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打了老长一篇结果超时被D掉了这该死的论坛
现在没情绪了只好把现成的拿来抄
转载 东宫西宫

１９９１年５－７月，一个以健康研究为名的搜捕行动在北京同性恋圈中展开，执行者是北京东郊民巷派出所的警察。５０多名同性恋者被捉拿，审问，采血，问卷调查。这起被“第六代导演”张元称为“荒唐透顶”的事件促成了中国大陆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东宫西宫》的问世。
和所有的“第六代导演”一样，张元一贯把镜头对准当代中国社会的边缘人和地下文化：单身母亲和弱智儿童（《妈妈》）、摇滚歌手和无业青年（《北京杂种》）、酗酒者和精神病人（《儿子》）等等。这些纪录片样式的电影满载着难以言说的后“六·四”愤懑和颓废情绪，其题材的敏感性和触及现实的尖锐程度使张元成为意识形态当权者的眼中钉。１９９３年，在成功阻止张元拍摄《一地鸡毛》之后，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出通知，明令禁止张元等六位导演的独立制片活动。“黑名单”一出，张元立即以题目更加敏感的纪录片《广场》（反映天安门广场上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状况）作出了挑战性回答。而《东宫西宫》的创作，无疑是又一次闯入禁区——同性恋题材的实践。

张元最初的设想是要拍一部类似以往作品的纪实电影，对同性恋群落的原生状态作一次全景式的描绘。这个意图也体现在片名上面：北京同性恋者的语汇中，“东宫”、“西宫”指的是两处著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天安门东西两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这个题目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同性恋亚文化的“公厕特性”。然而，作家王小波参与编剧后，全景图变成了“二人转”：警察与同性恋者，审问和坦白，较量和交流。观察的探针不只触到社会层面，更深入人物的心理层面。北京，某公园（可能是“东宫”或者“西宫”），夜。这个公园是同性恋幽会的场所。公园派出所的警察小史在值夜班无聊寂寞时，就要到公园里抓一个同性恋来审一审，让他们交待自己的“活动”，以此消闲解闷。那个晚上他似乎是有意地逮住了阿兰，而阿兰也似乎期待着被捕。事情过去很久后，阿兰寄给小史一本书，扉页上印着：“献给我的爱人”。小史翻开书来，陷入回忆。书里的故事和那个晚上的事情夹杂在一起。这些故事里有阿兰的母亲；有中学班上的漂亮女同学“公共汽车”（就是谁爱上谁上的意思）；还有一个古代的女贼，被衙役用锁链扣住了脖子和双手，在漫天飞雪中踉踉跄跄地行走。阿兰也叙述了他的同性恋生活的几个片段，那都是些屈辱的或者说犯贱的经历。小史对阿兰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你丫就是贱。没有想到，阿兰对这样的评价也泰然处之。他承认自己“贱”。

讲故事的娓娓而谈，不时反客为主地挑逗审讯者；听故事的时而和善，时而暴戾。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双方处于微妙的胶着状态。这场心理战像充满了性寓意的双人探戈舞一样不断地改变步伐方向，调整主从关系。不知不觉地，警察（国家机器的一零件、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的绝对权威被一个同性恋作家以柔情颠覆了。警察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境地：他唯一能够维持权威的手段就是施虐，殊不知这对阿兰来说是正中下怀——施虐的一方无意中扮演了受虐者期待他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原先处于弱势的一方占据了心理战的支配地位。在电影的末尾，小史对阿兰无计可施，只得使用暴力，但是阿兰在经受侮辱之后反而活像个胜利者，而小史却满脸困惑，这实在具有反讽的效果。

女贼被逮走了。“公共汽车”被逮走了。阿兰被小史逮走了。阿兰觉得“公共汽车”是因为她的美丽、温婉和顺从才被逮走的。因此，在他的心目里，被逮走就成了美丽、温婉和顺从的同义语。最大的美丽就是供羞辱，供摧残。爱情应当受惩罚，全无惩罚，就不是爱情了。阿兰坦白说：“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选择？”Ｓ／Ｍ（虐待／被虐待）是爱情的唯一形式。既然淫虐不能避免，贱名不可摆脱，那么就把淫虐当做爱情吧。一方面，Ｓ／Ｍ机制遵从支配／屈服二分法的规则，以痛苦为爱，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对立体；另一方面，虐待与被虐待的两个角色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合作关系，从这点来看，他们的地位又是平等的。小史对阿兰及其作品的回忆和阅读，表明对他们的关系的确认。

