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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sb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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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佛的一篇读后感/孟亦辉



关于卡佛的一篇读后感/孟亦辉


  一滑下子(南京话)或者一眨鼓眼(这又是哪里的话),我已经很久没写小说了。打从过了30岁之后,我似乎就没有正经写过什么东西了。现在,我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这么些年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写作。我只知道自己的嗓子早已经坏掉了,我还知道自己的嗓子是和妻子吵架时喊坏的。嗓子一坏,我便没法抽烟,而没法抽烟,我差不多也就没法思考和写作。所以,有时候我会自嘲似地想,自己之所以一直没再写作,主要的原因就是嗓子坏了。
  前不久的某一天,一个曾经对我寄予厚望的理论界朋友到家里来看我,他好像有些忍无可忍了。他一点也不拐弯抹角地对我直言相告道,你整天闷在家里,你太自我封闭了,你的生活太低调,太消极!他劝我应该多出去走走,多去透透新鲜空气。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像麦芒似地扎着我。最后,他以一针见血般的语气给我下了一个结论:闭门造车决非长久之计。临走之际,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告诉我一定要把97年第3期的《外国文艺》找来看一看。他说,里边有一篇《雷蒙.卡佛访谈录》,你最好仔细看一看说不定对你会有帮助。
  朋友的一番话说得有些慷慨激昂,其良苦用心也绝对不容置疑,可说实在的,对我却并没有构成什么刺激和影响,就像落在天棚上的一阵雨,听上去虽然噼哩啪啦脆响,却并没有淋湿我的头发和衣裳,说穿了,我觉得他的观点毫不新鲜,我一直对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之类的说法不以为然,一直视之为无稽之谈。当然,我承认自己的生活的确有些单调和沉闷,缺乏变化,缺少积极向上的色彩。对发生在现实中的诸多事物,我好像一点也提不起什么兴趣。我不关心股市行情,不关心美伊摩擦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也不关心厄尔尼诺现象和明星轶事,我觉得对我的内心而言,这些东西全然没有丝毫意义。我觉得自打过了30岁之后,自己的身心似乎确实发生了某些微妙的无形的变化,我不再有什么好奇心,不再有持久的激情或冲动,甚至不再有表面化的虚荣,我的记忆好像被什么东西淤塞住了,我的思维总是处在混沌不清的状态。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平淡,越来越波澜不惊不痛不痒。我搞不清自己是在悬浮还是陷落,是在拒绝还是迁就,我觉得自己仿佛只是在随波逐流。我不再关心自己的发型,不再关心自己的衣饰,我常常会忘了刮胡子。我妻子声称,过了30岁之后,我就没再为自己擦过一次皮鞋。我对自己早已经不感兴趣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口头禅。遇到和妻子吵架,我只要把这句话抬高8度,它就成了我的杀手锏,妻子一听到这句话,脸色就由红变青,嘴唇哆嗦着,再也不知道骂我什么是好了。不过我已经越来越懒得和妻子吵架了,我甚至懒得和她多说话,我再也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和她大喊大叫了。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我供职的学校里,我都不太愿意开口,不想多说半句话,我知道自己正变得越来越缄默寡言,越来越抑郁,也越来越苟且和颓废……有那么一些时刻,在深夜或者清晨,我会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空虚和无望所攫住,脑子里一片茫然,整个人就像处在云里雾里一样……朋友说得一点也没错,这些年我的确活得太低调太灰色,如果就这么一直下去的话,我恐怕会患上忧郁症什么的也未可知。可是,难道这一切果真是我长时间没写小说或写不出小说(两者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的原因吗?我想事情远不会这么简单。一个作家为什么写不出小说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至少要比一个女人为什么生不出孩子来这样的问题复杂得多。
