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看到这个故事，本来想打假的，结果一google发掘已经有人打过了。。。


为周恩来下半旗和主流夫妇保卫国旗--看两个“爱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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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小开 于 January 15, 2004 :
工作留学: http://www.excitecity.com/china/chat/job

读了下面周恩来下半旗的故事，不知为何，我就想起了主流夫妇保卫国旗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用一件真事做素材，演义出一大篇很不真实的传奇；比如都是用中国人的观念和习惯，给外国人编写台词，让他们说编故事的人自己想说的话；比如外国人最后都被中国人折服，像电影上那样，洋人先是“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世界简单得就象样板戏。
下面那个联合国官员，吹牛很明显是为了稿费，但有网友奇怪主流夫妇腰缠万贯，经常因为钱多得花不了而苦恼，为什么还要吹这种牛呢？我不妨用君子之心来度度他们小人之腹：可能有的人吹牛上瘾了，不为什么利益，只要能在报上狠狠吹一下，就像吸了大麻那么舒坦，何况记者也是同学或朋友，需要一些国外耸人听闻的“爱国”新闻到头儿那里交差，所以酒足饭饱之后，一拍即合，一个拿到稿费，完成任务，一个主流桂冠戴在头上，“爱国”画皮披在身上，俨然“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不亦乐乎？

有网友号称“看不惯自己不‘爱国’看见别人‘爱国’就嘲讽的人”，这话我同意，只是不适合用在这个“国旗事件”上，实在是明珠暗投，白白糟蹋了这么好的一句话。中国有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人的基本道理，首先要“修身”，也就是做个诚实有道德不说谎的人，在没有做到这个以前，别的都免谈，尤其是“爱国”这样吓人的大道理。如果因为“爱”了国就可以信口雌黄、满嘴跑火车，这样的“爱国”不掺乎也罢，如果因为反感说谎的人就让你看不惯，那么我唯一的选择……只能让你看不惯了。

下面的文章我是从强国论坛上转来的，希望吹牛上瘾的人明白，国内的民众，决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好骗，请不要再侮辱他们的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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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造假来纪念周恩来会适得其反---关于联合国为周降半旗故事
[哇塞封我者] 于 2004-01-15 10:43:57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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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造假来纪念周恩来会适得其反---关于联合国为周降半旗故事
[关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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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网站上广为流传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故事让人看了不禁摇头。该故事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看了同为驻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宗道一批评吴妙发的一篇文章后，才对这位吴外交官的轻率妄言习惯有所认识。宗道一指出吴妙发所著的三部关于乔冠华与联合国的书里存在着多处错误、抄袭、和编造现象。例如把周恩来会见瓦尔德海姆的照片说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历史一刻”，他大段抄袭熊向晖等人的书作，添油加醋地编造领袖言论，竟还能把林彪宣读520声明的情形描写成“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坚定的语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等等。宗道一不得不规劝吴妙发：“须知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该杜撰。这是常规，并非苛求。”

原来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作者。其故事的可信度可想而知了。杜撰情节，用假故事去“缅怀伟人”。这样的做法不能为周恩来增光，反给周添尴尬。

顺便说，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附：联合国旗典与规则中有关的致哀部分。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

V. MOURNING a. Upon the death of a Head of State or Head of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flownat half-mast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at the United NationsOffice at Geneva and at United Nations offices located in thatMember State; b. On such occasions, at Headquarters and at Geneva,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flown at half-mast for one dayimmediately upon learning of the death. If, however, Flags, havealready been flying on that day they will not normally be lowered,but will instead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the day following thedeath; c. Should the procedure in paragraph (b) above not bepracticable due to weather conditions or other reasons, the UnitedNations Flag may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the day of the funeral.Unde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t may be flown at half-mast onboth the day of the death and the day of the funeral; d. UnitedNations offices other than those covered by paragraph (a) a! bovein the case of the death of a national figure or a Head of State orHead of 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will use their discretion,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ocal practice,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Protoco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or the Deanof the locally accredited Diplomatic Corps; e. The head of aspecialized agency is authoriz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lowerthe United Nations Flag flown by the agency to half-mast in caseswhere he wishes to follow the official mourning of the country inwhich the office of the agency is located. He may also lower theUnited Nations Flag to half-mast on any occasion when thespecialized agency is in official mourning; f. The United NationsFlag may also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special instructions of theSecretary-General on the death of a world leader who has had asignificant connec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g. TheSecretary-General may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decide that theUnited Nations Flag, w! herever displayed, shall be flown athalf-mast during a period of official United Nations mourning; h.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hen displayed at half-mast should first behoisted to the peak for an instant and then lowered to thehalf-mast position. The Flag should again be raised to the peakbefore it is lowered for the day; i.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lagis flown at half-mast no other flag will be displayed; j. Crepestreamers may be affixed to flagstaffs flying the United NationsFlag in a funeral procession only by order of the Secretary-Generalof the United Nations; k.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s used tocover a casket, it should not be lowered into the grave or allowedto touch the ground.

