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摇滚、知识分子病与炸弹 (下)
文章提交者:【传贴】于2001-4-6 14:12:01 加贴在 猫言无忌
内容:
唐文明
知识分子所承担的道德使命表达了人类的自爱，表面上看来，仿佛是人类的求生存的意志，但实际上是一种限制性的、根本上对生命意志的反动。道德毕竟不是生活的第一要义，毕竟是次要的事。人身处天地之间，承担着存在的使命，首先是要自强不息。所谓“乾坤一游戏，生命一悲剧，”人身在存在之力的游戏中，首先要有一种极其严肃、极其虔诚的游戏精神。游戏精神恰恰不是心不在焉、毫不在乎，而是完全地投入在游戏之中的一种身心合一的精神状态。在游戏之中！由于人并非游戏的主体，人只是被游戏所占用者，游戏本身才是游戏的主体，所以，人的“在游戏之中”的处境就具有终极意味。尼采曾经说：“成熟就是恢复儿时游戏时的严肃心态。”游戏总是紧张的、甚至是残酷的，但也是活泼的、轻松的，这种既紧张又活泼使参与游戏的人充满着力感，并深深地沉浸在一种真实的醉意之中，一种意志的醉：“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尼采语）。生命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对人而言就成为一种游戏，因为只有人才能以“规则”的方式将这种活动体悟为一种需要规则的游戏）；在大地与天空之间，各种禽鸟野兽健康地活着，健康地生病、健康地死去。他们之间的争斗象儿童一样天真、纯洁，但也同样残酷无情，充满着技术性的狡狭和诡计。他们的痛苦是雄狮愤怒的长吼或杜鹃凄楚的啼血；他们的爱情是鸳鸯快乐的好水或飞鸟比翼的齐飞。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就应是以生命自身的力量为骄傲，而不是其他。尤其是，不能把现代汉语语境中的“道德”作为笼罩在生活之上的巨大阴云。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可以说是很深刻的体会。《易传》上也说：“刚健而后文明。”如果没有刚健这一冲创的生命意志，文明就走向虚伪。孔子在谈及“文”。 “质”之时，也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知识分子意识从根本上就是道德意识，但道德并不是第一位的，首先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对道德的过分强调是出于自己的使命然，所以，在汉语的语境里，所有的历史都是“文胜质”，都企图“文”化真正的历史。
很明显，摇滚本身不能以道德为其使命，不能堕落为知识分子的“木铎”。道德是与现存的各种力量的结构配置和既定秩序共谋的关系，即使革命也是如此：只有在无法成功地作为可能引起了暴力的既定秩序的润滑剂的时候，一种完完全全出于道德考虑的革命才可能被唤起。革命的方式不光是“忍无可忍”，而且是基于一种对力和人生之荒诞性的理解，革命以其强力的方式瓦解理性的统治。人生之根本上的荒诞性唤起革命，唤起生命本身的力感。正是在革命中，在革命的过程而并非革命的结果中，革命者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因此，摇滚应指向存在之天命，指向存在之无穷奥妙，应以存在为自己的事业，指向人类深层的生存经验、表达通过人而显现出来的各种意义和感受（当然也包括道德感受）。摇滚乐手在某种意义上就象一个矿山工人，在存在之无限资源的矿山里无尽地挖掘，而那激动人心的撞击声就是这种挖掘的号角和节奏。虽然摇滚首先什么也不是，但摇滚存在（is being）！摇滚是存在之力的游戏的一种方式，在此拒绝一切先在的或预制的知识分子意识。如果知识分子总想和现实共谋的话，那么，勿宁说，摇滚恰恰应把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敌人，至少，要对知识分子式的对摇滚的赞扬和可能的利用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警惕。摇滚将因此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同声谴责、痛恨的对象，也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剂苦心良药，用来治愈几千年来所遗传的知识分子病。一个人可以假摇滚之名义泡妞，也可以借摇滚之手段启蒙，从摇滚的本位立场来看，这二者基本上处于同一层次。摇滚本身不是手段性的，摇滚就是摇滚。或者说，摇滚什么也不是，但摇滚存在！摇滚通过自己的活动塑造自己，成就自己，摇滚就是一次次的演出和被倾听。摇滚不是某个东西，而是一桩事情，一桩永未完成的事情。