  事实上,面对这个白蚁一样务实的时代,面对这个喧嚣骚动物欲沸腾的时代,我常常觉得,一个作家很难活得很充实很高调。在我的潜意识中,我一直没有认为自己这些年的生活状态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低调和消极也许恰恰是一个纯文学作家在这个时代里所能接受和采纳的唯一姿态。我认为一个纯文学作家的纯粹性除了体现在他的写作上和文字上,还应该(更应该)体现在他对身陷其中的俗世生涯及其包围着他的诸多时代性因素的拒绝和抵抗上。而且,如果从更内在也就是更本质的角度上说,我觉得真正的作家只能是一些沉湎于自己的内心的人,他们总是像眼睛不适应强光一样不适应周围的生活,他们注定要因为内心与现实的冲突和悖离而苦恼,此外,他们还要为文学创作本身的艰难困苦而殚精竭虑费尽心血,他们身上总是负荷着双重的痛苦和烦恼,所以他们差不多总是皱着眉头……一句话,他们不可能活得太如鱼得水太阳光明媚。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碰上一个欢天喜地活蹦乱跳的作家。当然,我指的是真正的作家,纯粹的痛恨平庸的作家,指的是把文学视同信仰把创作视同生命的那一类作家。最典型最深刻的例子无疑是卡夫卡。在那些落叶一样飘逝的日子里,在惘然和无望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卡夫卡这样的作家,想起他忧郁透顶的眼睛,想起他刀削般的脸,想起他罹难般反常不幸的生涯,我会情不自禁地把他引为知己和同类,或把自己视为卡夫卡的同类和知己,并得到一丝安慰(前些日子,我听说一个热衷于解构的新生代作家,轻谩而又狂妄地想要解构卡夫卡,想对卡夫卡开刀,我听了只觉得可笑,我觉得他不可能解构得了卡夫卡,他可能连卡夫卡到底是谁都不知道,他唯一能解构的大概只会是他自己。我从心底里热爱这个空前绝后的犹太人,我从来也不隐讳这一点)当我一遍遍地阅读卡夫卡的那些小说,咀嚼着他那些令人窒息的压抑的文字(每一个字仿佛都是梦魇),品味着那种无与伦比的文学的个性的魅力,我甚至会由衷地觉得,自己之所以长时间写不出小说,之所以在创作上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我活得太消极太颓靡,而是因为消极得不够到位,颓废得不够彻底,与卡夫卡这样的非凡的作家相比,我觉得自己还远不够忧郁,不够绝望!除了在创作本身上太眼高手低太苛求自己,太追求所谓的难度和完美,我想,这恐怕才是自己写不出小说来的致命原因。
  所以,虽然我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没有和朋友论辩,可在内心深处,我对朋友的观点和劝说实在是不敢苟同。
  不过,既然朋友特意提到了雷蒙·卡佛的访谈录,我倒觉得自己不妨去找来看一看。雷蒙·卡佛,他是我一直偏爱的几个外国作家中的一个,他的那些短篇小说,我几乎每一篇都喜欢。但我从没看过他的访谈文章。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到底在雷蒙·卡佛的访谈录里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我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朋友走后的当天下午,我就到学校图书馆去找《外国文艺》。我很快就在过期期刊阅览室里找到了那本97年第3期。管理员是一个因为肠胃不好(老是打嗝)所以脾气也不好的老小姐,她对我还算客气,知道我爱看书,就把《外国文艺》爽快地借给了我,并准许我带回家慢慢看。
  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冲着雷蒙·卡佛,冲着朋友的好意,我是不会为一篇访谈录专门跑一趟图书馆的。因为我不怎么喜欢访谈录之类的文章。也许过去我曾经爱看过,可我现在已经不爱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越来越不相信访谈录一类的东西了,这些访谈录大都答非所问,不是故作高深,就是不着边际地有意打哈哈,看上去好像是在呈露什么,实际上却是在掩盖一些什么。我所看过的访谈录差不多都是这路货色,几乎很少有例外。你在作家的作品里看不到而又很想知道的东西(像创作的动机写作的经验对文学对生活的看法等),你也休想在他的访谈录里真正看到,看完之后,你不会有什么收获,你得到的只是一丝失望(这倒和阅读充斥着时下文坛的绝大多数小说的感觉有些相像,现在的作家要么在忙着解构,要么在欲望中迷失,要么是在生产和制作而不是创造,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往往是浮躁和妥协,是自娱自乐或者平庸,字里行间已经越来越不见功力不见心血,除了失望,还能得到什么呢?)
