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她背着两只蛇皮袋出发了

　　１８岁生日那天，李裙从长江里挑了５担水回家。她的村子就在长江边上，四周围着每年都在加高的堤坝。从１４岁开始，她每天都要到长江上挑水。
　　村外的田野上现在正是春天，该绿的绿，该黄的黄，但李裙看了只觉得沉闷。村子里空荡荡的，年轻人都出去了，这个鬼地方真没有什么好多呆的了。她初中毕业已好几年了，那些初中没读完就出去打工的人在春节回来时都显得非常洋气，皮肤变嫩了，嘴巴也会说了，听她们说起城市来，李裙仿佛就在她们的脸上看到了城市的大街、彩灯、汽车和高级的舒服。她还闹过一个笑话，她问她的同学爱萍，城市那么大，挑水可要走很远的路哦？这次被取笑也有收获，从此她就知道自来水，爱萍说，就像长江那边的水用水泵打上来，沿着铁管直接流到家里。
　　她挑着水从堤坝往村里下来，这是她今生最后一次挑水，明天，她就要离开这鬼地方，到外面去，别让自己在这里憋死。
　　回家后，她也没有歇息，她就开始扫地，并且今天扫得格外干净，因为这也是她最后一次扫这块乌黑的黄泥地。手里做着什么的时候，她想得特别多，甚至感觉自己的心都有点按奈不住了。难忘的有父母还有王老师，父母很辛苦，苦得就像深陷在洪水中的两棵树，但他们不是相亲相爱的两棵树，而对李裙都很好。李裙早就提议要出去，父母不同意，不是不让她去城里过好日子，而是不相信城里的好日子能够被她轮上。她知道父母亲正准备给她说媒了，而她的故乡，她没有一个男青年能被她看上。那个王老师使她爱上了文学，在她认识的人里面，王老师是最有知识的，甚至是最有魅力的。他在城里念了大学回来，所以他的身上总还留有与乡村不一样的色彩。她也给王老师写过信，希望他能够支持她出去。可是他却劝她要热爱农业劳动。那么他自己为什么不参加农业劳动呢？他自己考上大学教书不就是为了逃避农业劳动吗？看来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城里人，他只是城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她的脑子像是洪水季节的长江，过去的回忆，未来的想象，希望和恐惧，村子里一双双熟悉变陌生，陌生变熟悉的眼睛。
　　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出发了，她感觉自己就像是在逃婚，她不肯嫁给农村，她要嫁给城市。她背着两个蛇皮袋，一袋是棉被，另一袋是几件象样点的衣服和几本舍不得扔的书。或者说，她的两个蛇皮戴里，一个是装着温暖，另一个装着理想。
　　她沿着堤坝和江边山沿走了两小时到了一个码头，这里没有车路，也没有车，路是靠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坐了三小时船后有一个小站，然后她第一次踏上了火车，开往常州的火车。　
　　　

　　　　　２、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
　一星期以后，她已在城里的一条服装生产线上熨衣服了。每两分钟，生产线上就会流过来一件衬衫，工头在边上不断地催促“快点快点”，所以她的动作被迫非常敏捷。爱萍在生产线的另一头，即使在边上，她们也没法聊天，走来走去的监工也不允许。生产线上另外的女工也都与她一样，毫无表情或者说带着一脸的焦急。这是她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
那天下了火车之后，已是午夜，她似乎觉得城里人像观赏怪物似的看她。两只蛇皮包把她臊得满面通红，尽管她穿上了她最好的衣服，可还是这儿最土气的一个，她坚决扔掉了棉絮和土里土气的衣裳，她那双穿着布鞋的双脚走上了街头。她马上发现自己和这个环境格外不谐调，爱萍的工厂在什么方位，乘哪路车，她一点方向感都没有。街上真的如人们描述的一样，华灯闪烁，人影迷离，她置身其中，倍感恍惚，她想找个地方歇歇，天亮再找 ，于是又蜇回候车室。半夜的寒冷又使她后悔过早地扔掉了破行李。凌晨三点多，她刚要在候车室长椅上躺一躺，一个戴袖章的老太婆就过来了。
