带水、暧昧不清——这一点倒意外地引起众多读者反感，据此，性心理的广泛病态之延续略见一斑。
有些人（特别是女性）尤其反感永泽与渡边两人对于性的随便甚至放纵。我倒觉得，他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有相当的合理性。
文学作品里描写到的纵情声色的男子简直多得数不胜数，所以思潮影响下的男女性生活泛滥也并不是什么前所未有,只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广而已。“我”对于女孩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一样无所谓，而永泽却相当别致地提出：“我没有任何私欲，有的只是好奇心。”
这句话要是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来说，我想昆德拉也一定不会反对。托马斯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就是一个对女人（身体与灵魂）好奇心大与私欲的男子。他追求的不是欲望的满足与感官刺激（至少不完全是），女性的诱惑对他只是不同的可能性而已。托马斯本人是外科医生，他对人体的了解比一般人要熟悉透彻得多。他理所当然地把穷尽人体可能性的好奇心，转移到对女人身体的性冒险上（特别是他被苏联共产党当局从脑科医生职位上赶走之后）。即使后来由于纯粹的偶然，遇见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女子特丽莎，他的性冒险也没有完全中断。
我不禁疑问，怎么会有这样巧合？这方面，他们实在太相象了。这种相象正像我前面说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情有可原的。在传统道德看来不用说，一定大谬不然，但到了如今，怎么又成了情有可原呢？
托马斯和永泽一样，都把性和爱分离开来讨论（否则他们不可能无节制地与陌生女子上床）这种分裂在婚姻定义上，是不正确的。婚姻的根基——传统道德认为男女相爱，且一起过性生活，并且厮守一生。这种道德到古代就形成了法律，有了所谓“天经地义”的规定。然而，昆德拉首先跳出来反对，他用幽默的语言加以辛辣的讽刺，他认为“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却会引起同眠共寝的欲求。（只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而且进而推论：“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岂止不同，简直对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性与爱的矛盾使得婚姻本身是美好的这种传统定义，被昆德拉的两句话划出了一道大口子。法定婚姻乃至男女之间传统设想中性与爱的和谐关系，就这样被永泽和托马斯这类人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筒。
也许有人会觉得，现实中的婚姻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东西。追求这样的生活本身就太辛苦，不如顺其自然地找一个异性，凑活着算了。
直接问题就出在这里。前面所论及的性与爱的和谐，实质上就是所谓的灵肉两重性。这个问题从古至今都没有获得过和谐，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完美。但为什么传统的人们大多数都忍受了下来，而现代之后的代表，托马斯和永泽却不能得过且过？亦或是现代人都过于天真，老是苛求明明并不可能的幸福？
其实不是。现代之后的人之所以不能忍受这样的不和谐并非他们不想得过且过，而是由于他们的灵魂已经身体化了。拒绝了利维坦式灵魂或者说一切“超我”之后，他们的身体感觉与灵魂的感觉终于浑然一体，又由于自由主义崇尚个人性情自由至上，以至于尖锐敏感的身体感觉不允许他们选择得过且过。
这样一来，托马斯和永泽的好奇心就可以解释了，这实质上是一种对美好和谐设想的彻底绝望，从而以理性主义加原始性冲动的性观念来委曲求全。所以，他们是一群绝不欺骗自己感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确情有可原。
永泽的矛盾还不止这些，他和“我”分别时，说过“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懦夫的勾当。”这句话其实和前面对性的态度就构成了永泽自身的矛盾，一方面他为了不欺骗自己的感觉，于是和数目壮观的陌生女子上床；一方面，他又在处世态度上为自己强行设置原则，并且宣称要做个绅士一样的人。这两者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前者是真诚的表演，后者就是虚妄的欺诈。但要知道，这两种态度不是针对同一事件所取的。前者是对自己感觉的真诚绝不虚伪，后者则是生存态度上的某种不得不采取的律令。所以，也可以说，他这两种矛盾态度由于所指不同，也可以统一看待。

