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中的现实：我看张炜和《九月寓言》



　　原来是一个回帖，写长了，就作为新帖贴出来供大家批评：
　　
　　
　　张炜有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浪漫情结，这使得他的作品总能把乡土生活田园诗化，忆苦、千里背鏊子等等都有这种味道。他写的故事大多节奏缓慢，刻画一个地域的封闭性。在《九月寓言》里是小村和工业文明的对峙，在《外省书》里就是本土创业人和异域文明的紧张。
　　张炜是否对乡村抱有天然的倾向性？我想这是肯定的。他笔下的乡村有自己独立的故事，独立的发展史，从中孕育出某种独特的文化、独特的美。他的作品大多带有从对土地的眷恋中衍生的怀旧情怀，企图在作品中描写一个城里人不了解的世界（《九月寓言》），一段后辈人不了解的历史（《古船》），或者一种当代人已经逐渐隔膜的心态（《外省书》）。《外省书》成书时20余万字，定稿时足足杀掉三分之一篇幅，我很想读读那删掉的内容，因为现在的版本中我只看到一堆脸谱化的人物背后传来的一声声沙哑控诉。
　　但是我觉得，张炜并非就如同zhoura兄所说的那样，把一种纯欣赏的态度一相情愿地加诸他的乡村众生身上，至少他懂得这种观念先行的写作方式是有害无益的。他在《九月寓言》中精心布设的神话氛围与其说是为了美化农村生活（退一步说，重拾现代人生活中业已失去的“诗性”的一面），莫过于是出于结构上“寓言”化的需要。
　　我在“忆苦”中读出来的是历史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中的一片投影，作者并没有对那几个忆苦的当事人加以多少褒贬，他们表达苦难的同时无法遮掩自己的愚昧可笑，这种愚昧有传统的原因，更源于特定时代一网打尽的人性宰制！同样，《九月寓言》中农村孩子对工程师儿子的那一场触目惊心的殴打和凌辱，这里又岂有半点美感存在？你能指望张炜通过这些情节揭橥人性格中来自土地的“野性”的魅力？
　　我最记忆犹新的是“首领之家”一章，村长夫妇活活折磨死一个农家少女，可谓是农村精英流失半个世纪后典型中国村霸的一场完美表演。而作品正是在描写解放后村级社会秩序的混乱、文化的野蛮中步入高潮的。农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之间存在着如此刺眼的不协调，对土地的眷恋根本无法抹掉鲜血淋漓的丛林法则的痕迹。归根结蒂，人文上的“落后”是小村人的命门，在那些人的身上，49年以后通行话语中空泛的“纯朴”无法带给他们半点优越性，哪怕是道德上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立法代表着共识和终极方向，小村社会则完全被现代文明从经济和文化上抛弃。
　　我的理解，张炜对这种抛弃充满了同情。因为毕竟土地和人是不一样的存在。对土地的眷恋之深可以达到哺育出“神话”的地步，但现实存在的人文秩序让这个勉勉强强的“乌托邦”显得不堪一击，几乎在它存在伊始就是缺少合法性的——合乎社会成员最基本的共识之“法”。张炜说，“寓言”是他构思作品之初捕捉到的一个意象，在我看来，这个初始意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把作品设定为非“神话”的“寓言”体，本身就是着意要克服单纯的情感倾向，而为读者留下反思余地的。土地本身的“恒久”、“滞重”、“缓慢”这些特征，使得乡村秩序的形成、嬗变及其重组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它势必要借助外来的力量，要耐心打破前代人积累起来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组织方式，因此这个过程往往只能存在于人的回忆之中。来自人的主观机能的回忆本身就是脚踏现实和虚构两地，进而融合二者的，所以才会有“忆苦”中夸张的唏嘘，才会有黑煎饼和鏊子的传奇。可以说，《九月寓言》的所有情节都带有回忆的色彩，只是在那种浓浓的浪漫氛围中，故事中人和故事叙述人在桑柘掩映下交替出没，时而互换位置，时而合二而一。
　　现实和虚构的交织，虚构成分占多数能铸造神话，现实成分占多数能产出寓言。我始终认为，《九月寓言》关注现实的力度更甚于抒情的想象，它不是为了“寄托”，而是为了“回顾”：它揭示了一种社会淘汰的必然性，文明要进步，注定了栖居大地的诗意只能在点滴流逝之后由后人返身掇拾。
　　除去土地的寓言之外，我们在文学仓廪中还能找到小城的寓言——安德森的《小城畸人》，美国西部俄亥俄州的温士堡城里，人们在工业文明的山雨欲来之际也呈现出一种“亦真亦幻”的生活状态，他们追求绝对（以至精神经常濒临崩溃的边缘）并非出自于性格中诗性的张扬，而是根源于落后的经济文化下狭隘单向的思维和习惯！这也正是“寓言”赖以立足的特殊角度。安德森笔下的叙事人——成长于小城的年轻记者——也处在土地和人的张力之中，最后，还是惨淡的现实促成了他出走异乡的决心，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故乡不再保有纯朴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