老太婆恶狠狠地踢着昏睡的她，“滚，火车站不是供你睡觉的。”
“我明天在这儿乘车。”
“不行，你以为这儿是白睡的呀，拿五块钱来。”
“我不，我又没买你的东西，我不给你钱。”
“那你滚，快滚，不滚让联防队抓你。”
她就滚到街上，一开始不怕的，睁大眼睛使劲浏览，浏览到有人在浏览她的时候，她就怕了。然后拼命的走，她不能停下来，尤其不能张着无知的眼睛停下来，直走到天色大亮，城里的阳光照得她眼睛发花，全身发软。她看见鳞次栉比的建筑，峨然耸立，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肉嫩的眉，肥美的腿，这些都强烈诱惑着她、冲击着她。
在早上八点她还是找到了爱萍。她被爱萍直接带到了服装厂，凭着爱萍的关系，进了招工办公室。那个威严的招工办主任在问到她会不会做电动缝纫机时，爱萍抢着说：会，她会。
其实她不会，她是学过裁缝，可是没见过电动缝纫机。
“这样合适吗？”她小声地问爱萍。
“听我的，不要多说。”尽管在读书时她是爱萍的榜样，可是在城里先来几个月的爱萍马上成了指导她的大姐。
果然，谎言没有被人揭穿，所谓的考试在最缺人手的时候就变成了走过场。她顺利地分到了爱萍同一个车间。
　车间足足有她们村上十户人家那么大，而且一间大房子里足足有上百只日光灯，这对于这个从点煤油灯的地方而来的小姑娘，是何等的壮观和不可思议啊！几百台电动缝纫机发出音乐一样美好的声音，这里多热闹啊，她还没来得及把惊叹发出来，有个女人就过来了，她朝她和爱萍叽里呱啦嚷了一通，爱萍赶紧拉她坐到了一台缝纫机前。
“她是谁，她刚才说什么呀？”
“我也听不懂呀，她就是这个车间的主任，她讲的是常州方言。大概就是叫她们不要傻站着吧，你自己要学着看脸色，小心点！”爱萍发出了极为谨慎的信号，她发现早来几个月的爱萍好象变了一个人。
“没必要这么小心吧，她们又不是奴隶。”
“当然不是奴隶，不过人家有人家的规距。”
“那也不应该那么凶啊，又不是地主婆。”
“到城里来，跟家里不一样，要少说话，多做事。”
事实证明爱萍没有危言耸听，她刚来的这天中午，就有一个湖南来的打工妹因为和工段长顶嘴而被炒了鱿鱼。
一整天，她一个劲地踩着电动缝纫机，尽管它不是那么容易控制，可是她从爱萍的脸上看到了斩钉截铁的服从，不敢轻举妄动。
到了晚上，爱萍把她带到了一间宿舍，说是宿舍还不如说是仓库，一间五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有一半的地方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另一半放着十来张高低床，纸箱子里还有老鼠的磨压声。她正要尖叫，爱萍及时阻止了她，“不要影响别人，还有人没地方睡呢，这次厂里招的人多，要不是她早早给你打好招呼，今晚你还象昨天一样。”不愧是好同学，知道她怕什么，但现在也不敢怕了。
“我跟你睡。”
“我们宿舍人够多的了，大家都已经约法三章，不让带小姐妹来。”
站在有老鼠的房子里，她感到一阵委屈，怎么也想不到期盼了这么久的地方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容纳她的满腔期待。
当天晚上她就和宿舍里的姐妹们混熟了，她们大多也都是前两天刚来的，郑艳来自四川，长得性感动人的琼芳来自贵州，眉清目秀的阿美是她的老乡，天真活泼的金晶来自福建，更多的是来自苏北，她们中最大的三十六岁的苏招娣，就是离常州不远的金坛，早已是一个十多岁孩子的妈妈了，而最小的连身份证还是借别人的，在车间里的名字也和宿舍里的不一样，你喊她“王家秀”她也答应，喊她“金晶”，她也会回头，所以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个是她的真名。