  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想,我之所以为了一篇访谈录特地跑了一趟,除了不忍心拂拗朋友的一番好意(我想搞清这一回他跟我玩的是什么迷藏),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一直太偏爱这个雷蒙·卡佛了。我的朋友想必也了解我的这一偏爱,我记得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跟他聊过雷蒙·卡佛。毫无疑问,雷蒙·卡佛是继契诃夫以来的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卡佛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他那费尽心血所得来的干净、从容和几乎可以说已经达到一种极致的简约。在谈到雷蒙·卡佛的写作态度和文字风格时,他的一个学生兼弟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雷蒙·卡佛的眼里,在他看来,文字就好像是一种玄妙而又烫手的东西一样。我觉得雷蒙·卡佛的确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找到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感觉。在很多作家手里,文字就像是橡皮泥、自来水或满地的沙子,可以随便拿捏把玩,可以随意挥洒铺张,可在雷蒙·卡佛眼里,文字却是一种火焰一样的烫手的东西,这里边的区别,这里边所包含的虔敬专注和无限珍惜,每一次想起来都让我怦然心动,同时又自惭形秽。为了这样一位作家,为了雷蒙·卡佛,我愿意放弃成见破例一次,再爱屋及乌一回,把他的访谈录找来看一看,也算是聊表我对他的敬意和喜爱。
  回到家,我就有点急不可耐似地打开《外国文艺》看了起来。这篇访谈录不算长,笼共大概只有16页,我花了不到半个小时,就从头到脚把它看完了。
  总的说来,这篇访谈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并没有像他的小说那样让我爱不释手,里边也没有正面涉及作家为什么写不出小说来这问题。雷蒙·卡佛在这篇访谈录里谈得比较多的是诗歌,小说只是蜻蜒点水似地谈了一下,他还谈到了他酗酒的事。这一些似乎都在意料之中,都没有什么。不过,文中有那么一小段文字,我看的时候却感到有些迟疑,感到这段文字在整篇访谈录里显得有些不谐和,显得有那么一点跳。看完全文我又重新返回并找到那段文字,重读一遍之后,我越加有些疑惑,有些纳闷。我不知道如此痴迷于文字沉湎于内心的雷蒙·卡佛,这个曾经长时间不能从酗酒中摆脱出来的雷蒙·卡佛,为什么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而且说得这么直接这么肯定。我的确有些不甚理解,甚至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凭直觉,凭我和那位理论界朋友多年来的那种默契,那种心领神会,我断定他想让我看的正是雷蒙·卡佛的这几句话,一定是这几句话:
  要想写小说,一个作家就应该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家有所信仰,有目标,然后方可准确描写;这个世界在一个时期里不能挪动位置。此外,作家还应该相信那个世界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反复阅读品味这段话的过程中,我始终未能摆脱那么一种迷惑不解的唐突的感觉。倒不是说这几句话本身有多么深奥难懂,相反,这几句话说得其实很简单很明了,让我费解让我琢磨不透的是这段话背后所隐含的那种积极自信的心态和几乎是正统的教诲性的语气(其观念简直和我那个朋友所说的毫无二致)。这与我平日里所理解的那个雷蒙·卡佛几乎有些背道而驰,差不多给人一种南辕北辙的感觉。在我的一贯的印象中,雷蒙·卡佛可不算是一个积极的入世的作家(要真是那样,我恐怕也不会那么偏爱他,况且,在访谈录里他的确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酗酒的事)。我在他小说的字里行间所体味和感悟到的恰恰是与这几句话相冲突相悖离的东西:迷惘、感伤、失望乃至悲观。
  有那么一忽儿,我猜疑雷蒙·卡佛也许只是向世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或者,他只是故意地反话正说也未可知。可我反复地一遍遍地阅读了这段话之后,楞是没有闻到一丝一毫讥讽的气息,没有嗅到一点嘲弄人的味道,看上去,雷蒙·卡佛是认真的。
  懵懵之中,我甚至下意识地怀疑过译文,我暗自思忖,是不是中文翻译者没能够准确把握和表达雷蒙·卡佛原话的语气和涵义呢?(我对译文的不信任可以说已经由来已久,我常常会一边阅读着译文一边禁不住地去揣测和想象原文的句式和语感,就像一个人会透过草莓酱去想象枝叶间的鲜草莓一样。除了像汝龙译的契诃夫、李文俊译的福克纳、王道乾译的玛格丽特.杜拉以及最近林少华译的村上春树,除了为数不多的这么几位译家,平时在看那些不即不离不咸不淡的译著时总不由得会有些不踏实和不放心。这种感觉颇像是妇产科护士满不在乎地把你的孩子第一次从育儿室抱到你跟前,你看着那张模棱两可的幼嫩的面孔,心里会本能地涌出一个疑问:这真是自己的孩子吗?有没有可能被弄错甚至被调包了呢?)可我的这种怀疑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很快还是否定了自己的猜疑。因为雷蒙·卡佛的这几句话说的实在是太直接明了了,语气也好,涵义也好,都没有什么复杂隐晦的地方,再手生再没经验的译者恐怕也不至于把它译走样。
