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华文化中的“仁义道德”是“失道而后德”
作者：【老田 】 发帖时间：2002-03-07 10:40:50
发言内容：一、 中华文化中的“仁义道德”是“失道而后德”

1、 中华文化不是伦理学

中华文化中的“道德”决不是西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也不是马克思所指称的“社会价值规范的总和”，更不是犬儒主义，而是中华文化产生时代的遭遇严重问题的唯一答案“失道而后德”，是“大道废，有仁义”（《老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后，只能是主张“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的结果。所以中华文化首先是“外王”而不是“内圣”，“外王”是起点也是归宿；而“内圣”主要是路径和方法，也是“外王”的贯彻和落实。

在儒家那里，家庭人伦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这个比喻的真实意义是：人们可以做到互相关怀，而且真诚的互相关怀是有利于所有人的，因而“合作把握命运”之路虽然困难，还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人是生在家庭中并生活在家庭中的事实，也体现了个人不能完全把握个体命运，需要他人真诚无私的帮助才能度过童年和困难时期，个人的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是需要相互搭配和协调才是把握个人命运之路。此外，家庭与天下与今天也有着根本不同的含义，周代封建制度是通过家族分封实现的，在当时是一种既定的和现成的社会秩序。

由于后来社会群体范围的扩大，更由于利益的复杂化难以为公众舆论所监督，最根本的是因为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分化和不一致，所以不能尊重他人利益和损害整体利益的现象才会频繁起来，程度也相对要严重得多，以至于由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缺乏足够力量来维护，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的当前利益和小家庭利益也变得不能顺利实现了，个人的命运变得难以把握和控制了。因此迫切地需要新的东西出来替代原来的“道”的作用，使得人们在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同时，也能够关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使得社会群体还可以维系下去，这就是儒道两家“道德”范畴的真实时代背景和内涵，也是儒道两家厚古非今的根本原因。而且确实从管理学角度来看，外在的管理措施，无论其多么完善，其效果也会远远不如广泛的自觉。德行就是自觉丧失以后，社会上出现的用以替代自觉的社会整合因素。

非常重要的是，老子说“失道而后德”“礼也，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道废，有仁义”，并不是在反驳儒家的主张，而是在陈述历史事实。儒家说历史曾经经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时代发展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时代，与老子的说法完全一致。而庄子说“有亲，非仁也”“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则是真的在反驳儒家的主张；而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则是讥讽庄子傻不哩几，完全不知道大道已失，为应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必须要有国家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这就是基于仁义道德的社会行为规范和政治主张。

2、 中华文化不是哲学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学问，而中华文化则不是。

“仁义道德”不是学问而是学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一道路不假外求，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孔子说“吾欲仁，斯仁至矣”“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尔，岂难求哉”；孔子最得意的门徒颜渊说“尧何人也，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更进一步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而且他们相隔1000多年，彼此之间也没有授受关系，但是他们都同样走到了一起，孟子还非常肯定地说“尧舜与人同”。

而且“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因此就不需要深入的推理和归纳研究和逻辑严密的论证，孔子描述的基础是、主张的也是一份积极而又有节制的生活，因此梁漱溟曾经认定《论语》就是讲述“活泼泼的生活”，孔子首倡的儒学虽然来源于生活并且不脱离生活，但是却高于生活，儒学的核心主张在于：在个人生活有节制的良好基础之上，深入剖析人与人如何合理相处的道路，如果张扬个人的欲望与本能的满足，必然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排斥他人的正当利益。“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义理知性皆仁也”，仁义道德实际上就是一个与人合理相处的问题（其基础是个人生活有节制），“仁者，人也；从人，从二”，就是“推己及人”“爱人如己”，不排斥别人的正当利益，更不能敌视别人的生存利益，从而直接导出儒家另外一个核心主张---中庸，在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过程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精英阶层作到自觉，否则就会“悖而出，亦必悖而入”“出乎尔者，反乎尔者”，目的当然是“慎终追远”，着眼的是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正因为不需要排斥别人的正当利益，每个人的利益都在关注之中，所以重要的是“认同感”而不是“说服力”，正如老子所言“善者不辩（有说服力），辩者不善”。只有精英主义制度和社会体系，才需要有说服力的说法---意识形态（或者上层建筑），目的是为现存秩序提供合法性，对人们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产生影响，在社会上制造思想认同借以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以仁义道德为核心思想资源的中华文化是“文化”，而不是哲学。而以丛林法则为核心西方社会需要的是意识形态，其中哲学是最后的意识形态，它提供“总的说法”和“最后的说法”，而且哲学与分部门的意识形态如政治学、经济学不同，哲学不提供任何具体的“策论”，只单纯提供说法，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文化中，哲学无疑具有独特的地位。正是因为如此，中华文化中间没有哲学的地位，文化就是“人文化成”，是在建立“整体协调”基础之上的“人文教化”，本身就是策论和人生道路，不需要超越的价值和形式逻辑说服力。而脱离整体协调的基础专注谈论“教化”的宋明礼教就脱离中华文化的本源很远，已经可以与西方意识形态做对照了，对说服力的看重也就远远超过先秦儒家诸子。