用google再搜，发掘假新闻果然更有市场，不过最夸张的是这个


http://jw.nankai.edu.cn/zhouenlai/yougan.shtm
　经过之前一系列的努力争取，2001年1月6日的"周恩来班"命名仪式，宣告了我们99级旅游系被正式命名为"周恩来班"，班级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感到由衷的高兴，毕竟，荣誉的获得来之不易，辛苦的努力付出总算有了回报。
　　但是每一位"周恩来班"的成员，都深切地了解到"周恩来班"这个称号，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通过我们的一言一行，通过我们的班级风貌，带给人潜移默化的榜样力量，将周恩来精神发扬光大，因此，"周恩来班"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尽管全国其他学校还有"周恩来班"，但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正言顺的"周恩来班"，因为南开大学曾是周恩来的母校。正因为这个特殊身份，我们要走在全国"周恩来班"的前头，将"周恩来班"建设好，尽管没有经验可循，我们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索出一条建设"周恩来班"的好路子，这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初衷，决心书也好，计划书也好，都记载着同学们的铮铮誓言。
　　周恩来是一代伟人，他的精神，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烙在人们心中，经久不衰，人们敬佩他，仰慕他。据一份全国高中生的调查资料表明，24.5% 的高中生最崇拜的人是周恩来。能进南开大学，我深感荣幸，因为我心目中的一代伟人周恩来就是从南开园里走出来的；能成为"周恩来班"的一员，我更感到无上的光荣，因为可以借此更加深入地了解周恩来神奇的一生，了解周恩来从国家大事到生活琐事，点点滴滴所折射出来的人格魅力，而且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宣传周恩来精神，将周恩来精神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周恩来的优秀品质，了解周恩来精神的时代意义。
　　周恩来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奋斗了一生,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锻造出来的人格精神感召着后来人。首先，他从小立大志,把个人理想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把"为中华崛起"的崇高志向当作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这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坚实基础。 其次，他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突出表现。再次，他的一生只讲奉献,从不索取,把个人有限的生命完全溶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这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核心。第四，周恩来的人格精神,还体现在他那出众智慧、临危不乱,多谋善断的非凡决策和指挥能力上。最后，周恩来的人格精神还体现在务实求真,明达磊落,睿智超群的气度,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不争功不诿过的自谦品德上。
对于周恩来,人民尊重他,朋友钦佩他,敌人敬畏他，国际友人赞赏他，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萃，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亲切谦逊。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人们十里长街送总理，噩耗震动了联合国,联合国当即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给予这一位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伟人以独一无二的殊荣。当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无比敬仰地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个夫人?有哪一个国家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存款?"人们并不只因为他是8亿中国人民的总理、国家的元首而敬重他，而是以他的无可非议的高风亮节,使天下众望所归;超群绝伦的动人魅力,使全球人心向往。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是促使人前进的内在推动力。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精神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它将不断激励我们更强、更进步……
陈秀惠 学习委员

而这个来源，则耸人听闻

http://www1.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xhw_2004_01_09_05_55_22_561.html

(來源﹕外交部網站)


1976年1月9日﹐聯合國宣布降半旗﹐哀悼前一天逝世的周恩來﹐這在聯合國歷史上非常罕見。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瓦_柕潞Ｄ方忉屨f﹕“我決定聯合國為悼念周恩來降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可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分錢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總理周恩來﹐卻沒有一個孩子﹗”
( 新華網 )