说到〈挪威的森林〉里的性场面，令人最难忘怀的要算直子的二十岁生日那次。在我看来，这次也是颇值得推敲的一次。我不打算完全遵从其它读者的解读思路和思维方法，甚至也故意排除一些村上本人创作意图的无意误导，仅仅本着“文本就是一切”因而一切从文本出发的考虑，寻找叙事上破绽的可能，力图最终把叙事内在的肌理展露得透彻而恰切。
叙事中直子唯一一次成功的性行为是在她二十岁的那个晚上。直子自己后来对玲子坦言：“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进到我那里边，不想让任何人扰乱我。” “这我心里明白——那东西不期而来，倏忽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一生只有碰巧来那么一次，那以前以后我都毫无所感。”
此时问题也来了，直子为什么会成功地和渡边发生性行为而不是木月？
直子爱木月而非渡边，而且从小和木月一起长大，彼此的身体、心灵也联系得甚为紧密。这样说来，直子和渡边发生关系难道纯属偶然？
我认为不是。
二十岁在日本是成人的年龄，直子在二十岁的附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生命的流逝，前所未有地感觉到了生命中的“向死”感。
生命感觉粗糙些的普通人一般只会略怀感伤地度过一段日子。可直子不同，她有着细腻到神经质程度的生命感觉。对别人来说只是微微一震，在她则成了地动山摇。这种差别主要由于先天性格差异以及后天的偶然事件产生，所以对她本人来说，根本无能为力。
但为什么这种过度的感伤会引起性的兴奋呢？
这点作者的交代显得含糊其词、莫衷一是，既然直子心灵自闭、身体敏感到不想人任何人扰乱自己的身心的程度，那么她体感到死神的阴影时，又为什么会“碰巧”地产生性欲呢？村上的叙事线索到这里完全中断，至少在这个细节处理上，有相当暧昧不清的成分。我不能断定这种暧昧是出于故意的还是完全偶然的。但总之，在这里出现了明显的破绽。
我们来看一下大致的内容： “我”送来象征直子生活价值“土崩瓦解”的蛋糕，为直子祝贺二十岁生日，不料直子没完地对我絮叨一些日常琐事。可当我提出要回去的时候，直子却突然停住了话匣子，旋即号啕大哭起来。此时直子的性欲前所未有地增长。“我”发现“她的下部湿润，等待我的进入。”注意，这在直子，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性欲澎湃。据村上说，直子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我”又描述，“在我听过最冲动的声音中，直子的是最凄楚的。”
根据这些线索，基本可以判断，直子是在极度伤感的时候同“我”做爱的。伤感的同时，也释放出了性的渴望。伤感正是自由个体生命的死感和性感直面相逢的结果。因为“性感的身体化敏感程度与死感的身体化敏感程度是一体的，个体的性感高涨与死感的性感高涨平行。”所以，直子性高潮的呻吟不是欢娱而却是痛苦凄楚的。然而这里又出现了矛盾，村上讲后来在阿美寮直子对铃子说：“真想一辈子干那事来着。”这样说来，这个矛盾不是村上自己搞错了，就是直子对铃子也隐瞒了自己在高潮体感到了的那部分“死感”是怎么一回事。（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
有一点是肯定的，直子自己肯定明白这一点，只不过是对他人隐瞒了而已，村上也好“我”也好，对直子的一些描述很可能是靠不住的。因此，村上的叙事中，在这个细节上的模棱两可，很有可能是他对直子的不了解导致的。毕竟“人理解某人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某人希望对方理解所使然。”村上想彻底真切地了解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真实”的想法，也不是他希望理解所使然的，而要等到“水到渠成”。博尔赫斯说过：“每个作家最终都会成为自己并不高明的学生。”
现在来看，就不难理解前面为什么要“甚至也故意排除一些村上本人创作意图的无意误导”了。因为“讲的人不是写的人，写的人不是那个人自己。”（罗兰巴特语）

纵使有这样的瑕疵，《挪威的森林》仍然不失为相当成功的作品，这里的成功是多方面的。笔调的流畅别致；主题的贯彻始终；主题之内各种子话题游走穿插的恰如其分，都让这部小说的氛围浪漫不失凝重，爱情幽默且抒情，回忆细节细腻婉转，布局却支离破碎得饶有趣味。
这就是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的一角，深邃而又抒情。


届于我精力时间都十分有限，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和感受，阐述一些对村上春树以及《挪威的森林》的看法。如果有什么异议，尽管指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