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真实的”与被“过滤掉的”


“活在真实中”这是近来较为时髦的一种说法。这一命题的意义及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如果我们把“活在真实中”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面对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真实”究竟是什么？
在林妹妹和焦大各自认定的真实中，是否存在着某种同一的、恒定的内容？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哪一个活得“更真实”？就我们目前所面对社会现实而言，一个农民的“真实”和股票经纪人的“真实”固然不同，具有同样宗教、哲学、文化观念的人来说，社会地位、职业的不同亦会导致对于“真实”的不同想象。《金刚经》从根本上拒绝承认尘世生活的真实性，在休谟和叔本华那里，即便“真实”是存在的，它也是不可知的、神秘的。而普鲁斯特则认为，“除了感觉”之外，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真实”（他显然认识到这种“真实”在认知上的困难和易变）。《追忆似水年华》致力于一种“感觉”上的稍纵即逝的真实，这种真实只是存在记忆与飘忽不定的时间之中，通过记忆的中介物的“唤醒”功能，让我们在不经意中“感觉”到它的存在，从而使我们的现实情感得以升华。问题是，普鲁斯特的经验和表述方式，在当今的生活中是否有效，又成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回忆”或捕捉真实的那个“主体”，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即便普鲁斯特本人足不出户，用“软木”将自己囚禁于卧室或书屋之中，他“公子哥”般的生活记忆、略带病态的抒情诗人的气质以及瓦尔特本雅明所称之为的“当代精神生活的精髓”，三者之间仍然能够保持一种有机的联系。在今天，这个“主体”面临双重的困境，其一，各人特殊的遭遇、经验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其次，“主体”本身在商业市场化这个运行机制中已经不太可能全身而退，保持那份宁静、闲适和从容。也就是说，这个曾经自信、统一的“主体”如今早已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
罗布－格里叶在五十年代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橡皮》的小说。在作者看来，庞大而无形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在运转的过程中，把个人的自主性、丰富的个人情感以及个人生活本身一并擦去了。这部小说基本上延袭了卡夫卡的那个主题，只不过他把它简单化了。罗布－格里叶进而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所谓的“深在的真实”，他与萨罗特一起致力于发现日常生活平静外表下湍急的水流或漩涡，以及被日常生活所覆盖的“潜对话”，从而建立起作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批判关系。
由“橡皮”这个比喻而产生的动作联想，我想就是“擦去”，背后潜在的思维逻辑仍然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老牌殖民主义者赤裸裸地进行文化灭绝之时，他们所用的办法确实就是“擦去”，假如一个国家或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实行种族灭绝，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入侵、屠杀、奴役和征服，最极端的办法是毁灭掉这个国家的全部的文化记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征服者一旦成功，首先想到的就是烧毁国家图书馆，取缔语言文字。除了这种极端的例子之外，对人类表达真实构成严重威胁的力量，还有书籍、新闻、报刊检查制度以及国家机器本身等等，它们对“真实”所采取的惯常做法也许还是“擦去”，它是外在的、人为的、强硬的、武断的、易于辨认的。今天，书报、新闻检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完全废止，国家意识形态的偏见仍然普遍存在，同时，另一个威胁也已悄然出现，它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选择机制。市场的威胁要隐蔽和诡谲得多，它所采用的方式不是“擦去”,而是“选择”和“过滤”。我觉得市场本身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过滤器”，它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无需强硬的打压和限制，它只需要“无视”就足够了。所以，市场对“真实”构成的威胁是隐蔽的、无声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公平、合理、公正”的。它对文化历史记忆的删改、过滤和干预也是悄无声息的进行的，它没有狰狞面目和外表，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市场逻辑的筛选机制无孔不入。

意大利学者兼作家昂贝托·埃柯曾谈及到这么一件“真实”的故事：有个名叫横山子的妇女变成日本明星，但此人却不存在。她是用电脑拼凑剪裁的形象以代表二十岁妙龄女子的最佳风韵。对于几乎无所不能的现代科技而言，这似乎没有什么新鲜，问题在于，很多观众在确切知道了她的“电脑人”身份之后，仍然给她写信，以示爱慕。这个荒唐的事件在今天的社会中并非绝无仅有，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在埃柯看来，虚拟现实的危机之一是导致了真实与幻觉之间界线的彻底混淆。一个英雄数千次地遭受汽车辗压，最后奇迹般的毫发未损，这是街头游戏机和电脑动画中常见的内容，这个“事件”对于一个心智正在发育的儿童来说，已不走什么“科幻”，它就是经验和记忆本身。遥远年代的英雄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勇气，传奇经验，历经艰险的种种业绩在今天已经被出镜的频率所代替。戴安娜能够成为道德楷模，莱温斯基能够成为西方社会一些少女心目中的偶像，比尔盖茨能够成为当代神话的主角，一点都不奇怪。现代科技和传媒能够随心所欲的制造英雄和奇迹的时候，当消费物也成为一种奇迹被确立起来，传统意义上的“奇迹”的价值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现代科技、传媒以及市场运行机制，把“舒适”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它也必然导致对于现实、历史文化记忆的过滤和删改，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如果家里死了人，他的遗体要在家中存放数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尸体停放的地点一般是在堂屋或卧室，活人与死去的人共处一屋，死亡的景象与记忆会长时间的折磨的死者的亲人。然而在今天，当亲人病死在医院，有专业的殡葬人员给他（她）解剖、化妆、整容、火化，在死亡的整个过程中，有些亲属连死者的面都没有见过。我并不是说，今天的死亡完全不真实，而是说我们在面对一个真实的死亡个案时，舒适、卫生、简便、科学、经济等一系列原则实际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死亡本身变得不真实，或者虚幻起来。在传统小说中，“一只陌生的手替他合上眼帘”这样的句子所包含的悲剧意味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因为今天大部分死者的眼帘都是由别人（比如医生）合上的。在过去时代的战争中，为了使后续进攻部队的士兵（尤其是新兵）不至于被战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吓破了胆，对尸体进行随时掩埋是有必要的，这可以看成是早期的指挥官对战争残酷状况进行过滤的一个常见的例子。现代的高科技战争当然已不再需要这种笨拙的“过滤”，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战争与游戏已没有什么区别。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历史的书写和选择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什么东西可以进入历史，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历史教科书，这一过程会对整个人类的记忆造成怎样的影响，这种记忆是真实的吗？

