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多一点厚道多一点理解──兼谈卫慧、棉棉的现代性创作
多一点厚道多一点理解──兼谈卫慧、棉棉的现代性创作
《文学探索》月刊
我一直认为，多一点厚道，无损批评的力度和思想的深邃。
几年前，我曾在北大批评家周末的讨论会上呼吁：多一些理解。记得当时的言说是这样的：蔡元培先生有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寻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我认为面对当前的创作，人们也应该多给一些理解。具体从两方面谈。
一是对一批从８０年代过来的、充满人文情怀的作家多一些心胸包容，少一些新潮的刻薄。８０年代的文学，无论寻根，还是写实，都更具“诊所”效应，人们更多的是借助文学来慰藉心灵。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似乎都有满身创痛，期待文学给予抚慰。到九十年代后，文学由“诊所”效应转为“商品”效应，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构成“生活”与“消费”关系。进入市场，一切都得明码标价，“刺激”成了生意兴隆的关键。面对这种商品潮的大气候，人们似乎只接受各路生产的先锋性、娱乐性；而对那些以精神探寻为使命的作者，对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上的廉价，嗤之以鼻，甚至极尽挖苦讽刺，乃至谩骂。我想说，既然这个时代提倡开放与多元，那么就应允许文学创作的各种形态存在，而不应该自己没有情怀，也不允许别人有情怀；自己下贱，也要求别人随之下贱！
二是对当前的女性创作请男士们多一些理解。很多的时候，现实语境剥夺了女性正面表达自己的能力，因此，当前的女性创作有一些以否定的方式来进行表达的倾向。比如对情爱的书写，对性的表达等等。这里含有一种革命之初的姿态，因此不免多一些偏激。另外，如果你平心去读，你仍可从女性挖苦嘲讽背后，读到平和安详，宽厚坦荡。希望面对当前女性的一些“革命”之作，摘下有色眼镜，以一种平等对话的心态给予理解。而不要以淫秽的眼光，借挖掘她者的心理，来表达自己潜在的欲望。
总之，希望人们多一些宽容，放大一些胸襟。
以上是针对九十年代初批评界对八十年代的反叛及对自残雪以降女性作家作品的指责而发的言论。当时中国大陆一批女作家受西方女性主义本质理论的影响，产生了许多大胆言说自己身体和感觉的作品，对这些文字，批评界出现了多重误读乃至曲解，批评态度甚为恶劣。当时我意在坚持的是女性的言说空间，无论这些作品有着怎样的不完善，但就女性意识的挖掘和探寻而言，她们有贡献。
目前的批评有一个误导：将卫慧、棉棉的写作混淆于她们的前辈作家。但只需要稍微认真一点面对读本，便会很清楚新生代的写作与陈染、林白不同；也就是说卫慧、棉棉的写作根本不是陈染、林白们的发展。如果说陈染、林白是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发现，并细细私语于这份发现的惊喜，那么卫慧、棉棉就是将女性身体袒露于消费文明的制作。尽管陈染、林白、卫慧、棉棉都书写了女人的身体和欲望，但不同的是：前者强调女性自我抒发；后者着重“阳具”牵引。可以说后者毫无女性意识。女性意识的书写特殊性在于对女性主体的建构，否决“阳具”中心论；而卫慧、棉棉再叁吟颂的是“阳具”带领着她们飞翔，为被恩赐的高潮而感激涕零。女人被男性中心认定为“不可自我完成的残缺”，在卫慧、棉棉的笔下是那样醒目。卫慧、棉棉的文字只是一种为消费而进行的劳作，这份生产的蓬勃得力于商业行为的红火炒作；与其说它们来自女性之笔，不如说它们来自书商的殷勤；就像鞋商促使鞋业发达一样，中国大陆自有了书商之后，文字消费品便如火如荼（曾探访过北京城的书商营，他们的工作室犹如行画室，各路小说是如制作行画一样在工作室制作出的）。正如王朔将相声当小说来写，获得片片喝彩；而卫慧、棉棉是将摇滚当小说来做，要的是发泄与刺激。因此对这些消费品加以艺术的衡定，对生产者有欠公平，对艺术本身亦是亵渎。
估计女作家虹影是受了普通话在海外的推广与教授的影响，竟对卫慧的文章指出叁十个语法错误，并直言卫慧做中学生也不合格。我觉得此言太刻薄，而且也是身居海外之人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大陆教育居高临下的心态。名牌如复旦，竟然也遭如此贬损。按虹女士指点随意翻开虹影小说《玉米的咒语》，第山８３页有这样的句子：“那是个英雄崇拜的年月”，词语搭配是否恰当？我不说。也不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仅想指出当今的批评界缺乏厚道。