这个市3.0版

http://www.zel.8u8.com/bn/004.htm
总理逝世第二天，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其余所有会员国的国旗都不升起，这在联合国从无先例（自此，始有联合国降半旗之仪），有的国家提出质问：“我们国家的元首去世，联合国大旗依然升起，中国的第二首脑去世，联合国不仅降半旗，还把其他国家的国旗收起来，这是为什么?”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我来回答你们，这是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的决定。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中国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在国际银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十亿人口，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一个国家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去世时，联合国总部也可以为他降半旗。”

http://www.dwzx.net/system/2003/03/17/000013884.shtml

堂堂党务咨询，也犯这种错误。。。

真的很恐怖，以后还有什么能相信的呢。。。

anyway，俺们缅怀一下周总理吧，他是好人

一道缅怀

缅怀

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

宋永毅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

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讳言他们的文学虚构。

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

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

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

（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着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

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

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

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周恩来》（１），

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

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２）。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

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

用心良苦的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对读者的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

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

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空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

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

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

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

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

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

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

受到冲击”（３）。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

“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

的例证（４）。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

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５），两者不

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

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

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

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

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６）。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

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

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

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

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

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

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

了。



◇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

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１９６５年底的批《海

瑞罢官》，进而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

发出“五·一六通知”，到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

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

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讳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

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

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

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

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

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１９６５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

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１９６６）四月二日周恩来

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

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

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

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

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

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７）。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

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

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

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

中竟变成了“４月２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

汇报……”（８）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

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

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

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９）。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

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

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

案）”（１０）。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

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

（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

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

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

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

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

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

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

努力消除诽谤。”（１１）关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

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

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

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１２）。

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

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

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

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８日到１５

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

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

总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关于周在５月２１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

保持晚节问题。”（１３）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

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

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

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５·１８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

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

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

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

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

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

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

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

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

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

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

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

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

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

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

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

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

“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

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１４）。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

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

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

以否认。据说早在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

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

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

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

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

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

“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１５）。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

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

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

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

即把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

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１９

６６年）７月２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

‘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

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１６）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

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

览一下１９６６年７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

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

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的《人民

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４月３０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

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１７）５月２１

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

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

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

（１８）直至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

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

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

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

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

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１９）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

“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

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

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九届二中全会后）

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

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

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２０）——不难

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

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

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才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１９７１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

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

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

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

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

她在很年青时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

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

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

湾和香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

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的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

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

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

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

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

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

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

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

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

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

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２１）

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

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出席

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

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

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

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余、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

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

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

（２２）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

“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

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

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

洽的。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５·１６兵团”等好几个反周

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时

时以“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

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２３）周自己

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

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２４）说穿了，

“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

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

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

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

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

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才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

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

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拔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

史的笑话来。





◇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

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哪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

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

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

是周受毛的委托，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２２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

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宗明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

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

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

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２５），批判了工

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

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

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２６）。

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

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象。试问：八月初的清华

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

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笔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

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

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

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

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２７）另一方面，周对于一

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

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１６岁的中学生对

“红八月”源起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１０

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

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

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２８）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

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

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

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１，７７２人被活活打死，３３，６９５户被

抄家，８５，１９８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２９）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

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

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

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

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

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

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

批示：“此人该杀”（３０）。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

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

皮的事”（３１），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

“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

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

（３２）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

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

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

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

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３３）。１９６６

年９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

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３４）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

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

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

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

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

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的资产阶级代

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

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３５）。今天再看这样的发

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贵为一

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

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

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

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３６）。

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

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

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

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

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象，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

的新神话。



注释：

（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

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

９８）。



（２）（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

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２２７，２３１。



（４）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团的　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６。



