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我的操蛋北京[zt]
晚安，我的操蛋北京
一．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
五月，朋友和我去见朋友，打开的房间里，飘出了摇滚乐。小心翼翼地判断以后，我轻声问道：“鲍家街43号的新专辑？”
“第二张的，上个世纪的歌声了。”朋友轻轻答道。
今夜，天降甘霖。
同事问我：“老天爷是男是女？老天爷撒尿，总要有个说法。”
今夜无以成眠，梅子熟了，熟了很久，难得下雨。听一听《晚安，北京》吧，我心底的北京。
我记得于坚在《尚义街六号》里说道：
“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
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
于坚已经老了，他的尚义街六号留在1984年。
1984年是一个伟大的年份，乔治·奥威尔的《1984》，1985年是《时代周刊》的邓小平，1986年是崔健的中国――1970’S聆听的中国。到了世纪末，1970’S才站在舞台上，出现在鲍家街43号的北京里，《北京的乐与路》里。
在这个世纪里，我刚刚度过Kurt Cobain的27岁。在今天，我已经比Cobain苍老。
这不是一个纪念的时代。
二．风会随子夜的钟声北去
1993年的我，那么热爱摇滚。崔健在上海举行演唱会，记得门票300多块，我和朋友汗流浃背的在第一天的上午赶去，没有买到票。在那个七月的晚上，我们喝着啤酒决定，再见了，崔健！
上海本土的铁玉兰乐队莫名其妙的出现了。94年的2月，我冷冷地听完“九频道娱乐总汇”的表演，面无表情的回家。
Kurt Cobain 死了。
科本（Kurt Cobain，柯特·科本，Nirvana乐队主唱）以后，我不再热心摇滚，我也不再去理发店。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街头青年的头发比较长，《东京爱情故事》在播放，我告别了长发，回到自己的身边。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二十六岁以后，才算是一个成年人。朋友因而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愤怒：“带着口罩来我这儿，进门就洗手，就算你们是非典病毒，我也不会怕你们。”
“我们都这么老了，活着都不怕，还怕非典？早都过了二十六，死不为夭！有钱人怕死，有钱人要享受生活，我们这般平头百姓，早死早投胎，有啥大不了的。”
朋友的愤怒势不可挡。
“戴口罩让别人有安全感，认为我们是安全的。不戴口罩，不免有扰乱社会秩序的嫌疑。”我尴尬的回答。
三．我曾在许多的街头失眠
听鲍家街43号的朋友，在科本以后，不愿意出门。不听摇滚的朋友，找郑钧签名，用复旦大学餐厅里找到的餐纸。那张纸我看过，只有周晓欧的字比较好认。听鲍家街的朋友说：“玩摇滚的要先练好签名才行，看人家郑钧，多有派头。”
我不喜欢格瓦拉，我从来认为切没有科本勇敢。自科本死后。
我依稀记得，我在街头蜷缩的岁月。我记得那场雾，语文老师突然在我面前问道：“你有什么想法？”我惊惶答道：“老师好！”那一篇关于晨雾的作文，是我唯一一篇不及格的作文。那时候，我不知道崔健会唱《一无所有》。
那张纸最终飘落进黄浦江，朋友说没有一个美眉愿意收留这张纸，他以为郑钧比较有型，一定会有美眉喜欢。
此后，我的朋友喜欢上摇滚。而在那个冬天，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在那个冬天，我听唐朝。
唐朝先知先觉，向科本伟大的饱经折磨的胃致敬：
“来吃一口梦做的晚餐，
把世界放在胃里化成血。”
飘来飘去的唐朝，在上海体育馆，可以不在乎草蜢地祈祷，却不能不在乎上海农民地起哄：“滚下去！”
没有尽头的《飞翔鸟》，科本不是耶稣，因为科本不能复活。科本诉说的，只是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
四．你要我哭，我没有了名字
丁武唱到：“别想把黑暗放在我的面前，太阳已生长在我心底。”和黑豹一样，在第一张专辑以后，唐朝也死了，唐朝真正向Nirvana致敬的专辑，成了黄粱一梦。张矩如平路一样骑着摩托车撞向了卡车，“亚洲最伟大的吉他手”刘义军离开了，只留下忙着“偶尔吸点大麻”的丁武和沉默的赵年。
1970’S接着唱：“别想把谎言放在我的面前，太阳已生长在我心底。”