  要想写小说 ,一个作家就应该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作家还应该相信那个世界基本上是正确的。
  那天下午,雷蒙·卡佛的这几句话一遍遍地回响在我的耳边,在我的脑海里缭绕不去。我隐隐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我觉得雷蒙·卡佛和他的这几句话无形中已经触动了我内心最深处的那根弦。我甚至对自己长时期以来特别是30岁之后的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产生了一丝若无若有的质疑和动摇。也许,用动摇这个词来描述那种感受可能有些过了头,因为,雷蒙·卡佛虽然猝不及防地以一个差不多是陌生者的形象跑到了我内心的对立面,始料不及地站在了固有观念的彼岸,可我毕竟还能够手到擒来地举出至少一打可以支撑自己一贯的态度和立场的厌世型作家来,不管情况如何,我至少还有卡夫卡这张王牌呢,我似乎没必要因为一丝风吹草动就心神不定乱了自己的阵脚。可尽管如此,尽管我在理性上并没有气馁并没有认输,那一刻,我毕竟没能真正排除那么一种茫昧和恍惚,没法排除那一丝心虚和惶惑。
  合上《外国文艺》之后,我仍然愣怔地坐在紧挨窗口的写字台前,我的头脑像一潭被轻轻搅浑了的止水。透过窗纱和玻璃,我看见灰蒙蒙的天空,看见远处那道山峦的黯黑的轮廓,看见烟囱、水塔和电线杆,看见那么多原封不动错落无致的建筑物,我当然还看见附近那条马路,看见马路上来回穿梭的各种汽车,看见两边的自行车流和一些零散的行人,看见水果摊子,垃圾筒,路灯柱子,广告箱,以及诸如此类的其它事物。我基本上没看见什么绿色的东西,没看见树呀草呀之类的东西,也没有看见一只鸟的影子。这说明冗长的冬季还没有结束,春天还没有莅临。我就这么坐在窗前有意似地朝外看,看着眼前的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今后好像也不会挪动位置的世界,由于窗纱和玻璃上布满灰尘和水汗,我看见的世界也蒙着一层水汗和灰尘。我不知道自己这么愣愣的往外看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看见些什么,难道真是想看见雷蒙·卡佛所说的那种叫意义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有些徒劳和可笑。
  后来,我听到了从楼上传来的熟悉的笛子声。差不多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候,那个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起路来有些像摇船的青年,那个已经从街道福利工厂下岗回家的青年,总要吹一会笛子。在以往的无数日子里,我好像从没认真谛听过这笛声,我一直有些置若罔闻,对我的麻木的听觉而言,这笛子声总是与外面马路上的噪音混淆和雷同,没有什么区别,有些日子,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我甚至会本能地讨厌这笛子声。这笛子声旋律松散音色稚嫩,既不婉转也不悠扬,谈不上什么乐感和美感,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可不知为什么,那天下午我的听觉好像忽然被这笛子声吸引住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说,这笛子声已然从嘈杂的背景似的噪音中脱颖而出。我开始有意识地倾听起这笛子声,笛子声于是变得更为清晰起来,它不仅传进了我的耳鼓,而且正缓慢地不知不觉地渗入我的内心的某个角落。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笛子声还应该是原来的笛子声,笛子声不应该有什么变化和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和不同,那只能是我的听觉,是我的心境,难道雷蒙·卡佛的话真的已经对我产生了影响?我不敢肯定,但也无法否定。我继续聆听着那个残疾的青年吹奏的笛子声,我觉得他其实吹奏得挺不错,我发现笛子声其实是挺悦耳的,至少,它和马路上的噪音有明显的区别。慢慢地,我的内心涌起了一股新鲜的几乎可以说是陌生的感动似的东西。我想,让我感动的不光是这笛子声,那个残疾的青年每天下午在这个时候吹笛子这一事情本身也许更让我心动。听着听着,我的头脑里突然蹦出一个意外的想法和发现:那青年虽然残疾,可他吹的笛子声却并不残疾。
