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托罗莫》：夕阳中的英雄与人性（上）

　　
　　云也退
　　
　　
　　许多大作家在他们的文字中表达过对约瑟夫·康拉德的敬仰，康拉德在文学手法上的大胆革新让后人受益匪浅。尽管如此， F.R.利维斯还是有点苛刻地宣称：《诺斯托罗莫》里的康拉德是堂堂正正的职业艺术家——好像是说，在这部1904年问世的长篇小说之前，康拉德的全部作品——包括著名中篇《黑暗的心》在内——还未能使他世界跻身一流艺术大师之列。
　　细致地读完此书，我感到写作《诺斯托罗莫》的康拉德，吸引读者的已经不再是他那炉火纯青的“印象派”笔法，而是这部作品史诗般的宏大架构和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康拉德虚构了一个南美洲国家：柯斯塔瓜纳共和国，它滨海的萨拉科省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有一座巨大的银矿坐落在那里，由英国人高尔德夫妇经营。集英俊、忠诚、旺盛的精力于一身的意大利籍水手诺斯托罗莫来到这里谋生，成为萨拉科省城赫赫有名的码头工长，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在建立不久的共和国发生叛乱、政权岌岌可危之际，诺斯托罗莫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把一船银锭运出港口，以免其落入敌军之手。从此，诺斯托罗莫开始了他传奇般的历险，他和同伴——年轻记者马丁·德考得一起，将银锭藏匿到港口外不远的伊莎贝尔岛上，然后一人潜回了萨拉科。
　　正当人们确信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已经和银锭、驳船一起葬身海底时，这位英雄孤身穿越千里叛区报信，使政府军及时赶回首都平息了动乱。然而他从海上泅水回归的萨拉科，对他而言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尽管人们传颂着他的业绩，他却成了一个幽灵，隐姓埋名。只是在夜深人静时，有巡夜人会发现一只小船趁着暮色沉沉，一次次悄悄驶出萨拉科港口。
　　利维斯赞颂小说中驳船离港的那个海湾之夜“堪称文学里最为生动而具美感的描写之一”，而事实上，正是这美丽的夜晚悄然改变了拥有“不可腐蚀者”美誉的诺斯托罗莫——一贯沉浸在“一个好名声”中的意大利水手突然置身于死一般冷漠的海面，面对伸手不见五指的前方，他究竟悟到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仿佛就是一瞬间，他以往所有为人称颂的美德完全失去了依托，变得暧昧不明，犹如远岸物质世界的灯火。
　　康拉德的笔下，物质对人的异化始终是一个主题。这种异化在以银矿为标志的萨拉科格外鲜明，甚至把萨拉科变成了模糊了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界线的地方。对于大自然而言，银矿是魔鬼的洞窟，康拉德不止一次地讽刺矿山上“银光闪闪的小溪”，那是人们用手感取代美感的杰作。而另一方面，银矿对萨拉科以至柯斯塔瓜纳的意义是如此重要，人们不能不把它视作安定生活的唯一保障，“唯一”中孕育着一个神话的雏形。人间世俗的政权世俗的需要，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制造着内在的紧张，逐渐使人忘却了萨拉科美丽的瀑布、溪流、灌木曾经的存在。当高高的山涧成为一条下水道的时候，财富既征服了人的审美意识，又在改变着它。那些意大利矿工布满整个山区，他们和全省全国人民一同渴望着安全感，进而“把这个银矿看作保佑他们、坚不可摧的神明，仿佛它是他们自己双手建起的崇拜偶像。”
　　原生态的自然遭到破坏之后，物质的理想化成为势所必然，抢占了人的灵魂高地——这种趋势不是一两个清醒者可以抵挡得住的。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法律和道义上的双重许可，而自我制造一个信仰就可以很方便地解决这个问题，至于信仰来自何方并不重要。这样，人们用自己创造的光明世界表达投向黑暗宇宙的蔑视，独独遗忘了注视自己生存于其间的土地。康拉德的笔下从来不会出现善恶分明的人物，他总是努力地展现人的矛盾：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他们是多么无助又多么无奈地失落掉了本真。
　　
　　既然善恶是很难区分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就浮出了水面。银矿矿主高尔德的父亲当年就是被这座矿活活拖垮的，因为虽然银矿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但是频繁更迭的政权反过来也牵制了银矿。沉稳而坚韧的高尔德没有理会父亲临终时要他放弃银矿所有权的告诫，毅然接手，试图努力改变一切。高尔德夫妇成功地重新振兴了事业。但是，和谐的夫妻关系却出现了裂痕。作为高尔德事业上的贤内助，高尔德夫人几乎承担了一切社会事务，她在萨拉科人的心目中成为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一位善良美丽的仙女；长期以来，她不曾意识到沉浸在银矿经营中的丈夫的微妙变化。圣·托梅银矿有着非比寻常的魔力，它把高尔德两代人拖入一个毫无意义的道德幻想：银矿是他们此生的神圣使命，乃至银矿创造的实际财富都可以抽象化而忽略掉了。理性的人和非理性的幻想在这里重叠了，就像一张红色的画片覆盖在一张蓝色的画片上，紫色性格的高尔德先生逐渐疏远了他的爱妻。
　　非理性有无数表现，而理性只有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叠加、贯通、互相渗透，最后产出的仍然是非理性。高尔德的人性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扭曲。这时，高尔德夫人事实上扮演着挽救丈夫、挽救政权的角色。她参加各种政治事务，她行善，在政权动荡的时候她代表丈夫到各处慰问。可是，柯斯塔瓜纳——典型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之河随着堕落的人性而起伏上下，宣告了所有努力都只能是徒然的：柯斯塔瓜纳的内战导致了古斯曼·本托五十年的暴政统治，此后文森特·里比厄拉上台实行温和独裁统治，然而不久南方就发生了政变，蒙特罗将军和他的弟弟彼德洛以及索第罗上校率领叛军一路披靡，把里比厄拉政府赶得狼狈逃窜。以马丁·德考得为代表的年轻知识分子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格外关心柯斯塔瓜纳的政体以及萨拉科是否应该独立自治。所有这些标志着一段没有尽头的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无休止混乱。康拉德塑造出个人的历史——高尔德夫妇们的历史——他们梦想在生命中实现个人价值，同时又勾勒出整体的历史——一个让人失望至极的循环——你在你自己的一幕中雄心勃勃地登场亮相，却不知道一百年前早已有另一个你灰溜溜地躲进后台，带着浑身的疲惫。克莱厄·罗森费尔的犀利地指出：政治是一种精神与道德失败的永恒轮回。在安全的名义下，人类以一种不完美来取代另一种不完美，人性则在这永恒的循环中不断磨蚀在时间岩石的棱角上，碎屑纷飞，填满了圣·托梅银矿的深沟高壑。
　　

落井下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