我并不反对摇滚乐手的道德情怀或知识分子意识，但是，这种道德情怀或知识分子意识必须被置于反思的秩序中，也就是说，摇滚乐手只有在反思自己的过去时才可以体现某种程度的道德情怀或知识分子意识。而且，反思必须——由于反思本身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度的——在实践中保持一个严格的限度：任何意义上的反思都不能干涉摇滚的进一步拓展的可能。“向前”，这是摇滚的第一要义。如果摇滚乐被一种道德情怀或知识分子意识的精神气质所浸染，那对手摇滚来说肯定是一种损害和堕落。比如，把鲍勃·迪伦视为摇滚乐灵魂的赋予者（如果说猫王等人赋予摇滚以形式的话）就潜藏着极大的危险。有时，当我看到摇滚乐公开赞美、宣扬性。吸毒等有违人们的道德意识的事情的反而会感到安慰和高兴，这种情结有可能成为抵抗摇滚被文明软化的一种力量。因此，也许从根本上讲，摇滚从来也不是以后也不应是人民大众的音乐，但也不是少数人的音乐。摇滚应当提倡一种非人的音乐，是人向音乐靠拢、去倾听音乐的召唤，而不是音乐取媚于人，服务于人。摇滚的非人性要求摇滚首先避免知识分子意识的直接参与。摇滚拒绝“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
崔健不止一次地曾“羞羞答答地”表达出自己对身处之现实环境的关注的背后的道德动机。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削弱他的音乐力量的一个可能的危险了：在我看来，新专辑《无能的力量》泄露出这种倾向。当然，崔健的“羞羞答答’或“不大好意思”恰恰也表明了他作为一个摇滚人的清醒的自觉意识。他首先且主要是个摇滚人，首先需要做的事就是创作出地道的、本真的摇滚乐来。如果摇滚碰巧被用在无可指责甚而冠冕堂皇的事上（比如启蒙），那真是再好不过。即使在《无能的力量》这种描写都市市民日常生活的结构和方式的专辑中，崔健也似乎通过一种态度上的冷漠（近乎理性式的冷静）与明确的距离感而始终保持着不被知识分子病毒所感染的健康心态。
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歌词中的叙事方式是“我对你说”，有时是“我们”的自白式的宣言；在专辑《解决》中，“孤独地飞了”的是 “我”，想寻求“解决”、可能被“解决”的也是 “我”；在专辑《红旗下的蛋》中，“红旗下的蛋”就是“我们”，那些“一个套着一个”的空盘子正是 “我”的理想。而在新专辑《无能的力量》中，这种真切的、血肉相关的“我”或“我们”不再成为叙事中的主角。比如，搞“新鲜摇滚”“寻找新的情人儿”的是“你”，《春节》中的主体也不是“我”，象《混子》虽然仍以“我们”为修辞，但所直面的已不再是独特个人内心的生存体验，而是像一个冷静。近乎冷漠的旁观者一样以一种智者的超脱姿态打量着芸芸众生。当然，在近乎冷漠的语气背后也许隐藏着火一样的热情，但从自我的体验到对众生的观照已经表现出一种差别或转移。
虽然我们在此无从臆测这种转移对崔健是否关键，以后的崔健是否也会出现象尼采曾严重警告过的“艺术家出现的衰退力和说谎力”这种情况，但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崔健在谈及张楚时曾谈到张楚能够以摇滚的方式关注大众生活，崔健对此好像有点欣赏。但张楚是作为大众的代言人而关注大众的，即首先把自己置于大众切身的处境，然后通过自己对这种被置于的处境的体验代大众发言。而在《无 能的力量》中，崔健的姿态并非如此，而是一种冷静的旁观。当然，即使在《无能的力量》中，崔健无论从歌词还是气质上讲仍然刚健有力，尤其是 “年轻人会老的”这种有点儿中年人的爱护式的话语仍然令人非振奋、非常舒服。但是，我仍然要坚持的一点是，对大众生活的浮世绘式的描述存在着使摇滚软化、变节的危险，而且这种软化不仅来自被崔健批评为“文化败血症”的港台流行歌曲，更可能来自这种批评背后、作为动机的知识分子情结。
相比之下，在早期专辑《解决》中，《一把刀子》这首歌倒是提供了对于摇滚的自我形象的一个极好的隐喻：