这些她只有在地图上见过的地名，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姑娘们如今和她同处一室，那种想了解世界的欲望使她把老鼠暂时忘到了脑后。可是老鼠没有忘记她们，到了半夜，它们就开始行动，专门往姑娘们的行李里钻，姑娘们的喝斥声根本赶不走它们，只会让姑娘们自己胆战心惊，又困又累的她，根本顾不上这个，直到老鼠把它毛茸茸的身子贴到她的脸上，她才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号。这一呼，惊动了管理宿舍的大婶，她气势汹汹地跑进来，露出凶神恶煞般的脸，嘴里叽里呱啦又嚷了一通。李裙怕大家听不懂她说什么，马上翻译给她们听，“骂我呢，骂我一个人，和你们无关呢。她说我深更半夜不应该大呼小叫的影响别人休息。”
第二天，工段长还是识破了她的谎言。工段长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这儿又不是招学徒工。”当然她没有辞掉李裙，因为人手实在太缺了，她被分到熨斗上熨衣服。
不停地熨，那胳膊和手指要灵活得像鸡在抢啄米粒，稍不留神，手指就会被烫起一个个泡。并且，这个工厂要经常免费加班，加两个小时是正常现象，加五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只管一顿晚饭。上厕所也要一路小跑来回，工段长才不会给脸色。几天下来，她的手指会神经质地抖动，一甩手臂，阵阵酸痛就会钻入五脏六腑。
　对她照顾最多的是招娣。招娣原先在家里开了一个裁缝店，丈夫是村上的会计，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没想到日子从丈夫承包了村上的果树林赚了点钱时就发生了变化。为了打理果树林，丈夫请来了几个外地姑娘做帮手，不到一年，就和其中的一个眉来眼去。招娣听到传言后，规劝丈夫不要有了点钱就忘乎所以。可是丈夫根本就不听她的劝，还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一气之下，招娣关了裁缝店离开了家。对她来说，挣钱不是惟一的目的，摆脱过去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招娣听得懂常州话，所以经常帮她做活也充当她的翻译。
为了让家里的大人放心，她和爱萍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寄回家，她在信中说，“妈妈，这儿很好，有楼房住，有现成的饭吃，在很大的屋子里干活，不累，工资不低，我一个月的工资比得你种一亩稻子呢，当然我比你轻松，我白多了呢。我很喜欢这儿。”
她当然不说真话，不用说没有户口、没有住房了，还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保、没有医药费、没有住房补贴呢。每月和正式工做一样的活，甚至更累，但所得只有她们的一半。但就是这一半，也远远比在家种田强，这一点她是闭着眼睛也会算了。她也不说她们住的是破旧的仓库， 四十多个平米却住着二十多个人，也不说睡在一米宽的铁丝床上她已经掉下来好几回了，每天晚上宿舍里都有想家的哭声，交织着劳累的叹息和受了委屈的怨艾，可是每一封写回去的信不都是和她的一样吗？
眼泪滴在了信纸上，几乎每个出门在外的人都会重复这样的眼泪！
几乎一有空，她就会拉着爱萍上街。星期天，她醒得都比以往早，她会把爱萍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拖出来。沿着宽阔的马路往前走，这样逛上半天，不感到腻烦，仿佛什么都比不上这城市的风景可以安慰人心。
车辆流动，人声鼎沸，这些都能让她兴奋。她时而伫立在百货公司的门口，仰望那气派的建筑，时而关注迎面驶来的各种车辆，观察它的大小，牌号以及乘载的人数。她喜欢街边巨大的广告，这些广告远远比庄稼地更有看头。而那些高贵的城里姑娘和那些货架上的商品，会让她觉得自惭形移而心生几许悲凉，她就会傻呆呆地站在马路的一角，长久地沉默，神态恍惚，眼神呆滞，像丢了魂似的。