但是中华文化确实是“世界观和人生观”（这被毛泽东称为哲学），也是“关于人生有系统的思想”（这被冯友兰称为哲学），但是这都只是两种人生道路之中的一种---关于中国式道路（合作把握命运）将如何可能的精神财富；而只有西方式道路（竞争改变地位）才迫切地需要意识形态，才会对说服力有特别的要求，才会诞生哲学和逻辑学，哲学是最后的意识形态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中华文化注重的是认同，而不是说服，而且中华文化的教化功能一定是要建立在社会整体协调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大学”的基础和目的都是“中庸”，没有“中庸”，“大学”就没有归依。

文化是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出发点，是人与人关系的纲领性主张，而哲学是所有意识形态的支柱，中国古人从人们应该主动协调出发，最后认识到自然界是和谐相处的，是不会在消费主义欲望下产生精英主义的，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甚至得出“天人合一”的结论；而西方人从竞争普遍性出发，达尔文和华莱士差不多是独立发现了自然界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原则，看起来人们不仅滥用哲学，而且滥用文化，今天已经有许多科学家指出：加拿大落基山脉和中国云南都有“生物大爆炸”的确凿证据，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性基础决不稳固，说不定有一天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天人合一”观念才是正确的“瞎蒙”。

把中华文化说成是哲学，是去掉了中华文化的真正价值和核心意义，变成一个空空洞洞的架子，这不是抬高中华文化，而是刻意贬低，是彻底解构。这基本上是各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者所乐于从事的事业。

3、 仁义道德是防止“管理悖论”，造就管理能够稳定进行的社会基础

在儒家所说的“天下为公”和道家所主张的“道法自然”的时代，仁义道德是不需要的，因为个人离开群体就无法生存，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每个人都能够比较自觉地做到不排斥他人的正当利益，也自然地关注整体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微小的不常见的违背整体利益的行为，在氏族群落这样的小社群内部，也会很容易为舆论所矫正。

道家所说的“自然”就是“不需要制度和法律的强制，不需要外在的人为的管理措施就一切搞定”的那样一种境界。与道家的说法出现明显的侧重点不同的是，儒家称那个时代为“大同”，大是指程度，而同就是相同，意思就是“完全彻底相同”。实际上在绝对平均主义之下，是没有“不认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切管理措施都是不必要的，从这个推本搠源的意义上讲，管理就是处理“不认同”的事业，是因为社会上有了“不认同”的存在，才需要管理，大同时代无疑是没有不认同的。

“自然”与“大同”是从不同的层面去表述同一个时代，儒家关注的管理的核心问题，目的是为今天和未来社会寻找重建整体利益或者秩序的基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道家则从事情的本身去看问题，最后决定性地得出社会管理没有希望的结论。儒家并不反对道家的根本看法，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否则“人将相食”，因为这个结果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因此儒家诸子顿兵于坚城之下，虽败尤战；而道家述说的确实是事实，在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老子也没有说错，人们确实已经无法建立超越“自然”的稳定秩序，重新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协调起来，社会前进的代价极其高昂，个人命运也变得无法把握，但是问题在于社会确实不可能回头了，“自然”一经失去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笔者曾经指出：“管理及其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佬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现实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和良知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执掌这样的公正天平呢？”