  就这样,我的心咯噔了那么一下。一个残疾的青年所吹奏的笛子声却并不残疾,我被这个算不上是什么发现的发现弄得颇有些兴奋,我甚至稍稍有点激动。我不知道自己在过去的那么多日子里,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这个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事实……

  那一阵,电视里一直在播放吃饱了撑似的《还珠格格》,电视的使用权自然就被妻子和女儿所掌握。所以,那天晚上,我又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了书房里。
  我没有接着阅读那本刚买不久的村上春树的《奇鸟行状录》,也没有看别的作家的小说,而是从书架上翻出了那两本《卡夫卡散文》。我这样做自然不是没有目的的。
  这两本《卡夫卡散文》已经买来很久了。它属于“世界文化名人文库”中的一种,装帧挺雅致,内容也很丰富很全面,除了小说,卡夫卡其它的重要文字差不多都收在里边了。上册收有卡夫卡的箴言、内心独白、一些断想和速记、演讲录还有游记,下册则是书信篇,收录了卡夫卡与菲莉斯.鲍威尔、密伦娜、马克思、勃罗德等人的通信。除了书信和游记,这两本书里的别的内容和文字我都已经阅读过了。其中的一些箴言我差不多耳熟能详,给我留下了碎金般深刻的印象。像生活就是在陆地上的长久晕船。还有像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再比如像一个笼子在找一只鸟。卡夫卡在这两本书的大多数片断性文字中,表达的正是那样一种活着的眩晕感和荒诞感,表达的是人的无可规避的笼子般被束缚的命运和际遇。当然,我觉得这是可以想像的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卡夫卡的这些文字风格与他的那些小说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那天晚上,我没有重温那些熟悉的篇章和文字,而是翻到了游记篇。这4篇游记大概是卡夫卡一生中仅有的几篇游记,过去,或许是出于对游记这种相对被动的泛文学样式的偏见,我一直没有想起来去读它们。那天晚上,我抱着一种模糊的意欲重新发现什么或印证什么的心情,决定要读读这些游记(不过,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印证什么,是印证雷蒙·卡佛的话有些不对头?还是想印证自己长时期以来的生活态度和写作观念有问题?我显然有些拿不准)。
  在泛黄的台灯光下,在持续的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卡夫卡的游记堪称怪异,其行文风格迥然不同于常见的其他作家的游记。卡夫卡的游记只是随时随地地散漫地记录了一些仿佛是过眼烟云般的事物,谈不上结构和组织,没有上下文关系,也看不出有什么内在的逻辑性,只是一味地弥漫发散开去。游记的叙述可以说完全是中性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未见过滤和处理,不见主观性。卡夫卡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记录了旅途中的树木、草地、房屋和一些无始无终的人物。给我的感觉,仿佛这些东西不是经由卡夫卡的眼睛触及捕捉到的,而只是一台旧式摄像机的拖扫而过的产物,既没有剪裁,也没有所谓的蒙太奇的痕迹。呈现在我面前的人和物,就好像是一些无根无由的尘埃,像一些古已有之的微生物,连时态似乎都是模糊的飘浮的。我的总的阅读印象是,与其说卡夫卡想用这些文字去凝结去探寻去铭记沿途所见的从身边擦过的事物,还不如说他想要推开它们忽略它们或干脆是遗忘它们,通过这些游记,通过这些古怪而又弥散的文字,我不难感受卡夫卡面对时空面对世界的那种忧郁和漠然的目光,不难感受卡夫卡内心的那种隔膜和悖离,一种类似于油和水之间的不融洽不贴合 ,也就是说,既使是人在旅途,卡夫卡依然是孤寂的,郁郁寡欢的,他的灵魂依然得不到解脱。对他的眼睛和心灵而言,阳光与阴影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生命和石头也没有质的不同,而生活则始终是荒诞的。
  在灯光下静静地浏览着卡夫卡的游记,感受和品味着卡夫卡的那种如在眼前的绝无仅有的气息,我的头脑渐渐地变得有些释然和坦然起来,下午以来一直萦绕纠缠着我的那丝惶惑那丝内心的裂缝和皱折似乎正缓缓被熨平被弥合。
  可就在我准备合上书本的时候,眼前的书页上却赫然蹦出了一段文字,就像沙漠中突然出现了一片令人惊奇的绿洲,这段文字不仅使我的眼睛为之一亮,而且,我的心也随之咯噔了一下,与下午那次相比,这一次无疑更加剧烈更加非同小可。这段出人意外的文字出现在最后那篇游记即《魏玛之行棗1912年6月28日至7月29日魏玛至容波恩之游》中,直觉告诉我,如此这般的文字无论是在卡夫卡的散文还是在他的小说中均属罕见,至少我是从未见过。事后想起来,那天晚上与这段文字的邂逅相遇真有些无巧不成书的味道,简直就是一种天意。当时,我的心弦就重新绷紧了起来,几乎已经松懈涣散的注意力一下子又变得紧张和集中。
  7月19日,下雨天。
  躺在床上,雨点在草屋顶上响亮密集的敲击犹如打在自己胸口上。突出的屋檐上的水珠仿佛沿街边点燃的一串灯光,然后落了下来。一位白发老人突然像头野兽般冲到草地上,在大雨中沐起浴来。夜里雨点敲打着,好像坐在一个小提琴共鸣箱里。早晨跑步,脚下是湿软的泥土。
