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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疯女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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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真实和想象力――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学写作(一)

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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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与想象力

在清华和北大之间的一条小胡同里,有一个名叫“雕刻时光”的咖啡馆。在尚未光顾这家咖啡馆之前,我早就知道了它的存在。我知道,有一本关于俄国导演塔可夫斯基的传记(我从未看过此书),名字就叫《雕刻时光》。向我介绍这家咖啡馆的朋友,也是塔可夫斯基的影迷。我记得她是把这家咖啡馆作为一个“奇观”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场所向我介绍的。当时,她还说了一句极为聪明而又令人费解的话:“也许,塔可夫斯基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成全这家咖啡馆。”
然而,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使商家把先锋电影与商业性的咖啡馆联系在了一起?最普通的解释是:咖啡馆的主人喜爱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这当然是可能的,但直觉告诉我,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我想象中的“雕刻时光”的确与“乡愁”或“镜子”一类意象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不管我是否打算去那里,这个意念将不会改变。我的意思是说,事实(我来到那里,看到它的格局、陈设,嗅到咖啡、香水和啤酒的气息,打发掉整整一个下午)不会改变先验的想象和判断。
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极大地被文化化了。“雕刻时光”赚取利润的动机是不用怀疑的。可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一动机被层层包裹了起来,甚至化迹于无形。它所销售的不仅是咖啡、酒、茶和其他各种饮料,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家阅览室,一个放映先锋电影有品位的隐秘场所。尽管看书、欣赏电影是免费的,商家利润的来源只是咖啡和饮料,但是对于一个场所明显或隐晦的功能来说,对于消费者所可能有的消费心理和个人情趣来说,最原始意义上牟取利润的咖啡馆、阅览室或先锋电影放映厅,三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我此刻就在雕刻时光咖啡馆。我有时觉得它三者都是――当我在喝咖啡的时候,它当然是咖啡馆;当我来到书架前,抽出一本书来阅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小型阅览室;而当夜幕降临,我在欣赏《芳名卡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有“品味”的电影放映厅。有时我又觉得它三者都不是,而是一个由一系列暧昧、令人舒适的暗示所构成的古怪场所。我环顾四周,拥挤不堪的咖啡馆被分隔成了许多部分,兴奋的影迷、窃窃私语的情侣、眉头紧锁的阅读者、正在做作业的大学生以及留长发的艺术家各自占据了一个角落,互不干涉。所有者些明显或潜在的效用使这个场所最初的功能(喝咖啡)变得不再重要。你好不容易在“雕刻时光”抢得一个座位,你的目的可不仅仅是一杯咖啡,而是在“享受生活”。
商业活动的各种妙处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你购买一所住宅的同时,你将拥有网球场、微型高尔夫球场、会所、攀援设施、游泳池、人造森林。而你签下合同之前,已被反复告知,所有的这些配套设施无须你花一分钱,你同时拥有还有一流的服务。比如说,你在半夜十二点突然想吃一块口香糖,领班将会一路小跑,将它亲自送到你的手中(服务费照例是分文不取)。当然你也早已被反复告知,你所购买的不是几吨钢筋水泥,而是全部的高尚生活的理念和意义。类似的话,如今已经熟练地在每一位房地产销售专员的舌尖上滚动。如果你看了一百处房子,最终什么也没买,也并非一无所获。只要你介入了商业生活,一般来说,你是一般不太可能全身而退,至少,由埃里蒂斯《英雄挽歌》改编而来的房地产广告词,你已能倒背如流:

在太阳最先居留的地方
在时间向处女的眼睛睁开的地方
当风吹得杏花雪片纷飞
你的梦想将在鑫源点燃

假如借用一下我那位朋友的话,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埃里蒂斯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成全一家房地产公司呢?
有人(比如,鲍得里亚)在分析商业活动的本质时,常喜欢使用“骗取”一词。他的意思是说,不管这种活动被伪装的如何巧妙,如何的令人心境摇荡,商家骗取销售利润的原始动机并没有什么变化。我知道他所说的是事实。在这里,“骗取”一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表述的“榨取”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区别。但我对这个词仍然不感兴趣。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当今的商业活动与我们自身的文化想象力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
商业行为已经日夜成为一种文化活动,它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入侵到人们的思维与想象的领域。如果我要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入侵,那么它既不是“骗取”也不是“榨取”而是控制。我们进入那些琳琅满目的物的世界,我们开始消费,购买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酷爱逛商店,却什么也不购买——我有一个朋友迷上了看房子,三年来他没有签过任何的合同,只是不断地观看,观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消费过程,他是在想象未来的生活,想象未来的装修、家居布置、居室的情调,一句话,他是在享受生活与未来。他并非什么都没干,一切都已经完成或者说正在完成之中。如果你涉足中国当今的股市,就会明白最为流行的一个词汇——“想象空间”的确切含义:你拥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但你所购买的既不是它的业绩,也不是它的成长性,而是所谓的想象空间。
想象力,早已不是艺术或文学活动的专有词汇,它在商业和消费领域的作用可谓无孔不入。一个书商在策划某一本书籍的过程中,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对市场的预期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一判断的基础除了作品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之外,还有市场的卖点、各种暗示,隐喻、想象与联想的混合物。读者将被告知,你所购买的不再是一本书,而是通往财富大门的钥匙,通往哈佛的美妙之旅,通往成功的晋身之阶。由于想象力的控制和引导,事实与想象、真实与幻觉、文学与日常生活、艺术与消费之间的界线突然消失了。我经由“雕刻时光”这个名称,联想到塔科夫斯基,联想到他的名作《镜子》或《乡愁》,联想到《乡愁》中的那个经典的烛光场景,以至于当我一踏进“雕刻时光”的门槛,就会不知从那里来了一股超凡脱俗的感觉。这个名称对我而言,所激发出来的无穷的想象力,已经使那个咖啡馆事实上的格局和功能黯然褪色,只要一提起“雕刻时光”,我的想象与感觉甚至会永远会被当初被激发出来的那个意念――塔可夫斯基所占据。
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当一棵树不再是一棵树,它成了木材、金币,或者成为由利润而来的权利的一部分时,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当月亮上的阴影被科学证明为沙土或岩石,不再与桂树或兔子、蟾蜍这样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想象力的大门就被关闭了。另一扇门随之打开:我们想象有朝一日在月球上居住。摄影技术的问世,彻底结束了具象风景画的历史。当房地产广告中出现了埃里蒂斯的诗句时,那些热衷于写出优美词句的中文系学生们必然会大伤脑筋。物的概念、内涵、意义的变化,物与人关系的变化在改变社会现实的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在极大的改变文学的生产方式。我们不会忘记正是由于电影的问世,詹姆斯·乔依斯感觉到了故事不再是小说专门的优势;正是由于自然意义上“熊”的消失使威廉·福克纳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历史小说家”。
在五十年代末布鲁塞尔的一个圆桌会议上,罗布-格里叶是这样为他的“新小说”进行辩护的:“法国的资产阶级迷恋于巴尔扎克式的物的世界,巴尔扎克的物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含有特殊的社会学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他篡改了真实,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就必须恢复物的本来面目。”他的这一论述可以解释,为什么罗布-格里叶写了那么多的以物为主角的小说。我们暂且不去考虑他把巴尔扎克与资产阶级趣味划上等号是否合适,至少,他对物的概念的思考,尤其是他对于物化世界的强烈的批判姿态,是有理由的。问题是,罗布-格里叶对于真实的近乎疯狂的强调在今天的现实中已经足以构成反讽了。另外,对现实世界采用一种完全决绝的姿态(这也是现代主义小说共同的姿态)也显示了天真的一面:你还没有来得及抛弃世界,这个世界就抢先一步把你给抛弃了。
在当今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包围着我们的物,已不再是一个对象,而是极大地被文化化、富有象征意义的一系列符号游戏的一部分。由于符号游戏的复杂化,想象力的介入,消费也就变成了奇观,或者变成了生活本身的精萃。与此同时,文学艺术的消费方式——观看、聆听或阅读过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欣赏一部电影的过程,不仅仅与作品本身有关,它是由一系列商业、文化操作作为前奏,由电影院的成套“舒适”服务相伴随,由观看电影所获得的满足感三部分构成。同时,观看电影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对广告宣传的确认或质疑过程,不论是确认还是质疑,无形的控制都将始终存在。一部小说的阅读过程也与此类似。欣赏与阅读方式的变化,必然经过市场这一中介,对写作本身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与一个商业性的咖啡馆一样,它们既然瞄准了一个特定的消费群体,就必然希望将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一网打尽。举例来说,对一个西方的消费者来说,他(她)对《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会有怎样的观感呢?系列符号的意义是如何组合并试图尽可能多地打中那些潜在的观众的呢?这一符号系列包括同性恋、东方色彩、政治色彩(文革),富有亚文化特征的京剧艺术,当然还包括绚丽的服装和京剧曲排改编而成的音乐。欣赏的过程既包括对奇迹的赞叹(中国原来是这样),也带有优越感的满足(中国原来这么黑暗),最后还有震惊(啊,原来中国还有这么好的服装、音乐和艺术)。我并不想否认《霸王别姬》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我当时所关心的是,这部影片在西方所获得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会反过来刺激并改变中国的电影创作或生产。基于目前的文化现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以无需在此提供答案了。
我们经由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突然步入一个令人眼花 乱的世界消费社会,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性空间突然置身于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会不会感到有点晕眩?有那么一点不真实?原先所支撑我们写作的那种朴素的激情是否已经减退或不复存在?在这个多少有点暧昧的时代中,一切都不再是条分缕析的,没有一种事物是单纯的。不管我们对这个时代感到舒适和安全,还是焦虑和厌恶,我们都无法回避这个生存的大背景,文学写作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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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脑袋,大呆瓜

2002-09-08 09:47 PM 发表 | 举报这个帖子 | 查看半疯女侠 的IP地址 | 编辑/删除 | 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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