共同利益或者整体利益的存在是管理的现实基础，也是管理的道义基础，正是为了整体利益的更好实现，管理才成为必要与可能。由于在管理体系中存在的对共同利益和整体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管理才被需要，正因为不认同管理的意志力量的存在，管理不仅困难而且其成效也往往难以实现，因此就有必要加强管理，扩大管理机构、强化管理措施、加大监督和执行力量，这必然增加管理成本，而这个又必然地要转嫁到被管理者身上，结果必然地要进一步破坏和降低管理对象的对管理目标和手段认同，从而恶化管理环境，最后管理又面临着新的需要加强和强化困境，这是一个向下的恶性循环，笔者称之为“管理悖论”。

最近20年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管理悖论的展现过程；而在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社会矛盾积累也是呈现加速发展态势，这也是管理悖论无法突破的结果。而从中国历代王朝的“朝廷改革派”看，没有一次是成功的，这也说明在精英阶层内部突破精英主义极端化趋势的困难程度，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大概只有汉武帝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使用的方法明显是通过发动群众的，通过“算缗”和“告缗”等方式，基本上通过经济剥夺方式把社会的经济精英阶层予以就地消灭，总体上勉强算是取得了逆转社会矛盾向快速激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仍然是“儒表法里”，但是却从思想上根本否定了“放任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在现实中也通过推行“均输”“平准”“盐铁官卖”等制度，抑制地主豪强势力的膨胀，这些在理论上无疑是可以实现“厚利归国家”，达成减轻农民负担的结果。

每一种制度最后都会被精英阶层所把持所利用，向精英阶层的利益倾斜，不会最终在实现制度规划的预期目标的路上走到底的，这也是中国长系列历史中的一个基本经验。这当然体现了与虎谋皮的困难，体现的是精英阶层在整体上是忠于精英主义的规律，现实的必然结果就是难以通过精英阶层达成抑制精英主义目标。正是因为抑制精英主义不利于精英阶层，必然地受到精英阶层的反对，无法得到主动贯彻执行和长期落实，所以几乎一切有利于社会协调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精英阶层中个别人的反精英主义表现”，呈现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特征，“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说的也是同一个道理。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调整比不调整好，治理比放任好，哪怕是具有短期社会效果也比完全没有效果好。

突破管理悖论，需要把管理成本尽可能降低，或者降低管理对象对体制的不认同感，使得管理易于进行，这无疑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治本之策。降低不平等和分化程度，无疑是可以减少对立和对抗性的，增加认同，正如老子所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然而这种状态无疑是“非稳定态”，因为关键在于有条件实现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不可能长期主动自觉地自我抑制，而且社会管理组织和影响力资源的分布又必然地为精英阶层掌握，精英阶层不仅有足够的意愿也有足够的能力与可能性来实现社会分化策略，把社会资源分配向本阶层倾斜，对精英阶层进行有效抑制的方式和方法，增强弱势阶层的组织程度和谈判地位，迄今仍然没有突破。而且由于弱势阶层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方面的不利地位，组织起来对精英阶层进行甚至是防止精英主义极端化都没有稳定实现的方式，在历史上对精英主义的清算都是通过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和革命实现的，而这个清算过程的前提往往是农民的生存条件已经急剧恶化，是在“坐以待毙”与“造反杀头”的风险和概率非常接近的时候，是矛盾积累过程到最后关头才会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当然如果农民的生存状态受到自然灾害的决定性恶化直至坐以待毙的程度，农民起义也会在矛盾积累的过程中提前爆发，如元代和明代末年的农民起义，就明显受特大旱灾的强化。

在局部地区和短期之内，使用管理成本转嫁的方式，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管理悖论的。近代西方国家在现代技术帮助之下，把管理成本向外转嫁也取得了短期的成功，同时由于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利用，社会富裕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恶化到生存利益矛盾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确实能够找到精英主义不会极端化的出路，由于人与人关系没有恶化到生存利益相冲突的地步，因此社会阶层矛盾呈现在非对抗性质，也因此一些政治协调制度（如民主制度）和防范救济体系（如法律）能够发挥一定的良性社会调节作用。但是这种出路却注定无法持续，因为已经遭遇无法克服的人地关系紧张的制约，突破“管理悖论”的西方道路不仅难以具有推广价值，不可能在中国复制和落实，今天即使在西方这个突破方式也已经连维持下去都成了问题，今天美国“单边主义”的恶性膨胀，就是人地紧张关系难以排解的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