（５）《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日）。



（６）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

３），页６６－６７。



（７）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

研室，１９８８），第１卷，页４－１３。



（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下卷，页２５。



（９）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公司，１

９９８），页７９。



（１０）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１９

９９年第３期，页２０。



（１１）〈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

话（１９６７．１．２１）〉，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３卷，页１９１。



（１２）张宁　：《尘劫》（香港：明报出版公司，１９９７），页３２８－３

２９。



（１３）同注８，页３２。



（１４）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

讲话专辑》（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５日），页１０－１３。



（１５）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１９９９年第３期，页

２４－２５。



（１６）同注８，页４２。



（１７）《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第１版。



（１８）同注１４，　页１２。



（１９）〈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１９６９．４．１４）〉，手抄自当时的中共

中央文件。



（２０）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

司，１９９４），页５１６－５１７。



（２１）《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

公社主办），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第７６期第１－４版。



（２２）同注１４，　页２２７。



（２３）〈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

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１９６６．１１．１９）〉，同注１１，第２卷，

页１３７。



（２４）〈周总理重要讲话（１９６７．９．１８）〉载《外事战报》（北京：

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

冈山”主办），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６日，第２期第１版。



（２５）〈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６６。８。２２）〉，

同注１１，第１卷，页７７。



（２６）同注８，下卷，页４６，５１。



（２７）〈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

同注１１，第３卷，页２７３。



（２８）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３０４。



（２９）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１９９

７），页１０６６－１０６８。



（３０）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９６年

第７期，页１０８。



（３１）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１９９

７年第６０期。



（３２）同注１２，页３２８－３２９。



（３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

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１９６７．１．２５）〉，同注１１，第３卷，页２３３。



（３４）同注６，页３２－３３。



（３５）〈周恩来同志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１

９６７．１．３）〉，同注１１，第３卷，页１３；〈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

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载《革命侨报》（北京：中侨

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４日，第２版。



（３６）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５），页２。

周恩来杀人绝不手软

林保华

周恩来杀光叛徒顾顺章全家，甚至在场的亲友，包括救过他的
恩人。中共党史中尽量掩饰这点，以保留周在神坛的地位。但现在
也有国内的作家详细披露这宗灭门血案，可惜还只能在台湾出版。

最近一期的"争鸣"杂志专题报道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扮演的角色。
周恩来是毛泽东走下神坛後还留在神坛的尊神，中共至今还在美化他，实
际上就是在美化自己，以掩饰整个党在道德方面的沦丧。但的确也有越来
越多的国人对周恩来的政治品德发出疑问和进行批判。最近我看到台湾一
桥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以下简称"周案")就是其中
一本。这个灭门血案就是鼎鼎大名的、由周恩来一手策划和执行的顾顺章
灭门血案。
本书的作者是吴基民，自我介绍是一九八二年春天毕业於上海复旦大
学後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机关，从事落实政策的工作。我也曾经读过他在八
十年代中期所写的纪实文学"塔尖上的女性"，写的是上海一些单身女强
人的性烦恼。他在接触了顾顺章案後就下决心要写有关的纪实作品，并作
了十年的努力。

中央特科杀手讲述血案经过

"周案"一书之所以在台湾出版，相信是因为书中涉及周恩来及其他
中共领导人的情况在国内因为为尊者讳而不能出版，但因此也更有史料价
值。在去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有提及顾顺章的叛变和周恩来的应对
，但未提及此宗灭门血案，想来当局也不认为那是血染的风采。
我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的是中共党史专业，但很遗憾的是教科书中
从来都没有提到过顾顺章此人，在"内部文件"中虽看到过顾顺章的大名
，但不知其来龙去脉，老师在上课时也只是一句带过他是叛徒。而有关的
灭门血案是後来到香港後看一些书才知道有那麽一件事，并同周恩来有关
，而在本书中可以看到顾顺章的叛变的详细情节和当时的整个背景，以及
事件同顾顺章後来的结局。
作者是在处理群众来信中接触顾顺章灭门血案的。因为写信的洪扬生
是一九二四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
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
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
是决策机构，下设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洪
扬生则是一科的负责人，负责总务；二科搞情报，负责人陈赓；叁科就是
着名的"红队"，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谭余保、王竹友先後任科长
；四科是後来才成立的，是电讯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亲自参加了这场
杀光顾顺章全家的灭门案。作者还接触了二十年代後期、叁十年代初期的
六届中共中央委员、女工张金保，当时的中央委员二十叁人，候补中委十
叁人，她後来参加了罗章龙的分裂活动，另立中央，还是重要的骨干。正
是这些已经几乎被湮没的"活字典"，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补上
党史中的一些被有意掩盖的部分。

屠杀由周恩来康生亲自带队

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赵容)也直接参与，周恩来在黄埔
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
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
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
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也安排把顾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的
"关系户"，但後来下落不明。在行刑过程中，康生的表现比周更坚决、
冷酷。
任务完成後，"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
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
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後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
後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叁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
、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体时，共挖出叁、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
这个"红队""锄奸"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
在顾顺章叛变後，周恩来亲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
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
，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
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
你们作证----"
洪扬生作为一科科长，後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时被俘，根
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後来长
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後，洪兴冲冲去找在一九叁一年被调
去领导中央特科、洪扬生同他共过事的潘汉年，因为他可能知道周恩来作
过的上述指示。但潘汉年敷衍了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一九五一年四月
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五八年再被捕，陆续
关到七四年，但都未正式判过刑。洪是道地的无产阶级红五类，为保卫革
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後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要对他"专
政"，但没有把他灭口，也是中共的"进步"。文革结束後，由当时担任
外贸部长的李强作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
费，才有"幸福的晚年"。