我无法欺骗自己，今天听Nirvana，依然会激动。但是我听在陈升的《ONE NIGHT IN BEIJING》(《北京一夜》)的时候，已然忘却了那个冬天。
张元那时候还是小混混，投身于MTV的新世界，期望寻找一条冲天捷径。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获得美国MTV的亚洲区第一名，《一块红布》获得旧金山金门特别奖。张元成功了，张元继续拍《北京杂种》。张元NB，DV玩得厉害。我收全了张元镜头下的崔健。
我依然记得那个北方的冬天，凌晨三点，敲开朋友的店门。在零下16度的街道上，我们唱着张楚的《姐姐》，那条街道的积雪很厚，而空气很干燥。我们只穿了一件毛衣，表明我们经过了秋天。
那时候的牛仔裤很牢，可以穿上几年。在月光下的街道上，只有我们的脚印留在了新鲜的积雪上。
罗琦的眼睛瞎了一只。自此以后，从南昌出来的指南针就找不到北。中国革命找到北方，没有被啤酒瓶打瞎眼睛。
五．因为有心，所以才有秘密。然而大部份的时候都是些痛楚
1995年上海的城市英雄是江湖老大范志毅带领下的申花，1970’S的毛头小子还没有准备好，已经站在城市的巅峰之上，祁宏、谢辉、吴承瑛横空出世。1995年不属于铁玉兰。1995的北京，乏善可陈。
我看到一本地下摇滚的杂志写道：“摇滚即政治！”我轻轻地笑了，仿佛我的朋友轻声回答我的问题一样。
丁武在张矩以后说：“钱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半年就能出一盘带子，但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是把音乐当自己的责任。”唐朝的《演义》真烂，我苦等了那么多年，既没有听到唐朝对科本的致敬，也没有听到摇滚。
罗琦再一次出名在98年，南京，吸毒。
作为中国摇滚教父的崔健，找到了子曰乐队，崔健现在玩思想了。崔健玩思想玩不过王小波，至少拍过《东宫西宫》的张元，有这个自知之明。
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因为思想。崔健做摇滚还行，做思想，连我都做不过。崔健比雪村强，雪村的歌曲，比子曰还烂，旋律上。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摇滚上达成的唯一共识是：“子曰很烂。”这个“中国最具本土性的摇滚乐队”，就一个字：“烂”。对于吃着美国垃圾长大的1970’S来说，只有更烂，没有最烂。
1970’S都忙着做爱去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朋友：“你这些年都这么堕落？还听摇滚？你现在听贝多芬才正常。”
朋友说：“这几天才听，每晚都听莫扎特，人都没精神了。鲍家街的旋律还行，歌词也说得过去。”
我那签名的朋友继续问：“零点也不错。”
“零点是垃圾，完全没有43号的穿透力。中国人只能接受旋律与歌词，我也一样。零点只是还能听。”
子曰可以搞出第一流的旋律，然而子曰摇滚。子曰是诚实的。自称“人民音乐家”的雪村，在春节晚会上的旋律，有如地狱之声，即使我这双饱经PUNK折磨的耳朵，也无法接受雪村的“另类”。
我仿佛听到子曰的仙乐飘飘。
六．不了解自己，甘心做你的影子，就这样紧紧而无助地跟随着你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次来到朋友的“新”家。
“好像缺一点什么，女主人在哪？”我笑着说。
“操！找一个让我虐待的女人哪有这般容易？”朋友瞪着我说。
“谁知道到时候谁虐待谁啊！指不定到时候我都没办法到这儿来了。”签名的朋友一脸不屑地说道。
“呵呵，谁不知道谁啊。”朋友从鼻腔中表示了他得藐视，也许是赞同。
“日本人的SM世界第一，这是我唯一和日本人一般见识的地方。”签名的朋友继续不厌其烦的贩卖着他的SM理论。SM是一门高深的技术，一种艰难的行为艺术，一个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对人生的直接关照……
下半身写作的诗人仿佛也是这个观点：操蛋也要操出王者之气。
1994年的张元，拍了崔健的《飞了》。一群老头老太坐着，一群漂亮姑娘扭着秧歌，不知道是《飞了》感动了老头老太，还是漂亮姑娘。他们似乎被感动。崔健说他的音乐感动了老头老太。《北京的乐与路》里，打着太极拳的老大爷，向崔健致敬！
那个年代出土的摇滚，都会在招贴的屁股上，和“魔岩文化”并列着“中国音乐家出版社”。有文化有音乐的摇滚，不免让1970’S仰视。