自行车篓放着公文包的中年人，摩托车后座上的美丽姑娘，还有崭新或者陈旧的公共汽车，这是宝贵的星期天下午的场景。它带给她恍恍惚惚的疲倦和忧伤。她们上街，不用开口，整个装束和神情及暴露出外乡下人的身份，打一个长途电话外加二元手续费，你去面馆吃面，坐半天也不见有人招呼你，你自己走上去，站半天，才有人说：喂！吃什么？
很多人感叹世态炎凉，实际上她们通常感受到的世态炎凉往往就是从杂货店的售货员，饭馆里的服务员他们身上体现的，真正优越的人反而是慈悲而谦虚的--哪怕是面子上的慈悲。当然，这是她后来才明白的。
终于有一次爱萍向她急了：“你老是要上街，你老是要出去逛，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出去很丢人的呀！”
“我知道，可是我喜欢呀！”
“可是我不喜欢，我要回去了。”
“好吧，回去。”
“我指的是回老家。”
她吃了一惊，比她早来的爱萍，比她能吃苦的爱萍，怎么会这么轻而易举地放弃呢？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们在这儿找不到希望的，就算城里有千千万万的好东西，属于我们的又有多少，我们还不是天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天天吃五毛钱的青菜？我们还不是要回去嫁人，城人会有人娶她们吗？”
“那也总比在家里强，在这儿好歹还有盼头啊！”
“一个初中生能有什么盼头，能在城里呆一辈子吗？”
“不一定吧！”
“什么不一定，你就会自欺欺人，我不管，我拿了这个月的工资就走。”
“回去做什么呢？”
“我已经答应了张常贵，和他订婚。”
“什么？你不是讨厌他身上的鱼腥味吗？你不是嫌他长得矮吗？”
“那又怎么样，现在我想通了，打鱼的有什么不好，天天有鱼吃，有楼房住，有钱花，还不用累死累活，比现在睡不好吃不好的日子好多了。”
“你才二十岁啊，就想嫁人啦，你疯了吗？”
“我没有疯，我只不过看透了，我当初出来就是不想吃苦受累的，城里的苦比家里的还有多。反正世面也见了，可以回去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妈你在这儿的事的。”
“你走了，我怎么办呢？”她几乎就要哭出来了。
可是那也没有留住爱萍坚定的脚步。爱萍走的那天，她没有去送，因为每每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活总是更多，她请不到假，又不敢旷工。
　　看着爱萍寂寞的背影消失在厂门口，她的眼泪终于抑制制不住了。她不会忘记爱萍出来后写给她的第一封信，爱萍说，只有到过城里的人才不枉活一场。她说，只有城市才能让人漂亮、潇洒。她说，城市比乡下好一千倍。
　　她刚来，爱萍却走了，她有点茫然无措。路人的歧视，工头的凶狠，生活的劳累，但是，这里有城市奇异的色彩，有自来水、抽水马桶、迪斯科音乐，还看到签名售书的作家和主持人。　　所以，她不回家。她咬咬牙对自己说，就是死也要死在城里，死了就火化了，让我消失在这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但是，我不甘心。

３、想嫁给城里人
　　　
她不回家，为了让村里的人看她也不赖，她把180工资寄150元寄回家，剩30块钱买饭票。大多数姑娘都和她一样生活单调，除了给家里的亲友写写信，除了上班，她们几乎没有有意思的活动。
相比之下，琼芳就比她们洒脱得多了，她把自己白天埋头苦干得来的钱，一到晚上就送给了厂子旁边的舞厅，这个从小梦想当个舞蹈家的姑娘终于在城里真真切切地过了一把舞者的瘾。她看起来比她们聪明多了，她们每天晚上都在车间里被蒸气熏得不知云里雾里的时候，她总能找到请假的理由。肚子疼、头疼、表叔来了、同乡的妹妹被打了，总之，凡是能撒的谎，她是一点儿都不浪费。她们每天从车间加班回来，她也能从舞厅回来了，就连做梦，她的嘴里都在打着拍子“蹦擦擦”。