  这是一段多么沁人心脾的天籁般的文字!除此之外,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表达荡漾于内心的那种奇妙的感受。几乎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还没等我细细琢磨和品味,一股清鲜隽永趣味盎然的气息和魅力已经不由分说地迷住了我裹住了我镇住了我。在我的记忆和印象里,我真的从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过如此湿润如此温情如此动人的文字,我觉得这样的文字就好像不是出自卡夫卡之手似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觉得自己已经幻然感触到了一个全新的必须刮目相看的卡夫卡。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昆德拉的观点和看法,我记得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判的遗嘱》或是《小说的艺术》中曾经推崇备至地认为,卡夫卡在《审判》这本小说中对几个色情场面的描写具有一种无可比拟的诗意,我当时觉得很不以为然,我觉得卡夫卡的文字与诗意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觉得昆德拉无非只是在玩弄玄虚标新立异罢了。可眼前这段文字却迫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昆德拉的发现和判断,我甚至对自己以往关于卡夫卡的阅读和认识产生了担忧,难道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约定俗成般的认识真的影响了我的阅读?!我觉得自己真有可能误读了卡夫卡,也误读了别的很多作家。我恍然觉得这么多年来,自己也许真的是戴着一副扭曲变形的有色眼镜在看作品,看这个世界。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然从一个极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小题大作心血来潮,可我的内心却分明经历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毫无疑问,眼前这段文字是充满诗意的,它不一定是抒情的,但它的确充满内在的诗意。它不仅准确生动轻盈优美,而且极具穿透力和感染力,透过这段文字,我不难想象80多年前那个夜晚里的卡夫卡,想象他所置身其中的那样一种心境:凝静、纯净、清鲜,仿佛天人感应,仿佛晨光下的透明的露珠,没有杂质,没有浮躁,没有旁鹜。1912年7月19日夜晚,至少在那个奇迹似的夜晚,卡夫卡似乎已然摆脱或超越了他的忧郁和苦闷,超越了荒诞的命运,潜入了生命的最深处,并于不经意之间,通过那样一段文字泄露了蕴含深埋在内心里的那股温情和怜悯,暗示了他的写作的天机和全部秘密!
  我的激动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会到这样一种既清醒又兴奋的感觉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抑或我的嗓子突然有如神助地发生了什么生理性变异,当我点上烟的时候,我的嗓子居然没有了那种异常的顽固的干燥和难受了,我竟然重新享受到了很多年前抽烟时的那种舒适入定飘飘欲仙的美好感觉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被一只具有魔力神功的手指点通了关键的穴位,我的头脑仿佛发生了一次不可思议的嬗变,我的交感神经仿佛发生了一次接通或短路。我相信自己已经理解了雷蒙·卡佛,我相信自己已经明白了这么多年写不出小说来的真正的原因,我觉得自己终于从写作和生活的歧途上转过身来了。
  在激动和兴奋之余,我从抽屉里翻出了那本好多年未记什么的笔记本,左手擎烟,有些颤抖的右手捏笔,写下了也许可以命名为读后感的一段文字:
  被忧郁牵着鼻子走的人是不可能表达忧郁的,陷落在生活的荒诞里不能自拔的人也不可能揭示生活的荒诞。沮丧也好,颓靡消极也好,都只是一种否定。只有经过否定之否定,一个人才能摆脱浮躁进入凝静,他的眼睛才能穿越灰暗低调的生活的雾障,从而看见世界的意义。这个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作家,他的写作才能够真正得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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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和父性令人厌恶,因为它们使世界增殖。

2001-08-06 12:43 AM 发表 | 举报这个帖子 | 查看Luisborges 的IP地址 | 编辑/删除 | 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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