性别政治中的权力矛盾是社会政治在私人生活中的反映。福柯在《性史·性反常的根植》里认为，权力机构和公众心理二者具有串通一气的针对个人的窥淫癖。权力机构为了最终剿灭“性反常”（同性恋），首先需要将它暴露，这通过对个人的提审得以实现。听者（权威的持有者）和坦白者在审讯的过程中同时获得了性兴奋。小史在审问阿兰时喜欢透过镜子、屏风、蚊帐，从背后、窗外等隐秘处观察阿兰，明显具有观淫的意味。而在阿兰的回忆中，所有曾经与阿兰发生过关系的男人与小史都是由同一位演员扮演的，小史成为阿兰幻想中的情人，这体现了弱势者对权力的反控制。

阿兰的回忆和幻想被嵌入小史的倒叙的框架中，另一段与此平行的故事——女贼和衙役的情节，即小史正在阅读的阿兰的小说中的故事，在银幕上表现为昆曲的形式。这种多层的叙事结构十分接近另一部涉及同性恋、权力政治的作品——普易格的《蜘蛛女之吻》。女贼和衙役是阿兰和小史的影射，而《蜘蛛女之吻》里男主角讲述的几个电影故事无一不是有关现实的暗示。不同的是，在蜘蛛女的诡谲意象里面，是质朴的人道主义，《东宫西宫》则有着更多的反讽语调——讽刺的前提是与实际拉开距离，昆曲程式的虚拟性使这点成为可能。女贼和衙役在雪地里行走，画外的唱腔却是描写春光的《游园·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另外，女扮男装的衙役和被迫男扮女装的阿兰也形成了讽刺的对比——易装对于性别和权力关系的扭曲、颠覆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张元过去的作品往往被评为“题材上的争议性远远超过其艺术上的成就”，《东宫西宫》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小波剧本的文学素质。

１９９７年４月，编剧王小波猝逝。５月，第５０届戛纳电影节邀请《东宫西宫》参展。张元因护照被扣留而无法参加。当时影片已经偷运出中国，电影节组织者坚持如期映出影片，并为张元留出贵宾席位。作为报复，中国方面撤销了张艺谋的参展片《有话好好说》。

除了《妈妈》，张元的电影从来没能在中国大陆公演。

“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选择？”这句坦白可谓意味深长。张元说：“电影就是公众，是朗读性的东西。列宁、斯大林认为电影是具有颠覆性的东西。中国对电影的控制这么强，也是这个原因。”之所以选择同性恋的题材，是因为“同性恋本身在道义上是模糊的，与强奸、抢劫等不同，这有利于（审讯者和被审讯者的力量）转换的完成。”张元认为，少数、边缘族群的生活清晰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动态。

中国没有任何有关同性恋的法律。同性恋在中国并不犯法。中国也没有电影审查法。对独立制片有管理条例，但并不禁止。

１９９８年２月初，“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在香港召开，会前，张元把一套《东宫西宫》的拷贝捐献给香港的一个同性恋组织，该片在香港上映，为９８香港华人同志大会捐款。

１９９８年２月底，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解禁令，恢复张元参加国内影视片单位摄制影视作品的资格。也许这是真正的解冻；也许，就像《东宫西宫》里那样，警察的脸色和缓了一些，他甚至友好地递给阿兰一枝烟……但是，阿兰，别高兴得太早，警察只是让你尝尝甜头，他很快会把香烟夺回去的，你们俩的“探戈舞”很有可能还得继续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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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我看得不多，有印象的是全蚀狂爱，里奥那多演的，两个诗人，不错的。

东宫西宫的剧本可以在王小波文集里找到。

《东宫西宫》的结尾忒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听说结尾被改成歌颂“正义的中国人民警察”？

要不怎么说它有中国特色呢……

这片哪有down？

再问，关于这些禁片的影评哪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