当然，当她说家里来了亲人时，第二天总不会忘记给工段长带一些家乡的特产。有一次，她带给工段长的是一袋葡萄干，小晶就笑她说，这回你家来的是新疆舅舅吧。
琼芳并没有谎言被拆穿的恼怒，她笑嘻嘻地说，“人要学聪明些，象你这样不开窍，几时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呢？”
原来琼芳的一位贵州老乡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到了一位城里小伙子。他们一见钟情，小伙子并没有因为女孩子是外地人而有所歧视，相反，认识三个月就和她结了婚。这个女孩子自然从工厂辞了职，安心做起了城里太太。
这个故事激励着琼芳，也激励着她们每一个人，但是真正懂得采取行动的也恐怕只有琼芳了。当然李裙也有点心动。一次，琼芳要走时，李裙请琼芳带她去见识见识，说不定也能有什么奇遇。琼芳满口答应，但要求她必须换一身衣裳，她这时才感觉到有些地方不是想进就能进得去的。
她狠狠心，将第二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衣服，然而琼芳又说，你必须换个发型，这种土辫子到了舞厅连看都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请你跳舞。
她咬着牙烫了个大波浪，她想这回可好了，但琼芳接着把眼睛对准了她的脸，这么土的脸，没有粉饼，没有眼影，没有口红，怎么着还是个老土乡下妹子。
她凑齐了粉饼的钱，对逛舞场的兴趣也到头了，第三个月她还是把钱全寄回了家。
但是孜孜不倦的琼芳终于有所收获了，她第一次带到宿舍一个讲常州方言的小伙子，她对大家介绍说，这是她的男朋友。
她们看到这个小伙子从头到尾眼睛只盯着琼芳看，自始至终都不肯离开。等到琼芳回来的时候，她们就称赞她有本事，找了个本地男朋友。
“屁！”没想到琼芳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刚才他已经坦白了，他不是什么常州人，也是苏北来打工的，只不会来得早几年，会说几句常州话以假乱真罢了。”
“那又怎么样？你看看他的样子，好喜欢你哦！”
“喜欢我的人多了，有什么用，没房子、没户口，我不稀罕。”
不到一星期，琼芳又从舞厅里带回来了第二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看上去已经三十出了头，郑艳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还假模假样地用刚学到的常州话和对方聊了一句，等这个男人一走，她马上下了结论：这个肯定是正宗的常州人。
琼芳得意洋洋地作了肯定，“我这回可不那么傻了，我查了他的身份证，是正宗的。他还是大老板呢！”
第二天，整个车间都知道琼芳找了个正宗的常州人。这一下，她好象比任何人都要自信，连工段长的话也不大听了，晚上不加班时连借口也懒得找了，而且又好长时间不带特产进车间了。这一下，惹恼了工段长，她把琼芳的表现反映给了车间主任。第二天，车间里贴出了关于整顿车间生产秩序的大字报。意思是其他的工人千万不要无组织无纪律，随意旷工外出，影响生产进度，凡随意不加班外出一次的，扣除本月奖金，两次以上者将扣除半个月工资。
这可把她们吓坏了，可是找到了靠山的琼芳毫不在乎地收拾起行李，她说，她才不在乎呢，反正这工作又苦又累，她男朋友会帮她找份好的。
临走的时候，琼芳和她们一一告别，还邀请她们日后到她的新家作客。
和琼芳最要好的阿美忍不住哭出了声，一如几个月前爱萍走时李裙的表现一样，所不同的是，阿美说：琼芳姐，你可千万不要忘记我呀！你要记得带我走啊！
不会的，琼芳说，我找到好工作会来找你的，说不定也帮你找份不吃力拿钱多的工作呢！
阿美在琼芳的承诺中心急如焚地呆了三个星期，有一天她过来对李裙说，“裙姐，琼芳真不够意思是不是？”
李裙说，怎么啦？
“她说了帮她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怎么到今天也没来呀？”