潘汉年无情向忠发公款嫖妓

本书还涉及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些情况，也是中共的党史中所讳言的
。例如上述的潘汉年，他在"解放"後当过上海市副市长，是中共的高级
特工，曾代表中共和日伪勾结，在一九五五年成为除了高岗、饶漱石之後
被中共整肃(也可能是封口)的中共高干。洪扬生对他的评价是"潘汉年不
是东西"，这并非完全是个人恩怨。据作者说，他采访过好些人，都听到
过类似的话。比如当年在上海抚养过毛泽东叁个儿子、後来护送过美国记
者、"西行漫记"作者艾德加。斯诺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曾如此抱怨
说，他绝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时候，他往往
是踢上一脚。特工，特别是共产党的特工大概就是这种德性，不灭绝人性
做不了也。所以後来潘汉年也被自己人整得很惨，但没有多少人同情他。
说到董健吾，也要带上一笔，有人把毛泽东次子毛岸青的神经病归咎於当
年他抚养之时，可谓好人难做，但在林彪企图"谋反"的"五七一工程纪
要"里则说是毛泽东逼疯的。
上文提到的向忠发，也是过去中共所极力想在党史中抹掉的人，因为
他被国民党捉到後立刻下跪求饶，有损中共英明伟大的形象，问题他还是
道道地地的产业工人红五类，没法说他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而
撇清同中共的关系，还在於他担任主席後和妓女同居。这个妓女名叫杨秀
贞。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回忆说此人很漂亮，向忠发给过杨八千大
洋，大概也是"革命经费"里开支吧？不过杨同向同居一年多不知道向是
共产党员。这恐怕也说明他是个"昏君"，无所事事，实权抓在周恩来手
里。当时向住在善钟路(常熟路)一间成衣铺的二楼，亭子间住的是中共另
一领导人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周恩来也上来拜访过向杨，可见向忠发的
嫖妓行为中共高层不但知道，也是支持。因此以後周支持毛和江青结婚，
"解放"後为毛乱搞男女关系创造条件，自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还要提到
的一句是，据其他史料所载，当顾顺章叛变，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面临被
一网打尽而要紧急疏散时，向忠发因为同杨秀贞"儿女情长"舍不得分手
，结果杨被国民党特务跟踪而捉到了向忠发。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如
果向忠发後来能成为毛泽东一统天下，这段历史就是革命的罗曼蒂克了。

周恩来临死前脱不了的阴影

同样，顾顺章在革命中也不忘"浪漫"，他就是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
皖苏区後留在武汉同姓白的交际花打得火热不想离开而被叛徒发现的。当
然也可以说这是革命的需要。不过从中也可看出中共的腐败也是一种"革
命传统"，提着脑袋干革命时都不忘腐败，胜利後掌大权当然要发扬光大
了。
在中共党史中，党内斗争最激烈的就是文革期间和二八年六大到叁五
年遵义会议之间。文革还有毛泽东亲自指挥和主导，而六大到遵义会议六
、七年间，中共党内大小派系林立，相互利用，相互争斗，左倾、右倾、
分裂、匪帮等各种帽子乱飞，在强敌压境之下还自相残杀，甚至借国民党
的刀来杀自己的同志，国共敌我矛盾同中共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可说蔚
为奇观。由於被捕的多、叛变的多，因此高级领导人中也多昙花一现人物
，他们的名字早被人遗忘。从本书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侧面。
但就是历经风险，最後得以成为开国元勋的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後
时刻，也甩不开顾顺章的阴影，这倒不是说他良心上有甚麽谴责，而是在
当年国共激烈斗争，不少中共领导人自首叛变，而且真假难以分清的情况
下，也出现过伍豪(周恩来的化名)等脱离共党启事，刊登在上海的主要报
纸上。这本来是当时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心理战，没想到四十多年後发
挥巨大作用，成为文革後期毛泽东和江青抓周的小辫子。本书详细介绍了
周临死前对此如何耿耿於怀，留下种种证据和辩解的录音，在病危时签下
他的大名来表明他的"清白"，并且存入中央档案馆。可见他对死後被"
鞭〖"的恐惧。他把骨灰撒到大海显然与此有关。
除了夫人邓颖超外，周恩来在逝世前要求见到的最後一个人是他的亲
信，担任过特工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罗青长，本书的最後两段说：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讲：周恩来提到了瞿秋白。他说：我不是叛徒，
瞿秋白也不是叛徒，他的'多馀的话'，不是红卫兵发觉的，我早就看到
过。我对不起他----
"据已经证实的消息说，周恩来提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名，然後说，
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的时刻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果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乎？