4、 管理实现的两种模式

管理依靠消除或者减轻管理对象的不认同而取得效果，消除不认同所依赖的手段都是对管理对象的利益给予一体化照顾，这是管理的共同点。区分管理模式将依赖于利益取得和分配模式，质而言之，管理模式就是由管理悖论如何被突破来加以区分的，据此可以划分为“秩序-制度”模式（西方模式），和“协调-认同”模式（中华模式）。

西方管理模式直接就管理本身出发，立足于制度与秩序维护，核心问题是追求管理制度被大多数人认同，因此西方社会的精神遗产（西方文化）直接服务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为管理制度寻找合法性，向管理对象提供各种“有说服力的说法”，用以改造和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所以西方的思想一开始到最后都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中华管理模式不排斥多数人的利益，需要的是认知---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知、对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如何结合的认知，因此在整体协调的基础上，在中华文化中没有意识形态的地位，因为不需要绝对依赖说服力来制造认同，所以中华文化集中在说明“合作把握命运”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是“道”而不是意识形态。在西方文化中，服务于管理目的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这是就社会宏观管理层面直接切入管理事务的，西方的管理学对象定位在微观机构的内部管理上，这是策论+意识形态；而哲学提供最后的说法和总的说法，哲学不是策论而是纯粹意识形态；其他的文化艺术等都是远距离服务于管理目标的，对意识形态形成和推广起到相应的推动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创始人之一，葛兰西提到的“强制+同意”“统治+领导权”，就是西方内部阶级矛盾缓和、国家管理柔化（柔化就是管理措施被管理对象自觉接受，而脱离纯粹强制）的结果。这是工业革命深化，欧洲成为世界工业产品的供应中心，撮取全世界的剪刀差，社会上因此产生“涓滴效应”，社会财富从金字塔的顶端向下溢流，中产阶级数量和在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广泛起作用的结果。马尔库塞认为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上已经被资产阶级同化，也与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关，这其实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社会背景，也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灭亡迟迟没有兑现的主要原因。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趋于式微的根本原因，因为西方已经使用物质财富的充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前的社会底层，改善了那些仍然处于底层社会的群体的生存状况，也因此取得了他们对国家和体制的认同，或者是降低了不认同的程度，因此管理易于进行。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产业技术分工和国际贸易，把人与人的紧张关系转嫁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上，把中心地区的矛盾向外围地区转嫁，最后矛盾在外围地区积累引发了落后国家的革命。西方国家是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是以人地关系恶化、中心与外围地区利益输送的扩大，来解决中心地区的社会矛盾的。质而言之，西方社会管理柔化的要点是“物质充裕+矛盾外嫁”，是消费主义和种族主义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中国显然并没有这样的现实条件。

在毛泽东时代，号召党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实际上就是在无法以充裕的物质条件，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取得广泛认同、消泯不认同的前提下，实现管理目标的唯一途径。

中华模式直接从建立认同感着手，也可以称为直接管理模式；西方管理模式需要物质充裕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称为间接管理模式。马克思依赖“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体现了马克思不仅是西方主流思想的异端，也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极端。对于西方管理模式而言，决定性的基础是物质财富充裕足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否则管理将无法进行下去，国家政治面临解体的危险；对于中华管理模式而言，或者对那些没有条件实现富裕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管理的决定性的基础是要直接着手建立高度的社会认同感，否则社会管理将无法实施下去，管理目标面临破产的危险。

管理的任务和目的都在于消除管理对象的不认同感，而不认同感产生的根源却在于精英主义制造的社会分化。精英主义本身就是管理之所以成为必须的决定性意志力量，但是由于管理范围的扩大和管理对象的增加，管理工作越来越依赖专业化的管理精英阶层，管理的敌人是精英主义，但是管理却依赖精英阶层来进行，这就是管理悖论所以产生的原因。因为抑制精英主义的管理模式是违背精英阶层整体意愿的，因此这种管理就明显存在“人亡政息”的特点，体现出“人治”特征（管理实现依赖于个人的品质与坚定意志）；而西方管理模式是放任精英主义的，因此这种管理受到精英阶层的共同拥戴，就不依赖与个人，从奴隶制、封建制到雇佣劳动制，都是一脉相传，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修正主义的产生也是因为一个高薪阶层的存在。精英主义足以冲决一切限制，实现其独特的阶层利益，因此对于精英主义管理体系来说，谁来执掌权力实施管理是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