我们也许可以把现代科技与传媒手段所制造的虚幻之境称之为“不存在的存在”。与这个概念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我想就是“存在的不存在”。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偏见，每天都在造就这样的“不存在”。没有人去关心非洲某一个土著部落中人的生老病死；偏远乡村的一个农民即便有幸活到一百岁，他相对于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忆来说，他仍然是不存在的。当代社会的一个隐秘逻辑是，不被人知晓就意味着不存在。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徒手攀登摩天大楼的年轻人，那些制造电脑病毒用以攻击最核心数据库的天才少年，那些在广州、上海邮寄白色粉沫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人，一批又一批在作品中制造耸人听闻的信息以便使读者大吃一惊的作家，他们都在呼唤“存在”：“我要被这个世界知晓”，“我要存在于（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着）这个世界上”。所以个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也许还不是死亡和毁灭，而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你活着，但实际上却并不存在。

3．结论

今天的写作者，也许不需要特别的智慧和洞察力，就能够了解写作在当下的现实背景中所面临的基本境遇。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看到这一现实之后的一系列反应：写作有何意义？写作的激情如何维持？我们究竟应在何种意义上看待今天的叙事文学以及未来的前景？当我试着就这些问题说出一个差强人意（或者仅仅令我自己信以为真）的答案时，我发现自己要说的话其实十分简单。
从整体上来说，今天的叙事文学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份额”、重要性、受到关注的程度和影响力的确已大大降低。但我们在作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是把十九世纪叙事文学的“黄金时代”作为比较的对象，实际上，叙事文学在十九世纪的辉煌仅仅是漫长文学历史中的个别现象。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整个文学史，就会发现文学在今天并未受到特别的冷落，甚至你只要愿意，还可以找出一些相反的例证来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从来不会认同“小说已死”这样一人简单的说法。在福楼拜时代甚至更早，作家们就已经开始发出这样的哀鸣了，这没有什么新鲜了。马尔克斯把《百年孤独》的手稿交给出版商时，拉丁美洲的文学界也弥漫着这种哀鸣。马尔克斯本人也深受感染，当出版商将初版的印数（8000册）告知作者本人时，马尔克斯由于吃惊而愤怒了：“印得太多了，你们根本卖不出去。”结果这本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仅仅在拉丁美洲地区就销售了数百万册。当然这也是一个特例。
卢卡契曾经指出，只有当主体从封存于记忆的过往生命流程中窥探出他整个人身的整体的和谐，才能克服内心生活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对立。当今的写作者在考虑写作与现实、个人经验与全球化时代的市场机制、真实与幻觉等一系列问题时，尤其需要这样一个整体性的历史的眼光：从空间上来说，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版图，必须把西方文学与中国、拉美、非洲、印度等地域的文学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系统中，考察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一个中国作家而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它与其它地域文化空间上的内在联系。从时间上来说，应当把消费时代的文学放到整个叙事文学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尽管市场化的进程本身非常值得研究，但仅仅把目光投向市场，只能导致判断上的偏失。目前的一个中国写作者，最容易想到的应对之策，往往是拒绝和迎合。拒绝的结果是使文学陷入到更加“孤绝”的境地，实际上是等于主动放弃作家对社会生活明显或替在的校正和干预，放弃了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使命，这样也就取消了写作本身的意义；而“迎合”无异于饮鸩止渴，更何况我们知道，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迎合的，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忘记威廉•福克纳曾经发出的警告。
现在已到了在更广泛的领域彻底抛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时候了，这种二元对立包括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实诸如此类。在这方面，李陀先生在他的一篇谈话中已做了重要反思。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使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资源，并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写作视野中去，真正建立起个人与现实的有效关系，从而确立一种整体性的写作观念。当然，我所说的这一切，并非是简单的综合，而是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创造性的工作。任何一个传统都是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得以延续并丰富起来，并维持它的活力。人们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形式创新，才能克服个人与现实关系的严重对立，重新唤醒写作的激情，并最终解放写作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