早年周恩来身边的女人初考

司马璐

　　可以肯定地说，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周恩来
利用女人的天才，和政治统战的天才，其实是一套学问。

　　从「叫父亲太沉重」谈起

　　我首先为写「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小姐感到不平。我认为艾蓓的
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忠实地写出，而是
故弄玄虚，用迂回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至很多人怀疑她的真实性。

　　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
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保卫工作的，他与周
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与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
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他没有来得及说，我想托党和
国家大事，罗青长还不够条件，周恩来的家事有邓颖超，也不用「托」给罗
青长。我的理解是，周恩来「托」罗青长的事是照顾艾蓓，用句香港人的口
头语，罗青长是为周恩来「食死猫」的。

　　第一位女人张若名

　　根据现有资料，法国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
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
中说：「张若名（１９０２－１９５８）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
学位的女学生」是２０世纪「二○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有过三角恋爱关系。周恩来与
张若名相恋于先，然后邓颖超横刀夺爱。中共早期资料中，谈到当年那个风
云的时代，周恩来与张若名出双入对的柔情蜜意故事，张若名也长得比邓颖
超美丽，当时被称为才女，他们手牵手参加过对北洋军阀的斗争，１９２０
年１月同时被捕，１１月双双到法国同居。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热恋时，邓颖超不断给周写信。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
不久。邓颖超在国民党中很活跃。她到广州后，与国民党的上层多有交往，
与鲍罗庭夫妇关系密切。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始终是蒋介石的部下，而邓颖超
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了。当年周恩来在巴黎决定放弃张若名而接受「小
超」（周对邓的昵称），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和当年蒋介石放弃陈洁
如而接受宋美龄是很相似的。中共反右以前，周恩来曾到昆明秘密探访过张
若名，１９５８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

　　王一知·张文秋

　　中国共产党初期一位著名美女王一知，也曾经是周恩来的密友。王一知
原是中共成立时东京小组施存统（复亮）的夫人，后来与张太雷同居，张死
于广州暴动，王一知长期受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当年张国尽夫人杨子烈亲自
见到邓颖超打过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过侮辱。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
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像周
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
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
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
（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
的主角。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
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他们既是亲家，
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
的意味很重。

　　胡绣枫姊妹

　　抗战时，我在重庆认识一位社交名人胡绣枫女士，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
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分的中共地下党员，１９３９年，毛泽
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提出一条件，要求他的
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认为胡绣枫是自己身边不可缺少的女人，很
感为难，于是胡绣枫建议由她的姐姐胡楣代替她。胡楣又名关露，是三○年
代初著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情报，胡绣枫
给李士群一封信，请李给姐姐关露一份工作，李士群一见，觉得关露和妹妹
一样漂亮，就留在身边，关露从此就以李士群的情人身分做了汉奸，实际上
为中共秘密工作。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个谜，毛泽东、江青的结婚，现在中共的说法
是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世英、杨帆等当时向党中央提出
资料说，江青私生活糜烂，同志们称她为「公共汽车」。中央大多数同志也
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２０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
务。五○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
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
合法参政的开始，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互相吹捧。这一切都令人感到，
江青可能是周恩来安置在毛泽东身边的西施或貂蝉。至少说明了周恩来和江
青的关系是不寻常的。

　　孙维世·黄慕兰

　　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明知其事，严格保密而
又用政治手法处理的是邓颖超，早在１９３７年，周恩来把孙维世从武汉的
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家中时，那种喜悦，邓颖超早已看出周恩来内心藏着一个
秘密。

　　１９５１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
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
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
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
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

　　和金山同居过的另一个电影明星王莹，也是和周恩来私人接触最多的。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是黄慕兰，她
当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活跃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法租界
的包打听（暗探）、翻译官等，她在周恩来身边，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报
。

　　周恩来守口如瓶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
的重要，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
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

　　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
那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从没有讲」。周恩来一向「守口如瓶，滴
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１９８２年６月３０日
「人民日报」）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中共的「住机关」，这种住
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妇，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人的
，另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闭门「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
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他
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尚且「守口如瓶」
，我们做研究工作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