“红彤彤的心它放着光辉
照得我这双手红得发黑
我身上的权利就象一把刀子
它要牢牢地插进这块土地”

在崔健的歌词里，“感觉”是个极其显赫的词， “感觉”已不光意味着一种能力，而且是“身上的权利”。在什么也不能相信的年代，只有身体是实在的，只有感觉是真实的。这种怀疑的情绪并不仅仅是由于信仰的失落而导致的价值真空，而且也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即以身体理性取代逻辑理性。身体理性追求幸福和快感，追求意志的醉，寻求从语言中的解放。如果说摇滚与现代性是同步的，摇滚在崔健那里幻化成表达“身上的权利（力）”的“一把刀子”，那么，摇滚就具有明确的现代性特征。如果摇滚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的文化现象，那么它就有可能充当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但崔健的摇滚实践在显示出强烈而浓重的现代特征的同时，也表达出现代性由于自身尚未真正完成而导致的强烈的焦虑感，有时甚至也流露出某种企图革命的反抗心理。处于现代性秩序中的摇滚应当“逼迫”现代性对自身的缺陷作出回答和清算。这种“逼迫”也许可以通过搞第现代性自身的精神气质所带来的诸多疑问和困难，以力的方式给现代性施压。摇滚所面临的这种堕落为现代性的帮凶，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危险，是崔健和他和同伴们，即中国的摇滚人所面临的真实的危险——如果说知识分子情结所可能导致的危险较为抽象的话。
当然，摇滚首先是一种音乐形式，所以，“身上的权利”的表达要通过音乐：

“手中的吉它就像一把刀子
它要割下我的脸皮只剩下张嘴”

吉它作为摇滚的一种象征，成为解放的武器，很象马尔库塞所说的“新感性”。而解放的武器的使用就是解放本身。感觉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求真意志的体现：

“不管你是老头子还是姑娘
我要剥下你的虚伪看看真的”

“看看”是一个纯粹的视觉行为，只有通过 “看”这一视觉行为，把所有的背景设置和表面形式（统统属于“虚伪”）都抛开，才能够达到“真”。 “看看”成为真理的能力，任何传统的说教、理性的推理都不具备求真理的资格和能力。在“剥下你的虚伪”这样的宣告中，一切历史的、文明的、传统的权威性被扫荡，身体理性跃然登场。康德在他的时代宣称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而且一切事情都要“经过理性的检验”。但现代的特征是从近代的逻辑理性（形式的、单一的、普遍的）的“法官地位” 转到“身体理性”的“法官地位”。摇滚正是以一种音乐的方式宣称：一切都要经过身体的检验！由于身体是独特的，所以，以身体理性为特征的文化精神就与逻辑理性的形式化、单一化、普遍化不同，而是追求实质的、差异的和多元的、特殊的。由此而言，摇滚是现代性的旗手，但也是现代性的呼救声，是现代性的旷野呼告。
现代性自然可以把摇滚纳入自身的秩序，作为自身的一个部分（比如旗手），但摇滚本身却超然于任何既定的现存的秩序之上。在“一把刀子”的隐喻中，有一点对摇滚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光秃秃的刀子放着光辉”

如果摇滚真是一把要“牢牢地插进这块土地” 的“一把刀子”的话，那他也是一把“光秃秃”的刀子。这种“光秃秃”保证了摇滚不成为任何良好秩序的共谋者。在任何“良好”秩序的背后，大都存在着或隐或现的暴力机制。这倒不是由于我们对未来缺乏必要的信心，而是要贯彻一种真实的、关注真实的良好理论态度，或者借用鲁迅的话，“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连“费厄泼赖” 也要“缓行”。摇滚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保持自己的“光秃秃”。
摇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首先意味着摇滚要警惕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病。现代社会使知识分子成为一种病。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面临着重新规定自己的问题。如果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与传统社会的结构相适应的，那么，就像现代社会的势不可挡一样，知识分子本身也面临着自身的现代转换问题。福柯在嘲笑萨特是“最后一个哲学家”之后，仍然未放弃知识分子企图，但他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病有着非常清醒的警觉。在对所谓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作出省察时，他说：“理想的办法不是要制造工具，而是要制造炸弹，因为炸弹使用过一次以后，其他人就不能再用了。………我要写作炸弹式著作，也就是说，这样的著作只对那些写作和阅读它的人有用，它的命运很短暂，在被阅读和使用过不久就会消失。著作本身恰如炸弹，爆炸之后，也许会让人们想起它所放出的光华，然后，史学家或其它方面的专家就会说如何如何的一本书像炸弹一样有效像焰火一样美丽。”
如果摇滚乐一定要承担知识分子使命的活，那就如福柯所说，通过制造炸弹来完成吧。摇滚乐因而也就是音乐炸弹，永远在存在之矿山不停轰炸，在轰炸中放出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