“说不定她自己还没找到呢？”
“不会的，她有城里男朋友，什么事不好办呀！”
“那你就等等吧！”
这以后，由于琼芳的离去，再加上阿美也是安徽人，李裙和她的家不过百里之遥。李裙和阿美就成了好朋友。她们几乎天天步调一致，上班、下班、去食堂打饭。她们的欲望也非常相近，她们都打死都不回那个穷山沟，也想嫁个城里人，只不过她们的个性天生就不一样，阿美床上放的是琼瑶的爱情小说，从不寄钱回家。
三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她们等来了琼芳，她们看见琼芳是一脸伤痕，满身污泥。她一进门就哭了，“狗日的骗了我。”
“怎么，他也不是城里人吗？”
“呜呜，他早就有了老婆孩子。”
从琼芳断断续续的诉说中，她们得知那个叫陈定国的男人的确是个常州人，只不过他既不是什么公司的老板，也不是单身汉，他的女儿都七八岁了。琼芳辞职后，他又在外面帮她租了个房子。在琼芳天天吵着要见公婆的情况下，这个玩腻了的男人终于不耐烦地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哭闹不休的琼芳什么也没有得到，得到的是“再不滚就宰了你”的威胁和一顿拳脚。琼芳的遭遇给这个服装厂外来女工们以致命的打击，想靠嫁给城里人摆脱命运的途径显然成功的可能性太低了。
“阿美，我们是好朋友，是不是？”琼芳说。
“是的。”
“那我在你的床上睡几天，可以吗？”
“行是行啊，就怕管理员发现会赶你走。”
“我每天来得晚点就是了。我会尽快找到工作的，找到了我就搬走。”
　　琼芳每天中午就出去找工作，一直找到下半夜两三点才回来。她始终说她没找到工作，可是没找到工作的她化的妆越来越浓，抹的香水越来越多，包里有香烟，还买了就连车间主任也没有的BP机。到后来，她们终于明白琼芳做的是三陪小姐。
阿美看见琼芳天天中午出门，夜里才回来，回来了就有钱、口红和水果，而她自己呢？清清白白地拿几百块薪水，而且琼芳长得比她丑，看着看着她就不平衡。不知不觉，她就和琼芳慢慢生疏起来。到最后，她竟也走起了琼芳的路，天天晚上和琼芳一道出门，早上回来睡觉。琼芳是够朋友的，她一如当初教导李裙进舞厅一样教导起阿美来，还慷慨地引阿美入门，她教阿美在镜子前化妆，把胸前的肉全露出来，然后带她上街。
阿美和琼芳出去，第一个出来反对的就是郑艳，郑艳说比起建筑工地的活，这儿算是轻松的了。
郑艳十九岁就进了她们那里组建的建筑队，每天拌泥浆、和水泥、抬砖搬瓦，日洒雨淋，冬天冻得脸上裂出缝儿，手和肩膀都又红又紫，那才叫苦呢！
琼芳就指责郑艳死心眼：干那些活不如呆在家里，打死她她也不会干那个。人活到世上，都是人养的，为什么有的人高高在上，吃香的喝辣的，她们就干这些苦力？
阿美就是在琼芳这些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琼芳的路，郑艳暗地里劝说阿美。阿美说：你们想歪了，她们顶多也就是让客人摸一摸，又不是卖身，钱却没少赚，比打工强一百倍!
慢慢地她回来后脸上的倦意就越来越深，两三个星期之后她就单独外出、单独回来了，甚至比琼芳回来得还晚，渐渐地，她就几乎不怎么回来过夜。因为打瞌睡，在车间里经常挨骂了，又因为不服工段长的骂，到后来连一个人的指标都做不了了，而她本来可以做两个人的指标。在一个静静的下午，琼芳和阿美一同离开了服装厂的集体宿舍。
离开工厂的人几乎天天有，因此琼芳和阿美的离去并没有任何人在意，大家都照样吃自己的饭，喝自己的水，做自己的活，不会多问一句。工厂每年到了淡季，即使你不走，工厂也会让你“放长假”，当然外来工放假是没有工资可拿的。另外，姑娘们也有自己的机会，比如同乡的同乡在别的什么厂，一旦工资比这里高，生活条件比这里好或者老乡比这里多，大家就会主动辞职。

对于打工妹我了解不多，不过我可以想象这就是她们中的许多人真实的心理，生活状态。作者一定阅历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