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哥们写的：

现实中的我们并不奢侈，虽然心中还留有这样或那样的梦想。软绵绵的梦想只属于多梦的年纪，成长之后独自面对生活的一刻是僵硬的。生活似乎早已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向我们炫耀它不容质疑的权威。在这种权威的阴影之下，我们逐渐忘记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转而开始希望保住自己最基本的幸福和那些偶尔造访然后又匆匆离去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活着是人生最基本的欲求，而那些看似简单得不值一提的的幸福其实是最难求的。
　　
　　余华的著作《活着》向我们阐释了有关痛苦和绝望的最初意象，张艺谋则希望通过他的电影将这个主题更加深化和普及。从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艺谋在真实地还原书中固有内容的方面还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单从场面布景和对话以及演员的表演上我们看不出太多与原作不符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相对于原著，影片《活着》无论在表现力和震撼力上均有很大的差距。在我看来，这个翻拍是不太成功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最大的问题不是影片拍摄的环节，而是剧本的改编上。我们看到，影片《活着》的编剧中有余华的名字，但这并没有使剧本达到原著的水准。可以说，剧本《活着》基本真实地还原了原著中的几个场景，但是却将原著的表现力极大地削弱了。《活着》本身是一部表现生存、宿命以及不可知等一系列主题的小说，但所有这些主题在影片中都被无情地表面化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单从剧本的角度来看，挖掘深度不够是其最明显的弊病。整个影片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流水帐，进行得比较平，没有很明显的高潮和侧重。每个场景点到为止，然后又匆匆赶往下一个场景，结果所有的场景都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承认要把余华的长篇大作浓缩到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来表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要选择的就是清楚地叙述故事，还是清楚地传达原作的主题。很遗憾影片的制作者选择了叙述故事情节，并且没有把它完整地叙述出来。当然我并不是单纯地认为让片中的每个角色一个接一个死光了感觉就很好，但是从原著的表现特点来看，死亡是烘托小说主题的重要元素。看过原著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看到书中的角色无论是应死和不应死的都一个一个赴了黄泉,其实心中并没有预期的那种类似屠戮之后快感，而是感到了一丝沉重。本来，死亡不看活人的脸色行事，面对生死，我们至今依然无奈。电影最终保全了家珍、女婿和孙女的性命，留下了一个平淡和希望的结局，用死者与生者的对比衬托了“活着就是幸福”的主题。这样的设置也许是制作者出于别的考虑而定，但在我看来，确实削弱了原著的某些东西。
　　其次，个别场景在安排上值得我们商榷。举例来说，凤霞医院生子一段戏，很明显电影中加入了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尖锐讽刺。我觉得《活着》不仅仅表现了人的主题，同时也影射了政治的弊端，毕竟很多时候人的命运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加入与政治有关的镜头语言还是必要的。但这样的讽刺放在凤霞这段戏里，并且采用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是不是合适呢？
　　凤霞这场戏应当是全剧的重头，是最具震撼力的片段：第一，福贵一家历经种种坎坷，逐步步入正轨，家境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给人的一种感觉是,随着龙二的被枪决,过去那些噩梦一样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福贵一家快要转运了。后来二喜的出现，凤霞的完婚似乎证实了人们的猜想，使人们对福贵家的转运更加深信不疑；第二，福贵家之所以能从巨大的困境中走出来，聪明贤惠的女儿凤霞起了重要作用，所谓好人好报，凤霞的幸福应当算是苦尽甘来，顺理成章.所以从正常的感情上，观众很难接受凤霞夭折这样一个与内心想法反差极大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凤霞之死应当是一个使全剧形势急转直下的过渡，让观众在惊愕和惋惜中体会到幸福的短暂和来之不易，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活着”的价值。我想，这应当是凤霞之死这场戏缩影表现的主要内容。而另一方面，影片中有关王教授的安排也十分精彩，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尖锐地讽刺了文革的荒谬和红卫兵的无知、读书无用论的危害。但同样精彩的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味道就不对了。王朔说，书里要是句句都是彩儿，那这书也就没彩儿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这个电影，两个精彩的片段合在一起，给我的感觉是互相削弱了各自的表现力：同政治的昏庸荒谬相比，凤霞的死根本就微不足道；而从人的感情上看，凤霞这样不明不白的就死了，不能不引发人们对孩子的惋惜，和对福贵、家珍、二喜表现的关注。应当说，对待这样的重头戏，观众的精力应当是集中的，导演应当突出一种绝望的情绪来表现福贵，家珍和二喜在此时的心情。而黑色幽默的政治讽刺贯穿其中一是冲淡了凤霞夭折的意义（而对于徐家来讲，凤霞此时夭折，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二是使这段戏的重点不明，政治？还是感情？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解释：凤霞的死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一手造成，是荒谬的政治路线毁了凤霞。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又不得不转回到一个最根基的问题，那就是：《活着》到底是要表现人，还是要表现政治？显然，作为余华的书来说，肯定不是为了讽刺政治而做，政治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陪衬之一。由此，凤霞之死的戏中加入大段的政治讽刺，我想就不太合适了，尽管那个讽刺很精彩，但却是抢了主题的光。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制作者在拍摄电影之初就要把这个东西的政治讽刺成分突出一些，如果这样的话，凤霞之死那段戏的安排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不过总之，单纯作为一部电影，《活着》至少也算是少有的优秀之作。但是从翻拍原著的角度来看，《活着》还存在着不少的遗憾。其实翻拍电影本身就比较困难，最近的《哈里·波特》和《指环王》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少人对此议论纷纷。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是书本给人的想象空间很大，电影制作者不可能把每个人对书的理解和想象都加到影片中去，这会就产生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电影界好象还在尝试阶段，至今还没有太好的范本出现。甚至有人极端地表示，翻拍电影当中根本没有精品。《指环王》的导演彼得·杰克逊说，我要让没看过书的人了解整个情节，又要让看过书的人不感到乏味，这确实很难做到。
　　所以，说《活着》的翻拍效果不好到底也是一家之言，因为这种见仁见智的东西不好搞得太绝对。不过翻拍电影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但是路应该怎么走，还有待于我们的探索。

