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卫慧等人的批评，让我想起一幅一个多世纪前的西方漫画：一只长着人脑袋的长毛大猩猩。这张人脸一看就知道是谁：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作者。
看报章和网络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字，很难有多少可以说服我加入“反卫”阵营的理由，事实上，这些人自以为是的“酷评”，着着实实地叫我“反胃”。文艺批评的原则——“不可因人废言、不可因言废人”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运动中令人不解地缺席，“伪”道学家在一夜之间争相搭乘了同一条船，十十足足地过了一把嘴瘾。
我相信秉持着平和的心态认认真真读过上海文艺社出版的卫慧《纸戒指》一书的人，不会对她精美的文笔无动于衷的，她的灵气应可谓高出目下数量惊人的新海派女作家一筹。然而没有人评论这部著作，却一窝蜂地在另一本书上做文章，其言辞早已超出了正常的批评范畴。最典型的一种论调，就是对号入座，断言卫慧自己尝试过她的作品中刻画的那种“颓废”生活，这与漫画的含义所讽刺的“达尔文自己经历过从猿进化到人的过程”背后的逻辑有何二致？
当然，科学研究同文学创作有所区别，但是批评的基本原则要求我们把文本同作者本人的言谈举止、道德人品、甚至创作动机分离开来，这种原则使得D·H·劳伦斯和纳博科夫这些大师的作品得以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而不至于莫名其妙地被送上道德法庭、淹没在唾沫的海洋之中。
最初的攻讦也许是来自于对小说本身内容的质疑的，但是这种质疑不可以被恶意延伸到臆断作者的道德立场上去，显然，很长时间内煽动大多数人的批判欲望的，已经不是作品本身描写的对象，现在的常见的否定性言论，或多或少流露出批评者对该书作者的伦理不信任感，认为把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大肆铺陈渲染，暴露了作者写作动机上的疑点（“迎合某种心理”之类），进而有意无意地联想到卫慧本人的生活。简言之，人们从一开始就犯了草率地“因言废人”的错误，而更多的人由此“附庸风雅”（现在批卫惠也算是一种“风雅”了）地再“因人废言”，把卫慧和她的书全盘否定，而事实上他们根本连原著都没读过。
以“道学”立场出面发表议论的人通常说：这本小说渲染不健康的思想，会对读者起恶劣的引导作用。而我的意见是，一本体裁为“小说”的作品引起什么样的社会效应，这是作者本人在写作时和评论界在书出版后都无法轻易断定的。换句话说，我们界定“文学艺术”和“淫秽读物”时都应该抛弃“应该如何”的伦理规范思维，而关注文本中的“实然世界”；我们在评论时应该侧重的，是小说的意旨“真实”与否、“深刻”与否，形式上有否创新，文字上有否特色，这些原本不包含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没有越界的理由。这里最可佐证的便是萨特的小说和戏剧：我们不能借口《艾罗斯特拉特》渲染那种“自由选择”报复社会的心理，就断言它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而禁之后快，一个拥有基本理性的读者都会首先思索主人公行为的社会背景和心理背景，进而揣摩小说背后的哲学含义，再或联想到自身的处境。我不是说《上海宝贝》有哲学意蕴潜藏其中，但是“读一本小说就是与一位作者对话”这个道理是不会变的，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化对话”的迫切需求，应是促进文艺市场繁荣的机缘所在，而以“不良社会影响”为由武断批判，这本身就是侵犯他人的阅读选择自由、或曰“强奸他人意愿”的行为。
我们可以以作者对一种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持欣赏乃至“心驰神往”的态度批评此书的“格调低下”，这是读者的自由。文学批评固然不以“取消标准”为宗旨，但是一种共识只有在充分的、负责任的意见表达的前提下才可能达到。只有如丁关根者才会公然宣称“作家应该统一思想，坚持……紧跟……”（见《在作协大会上的讲话》）很大程度上，是《上海宝贝》的横遭政治封杀，读者的阅读渠道被生生切断，直接驱使人们卷入三人成虎的道听途说之中，对卫慧的形象遭到不公正丑化担任了十足的帮凶角色。
在我看来，《上海宝贝》里的那种“下流”，恰恰体现了当代社会心理的一种变化：今天我们所谓的“真实”，正处于一个非性而下的“性”不能证明的境况之下，年轻一代因精神追求的迷失，只有转而诉诸于此。大概是这种情节在儒家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社会还是属于冲击力较大的一类吧，纵然私下“心向往之”，仍得在嘴上摆出大道理来痛斥一番。但无论如何，人的理性通常是在一段历史淘洗过程中渐渐积聚力量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在五十年、一百年后，一面给波德莱尔扣上“颓废派”的帽子，一面又把他推上“现代文学奠基人”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