子曰之所以被崔健看中，大约在“思想”吧。缺啥补啥，仿佛如今的网络，看到反对政府的家伙，都被尊称为“勇士”一般。不遗余力支持摇滚的上海《音像世界》，忍无可忍地推出了另一个版本，《IN》。
拉脱维亚有一座面向大海的圆形石碑，上面写着：“纪念那些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
七．因为我不放心我自己，才将我的生命托付了你
平路说：“我就把它起个名字叫黑旋风李逵，我也不知到他以后会怎样，但是至少，名字先NB了。”
平路是《北京的乐与路》的主人公，生于1976。
尹相杰当年混得很惨，还有谢东。1993年的《某某人——中国Rap》，我慷慨解囊，其实，那时候，我比尹相杰穷多了。一首和Rap毫无关系的《笑脸》，走红是早晚的事情，我不知道唱了《不是我不明白》的崔健，是否明白了一些。
尹相杰明白得更透彻，《纤夫的爱》成为流行垃圾的经典。
许多人失踪于海上，只有死在海上的人才会被纪念。
“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傻子发出的声音，他其实更愿做个柔弱而孩子气的诉苦人。”科本在遗书里写道：“可自打我7岁以来，我总的来说就对人类充满了仇视，仅仅因为人们似乎太过容易地友好相处，而且还会同情，同情！仅仅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人们有太多的爱与同情。”防佛我的冬天，我的那场弥漫一生的雾。
食指说：《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在1968年12月20日：
食指“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八．因为有你，所以才有等待，等待情人风中依稀的身影
2003年的5月，在朋友的家里，我发现DV。
何勇上一次出名，因为自杀。崔健上一次出名，已不可考。
我记得那个夏天，在复旦研究生宿舍楼的楼顶上，我的朋友说我的牛仔裤很烂，轻易的将跟随我三年的“苹果”撕出几个口子。早晨，我第一次那么热烈的期待服装店开门，若是穿着破烂且有几条大口子的牛仔裤，我将成为人们眼中搞摇滚的了，我不能玷污摇滚。我的朋友喜欢穿有着口子的牛仔裤，他买的LEE，要500多，而穿上半年，想想办法，就可以撕开两条口子。不要用剪刀，要自然。如果裤子有两条口子，要卖到700多，他看过，一模一样的裤子，开了口子就值钱。品位不是钱可以完全买来的。朋友信奉：穿一条破破烂烂得肮脏牛仔裤，要像穿燕尾服一般的严肃，这是一种精神，关乎尊严。
忠诚如狗，贫穷如刀。有时候，是冷漠。
1968年的黄翔说：“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94年那拨校园民谣歌手，多是玩摇滚玩出来的。臧天朔出名是因为《朋友》，而不是他的1989，他的Rap。陈劲如农民一般摆弄着他的贝斯，成为二手玫瑰的沉默一员，他已愤怒不再，不会接着唱《逼上梁山》。
“传说从前，水泊梁山，山上住着一群好汉。替天行道，聚义揭杆，扫除人间恶和难。反压迫，杀贪官；不受欺骗，不受招安。百姓称好，官府难安，其实他们都是逼上梁山。”这样的一首歌，在搜索引擎上，既找不到MP3，也找不到歌词。我在怀旧的时候，还要去将磁带翻出来。
这是一种操蛋。
二手玫瑰在操蛋。认真的。
九．情人岂是可以随便说说而已
“散落的风，散落的花，散落的街，失败的人。
风中之吻，融化的过去，散落在北京的空中。”
清醒乐队继续唱着：
“北方的阳光照落那面旗帜，幸福的月亮看着我第一次。
不要哭。
所有一切，白天黑夜，都会被冲淡。”
有种东西，叫做宿命。当你放弃的时候，就会来到。在1994年的颓然中，我写道：
《天安门》
天宽路窄人熙
好坏参差无依
谁在怒目冷对
门前飘扬红旗
“现在玩DV了？这么有时间？”我和朋友一样好奇，迫不及待地问道。
“没有。老爸扔下来的奢侈玩具，老爸不玩DV。”
朋友和我都很失望。DV是一个名词，我们梦想，在能吃饱饭以后，将DV变成动词。
是梦想。我们依然年轻。只要不成为梦，我们便继续年轻。
语文老师对我的少年说：散文要符合规范，形散而神不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许多年以后，我才听懂。
我再也买不到可以穿上3年的苹果。中国版本，意味着盗窃。
愤怒如刀，沉寂若血。
十．和平
北京有和平里，上海有和平弄。和平饭店遍布全世界，包括中国，也包括北京与上海。
《和平饭店》属于小马哥。永远。
《北京的乐与路》是张婉婷的经典。
北京和平医院的5月，飘浮着流行性非典型肺炎。