mumer

医院那段是败笔，幽默的有点过头，和整体风格不符。
电影的表现形式是有限的，所以我更爱看余华的原著。

我更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原著。

就事论事说《活着》

说实话，我看过这部电影后也觉得它力度不够，张艺谋对煽情片段的处理过于平淡。这除了剧本的原因外，我想和配乐的运用有很大关系。在我看《活着》当中几乎感觉不到音乐的存在，但我认为像在这种以煽情为主的电影里，音乐是必不可少的。而反观西方电影，不管是好赖坞还是欧洲电影，他们对音乐的重视有时超过了电影本身。
再说剧情，上面两位好象都对医院那场戏感兴趣，那我也来说说。头起的哥们说：“使这段戏的重点不明，政治？还是感情？……”其实片子两者都在说。如果把整个《活着》这部电影比作“风中的蒲公英”，那么我们在表现蒲公英无助的同时也要强调风的无情与猛烈，我想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对于感性者更看重前者，对理性者更看重后者罢了（呵呵，冷菲，又扯到感性和理性了）。那么大家对它的蹩脚又做何解释呢？这只能说是张艺谋的功力还未达到。对于这部早期的禁片，当中多少可以看出当时的他对一些场景的处理并不那么自信，上面说到影片像“流水帐”就是证明。
不过我们反过来想，张艺谋本来就是刻意削弱剧情的跌荡起伏来烘托小人物大时代；他打一开始就不想用音乐；他觉得过多的煽情反而让人觉得做作……嘿嘿，那只有他自己能说清楚了。

另：个人认为医院那场戏一点都不幽默。医生吃多了，我就知道凤霞要死。她是个哑巴，临死一声也没喊出来，就那么张着嘴死了。她无声的死正是世上无数小人物的死。

小谈文学与电影的区别

“一部小说就是一个剧本”；“文学是文学，电影是电影”。显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对，都太偏激。不过事实却是，没有一部改编电影是经典。是小说太经典了？是电影改编太差了？
这倒让我想起了翻译界对应该是直译还是意译的讨论。直译总是把外国原著直接翻译成中文，反而失去了原著的思想，成了变味的艺术；意译倒的好，思想性保留下来了，但发现它并不是原著了。
说到底，这是因为语言不同，思想相通。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和外国人就是不一样。我们见面打招呼问：吃了吗？老外见面二话不说先啃一口……
呵呵，我觉得这就和文学与电影一样，它们是两种艺术形式，它们的形式是不同的，但思想是相通的。如果我们硬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那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形成变味的艺术。
那么它们二者的兼容性就仅限于思想上吗？我想稍微有些文学和电影常识的人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相同点的。比如一些表现手法上，以环境烘托情节，文学上也许会用一个段落进行环境描写表达主人公的心境，而电影上也许会用一个镜头的摇移把环境尽收眼底并最后停留在主人公的面部表情上。这里，一个把环境附注于文字，一个把环境表现为画面。表面上后者更直接，其实它同样与前者具有抽象的一面。我想这就是电影比文学更通俗的原因，相反，这它也更容易庸俗。
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这本身就是艺术表现上的尝试。但我们似乎总会犯先如为主的毛病，我们把看过的小说和电影比较总会觉得我们脑海里想象的画面和电影出入太大，以至我们无法接受，最终给电影以否定的评价。当然，我在这也不是给电影正身，一些改编电影对剧本的挖掘确实不如文学更有思想内涵。这其中有电影工作者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它客观上的原因。

先看原著再看的电影，
感觉不爽。
对老谋子的水平非常失望。
总地来说，
我的感觉是，
从艺术叙事倒退为了政治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