有批评者立于女人的角度指出卫慧文字引发的羞耻，以极其诙谐的语言回应小说描绘的“湿”态，说“一见男人就湿，不是女人是漏斗”。卫慧、棉棉极力想描写女孩儿的感觉，亦频频以“飞翔”造意，却没有明白女性主义理论中“飞翔”的真正蕴涵，结果她们的文字只会使女人坠落，因此王朔给棉棉的是“向子宫致敬”。由于棉棉太强调女人被男人“打开”的重要，是因了男人女人才得以“飞翔”，女人的身体只为检阅男人而存在，于是女性的丰富在棉棉的笔下被粗暴地剥离，女人仅等同于子宫。卫慧不及棉棉对文字的感受力，但在知识结构上却强于棉棉，仅从《上海宝贝》来看，作者写得很辛苦。书中不断强调“我”这样一个“年轻”（即充满欲望的）女人对纯洁如天使的男人的“看”，摄影镜头举在女人的手中，一寸寸看过男人的身体，并渴望这个男人将身体作为礼物奉献于自己。而这个男人只看重女人手中的笔，为了她的写作他可以奉献所有。逻格斯中心论被女性主义一批再批，那么，对男性中心的反转性拟仿，是否就是女性的胜利？当然不是！故卫慧的描写只显露出滑稽。女性在卫慧、棉棉的笔下、或者说在消费文化里，被异化了。
在读过卫慧、棉棉的作品之后，我取消了自己对新生代女作家作品评述的写作计划，并放弃上星期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理由是立在女性立场，难以对仅有消费价值的文字作出学术评判。当然行画需要的是行画评论家，可我不是。但是在研讨会上讲评刘慧英的《男性作家作品中女性形像物欲化》文章时，有人质疑：卫慧、棉棉的写作不是同写作《废都》的男性作家一样将女性形像物欲化？由此否定自陈染、林白以来的女性写作。将女性描写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卫慧、棉棉与男性作家也许区别不大，但细节迥异。翻开《废都》，比比皆是男人怎样把玩女人的小脚、怎样戏耍女佣的身体，其激发的是情欲；而新生代作家更强调人对“性爱”无所谓的生存状态，性，其实就是那样一个存在。棉棉在《糖》中叙述一个男人随一个女人回家，女人先洗澡，完毕，男人入浴室，出来，男人提议：我们做爱吧，女人答：我无所谓，做就做。但中途两人都没兴趣了，作者以女人内心独白的言说方式点出：本来我们是想做出一点爱来的。这是一个人性、尊严都无所谓的时代，爱与不爱、做或者做不出一点爱都无所谓。因此我认为评述这样的作品，只可纳入消费文化的离析中方知究竟。不必用艺术恒定的标准去框设一切，把上帝的给上帝，把撒旦的还撒旦。不必义愤填膺，也无需尖酸刻薄。摇滚不是艺术的全部，蹦迪（迪斯科）也不是全民所需，犯不着对几个写作经验还很稚嫩的女子上线上纲。
卫慧、棉棉的作品以摇滚刺激迅速在消费文化中走红不足为奇，离奇的是盛传她们的作品被禁；于是书商更加雀跃，购买连同批评蜂拥而至，实乃咄咄怪事！撇开当下离奇景观不论，值得思考甚至让人忧虑的是，汉语女性意识的书写该如何前行？
童若雯博士曾在《女性主义在中国》一文中，以锐利之笔揭示了女性主义文化批判在当下汉语语境中的困难：“如果女性主体无法脱离以性爱为自我定位的蛊惑，如果它没有面对远为辽阔的历史社会空间思考，并和父族传统对话，显然它并未脱离父族为它所设的界限，也没有完全脱离第二性的集体潜意识。我们很难诚实地说，这是和女性觉醒的意识有关的一种书写。女性欲望表演或情欲告解的倾向也使我们思索这种回到身体的策略的局限与危险。是否有可能，这只是重演女性物化的困境？是否这其实是和商品逻辑挂钩的写作方式，并乘着女性研究的时髦风潮隐晦地巩固了旧有意识？这种具有辨证意含的陷阱处处都是，并显示
了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的困难。”（见《文学探索》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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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和父性令人厌恶，因为它们使世界增殖。
2001-07-24 09:38 AM 发表 | 举报这个帖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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