1970’S，生于1993，死于2001年。
张元在寻找。张婉婷在愤怒。《北京的乐与路》表述着死亡，《北京杂种》表述着希望。
在黑麻麻的夜里，人们企盼光明。有人抓住萤火虫，尊称为“光明使者”。逮着那么点鸡巴亮光，就忙着操蛋！
在1979年的希望里，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这是一代人的光明，1960’S黑白分明的眼睛。
在1989年的梦想中，海子说：“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在光荣与疯狂中，自杀。
在音乐与白酒中，我们很快迷糊。夜已深。朋友的电脑被我诊断为主板升天了，地球人都知道，电容爆浆，主板不存。无所事事的看电视，讨论起CCTV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饶有兴趣的知道了“天再旦”。原来，天亮都可以来上两次。仿佛回到中学。
那个冬天真冷。在那个昏沉的夜，在浓雾弥漫的夜，无助地奔跑。
因为，我穿得很少。
寒冷使我清醒。
摇滚仅仅是一种生活。下半身也是一种生活，而不是思想，更不是诗歌。摇滚不是政治，禁止摇滚的生活，才是一个政治。
艺术意味着苦难，意味着永恒的孤独，意味着不朽的拯救。
在光明与黑暗的边缘。
十一．爱
《秋天的童话》的张婉婷，陌生的美丽。《卧虎藏龙》的鲍德熹，迷离的光影。还有老掉牙的罗大佑，也许鲍比达更合适，仿佛三毛更合适取代张爱玲一样。
少年的我，跟着音乐老师唱：“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年少的夏天，在罗大佑的知了声中度过。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载满舱，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充满希望的启航，启航。”
1970’S，在怀旧中成长。长大了，迫不及待的怀旧。在小资的叛逆与小家碧玉的哀怨之间，1970’S，开始老去。
我纪念作为理想的切，我反对作为政治的切。我和朋友们一致认定，唐朝最好的音乐，莫过于《国际歌》。比如充满爆发力的王力宏，《龙的传人》最好。
《晚安，北京》不操蛋。小资。
沉醉在艺术摇滚里迷幻的Pink Floyd（平克·弗洛伊德），《废墟》（Relics）、《干涉》（Meddle）、《月之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希望你在这里》（Wish You Were Here）、《动物》（Animals）、《墙》（The Wall）、《最后一章》（The Final Cut）。墙在电影的《墙》中倒塌，牛奶、卡车与燃烧瓶。
朋友想记录上海小市民的喜怒哀愁，寻找某种真实。我想去拍摄火车头，那些从我的童年隆隆驶过的蒸汽机车。
1960’S忠诚如狗，1970’S飞翔如猪，1980’S，温顺如羊。
痛苦的金斯堡，在晚年，慈祥如父。
遮住我眼睛的雾，遮住我一生的雾。在那个清晨，我见到了阳光，用我那年轻的眼睛。
十二．同情
晚安，北京！我那干渴沙漠里飘拂在欲望绿州之上的海市蜃楼，我的操蛋北京。
我那埋葬所有希望的北京。
野草在秋天燃烧，星点火光即可点燃。点燃一个夏季的愤怒，点燃愤怒的土地。在冬天，夺人心魄的黑，或者耀眼的黄！
1960’天真，却不傻。1970’S很傻，却不天真。
1960’的死亡，埋葬的是1970’S。
1970’S参加完自己的葬礼以后，才忙碌起自己的婚礼。
1970’S失踪于海上。
北京是一座最大的城。城里有皇帝，有三宫六院，有无数的太监。北京坐落在梦想的墓穴之上。摇滚，是北京的墓碑，上面写着一个字：墙。
DV精神下的北京，仿佛一个墨西哥跳豆。
跳。
一颗豆子，一个虫子。长大了，化作蛾。扑向火焰。
飞翔。
也许在20年以后，朋友拿起DV，却无法在上海找到穷人了。也许在20年以后，我拿起DV，却找不到蒸汽机车了。
在昏沉的夜，1970’S开始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他们的梦乡里。
科本在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
__________________
猪脑袋，大呆瓜
2003-07-08 11:19 AM 发表 | 举报这个帖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