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摇滚、知识分子病与炸弹 (上)
文章提交者:【传贴】于2001-4-6 14:10:19 加贴在 猫言无忌

内容: 唐文明

音乐表达不能言说又不能缄默的东西

-----—雨果

在新专辑《无能的力量》中，崔健以摇滚乐的方式对摇滚乐本身进行了一种反思——而且，在其他许多歌曲和一些访谈中，类似的反思也很多，这当然表明了崔键作为一个摇滚人的身份自觉。但在题为《新鲜摇滚》的歌里，并不是用一种正面的。描述的方式去说“摇滚是什么”，而是采取树立一个典型的靶子，即通过对命名为“新鲜摇滚”的伪摇滚的揭露和鄙视来反衬摇滚可能面临的堕落的危险，并由此影射出真正的摇滚是什么。
很明显，在这首歌里所表达的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表态和排斥，而且呈现出一种更为严重的处境：如果说摇滚是现代的产物、是与现代性同步的，那么，《新鲜摇滚》就反映了显美主义的现代性心态所可能导致的误区。崔健的叙事性解释显然粉碎了一种看似冠冕堂皇的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摇滚乐拒绝解释、反对解释，因为摇滚乐给人带来的是快感而不是其他。摇滚乐也许恰恰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新感性”的一种形式，追求的是感性的、身体的解放。这样，对摇滚乐的任何意义上的文化解释都不免与摇滚乐的解放目的相违背，成为对快感的稀释，的确，当某种趣味只被欣赏者欣赏而从不被深究其趣味为何时欣赏者通过欣赏的能力和行为纯粹以显美的姿态使自身处于由于欣赏美而带来的极度的舒服和快感之中。但是，快感仍然可能具有政治或文人意味，比如，一场鸦片战争会使中国人的生命力衰退，使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消磨、沉沦。如果摇滚只是为了给人们带来快感和满足，那么，摇滚与鸦片、与吸毒又有什么区别呢？更何况，把追求快感作为摇滚的文化目的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解释，已经是对摇滚的意义的一种意识形态争夺。换句话说，以快感来反对解释实际上是在对摇滚作出一种的解释（即快感）之后，又以反对解释的名义来反对其他的解释。


“你还是不敢彻底跟她说”

说什么呢？说出真相。真相又是什么呢？用摇滚乐的幌子来吸引女孩“寻找新的情人”。我们暂时不对此种行为做出评价，而是去看着摇滚在此所面临的问题：正象任何一种形式的音乐、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一样，摇滚乐也面临着一个文化消费的市场。摇滚乐可能被用来泡妞，也可能被用来启蒙；可能成为“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也可能表达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摇滚乐似乎也成为一种可在文化消费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可以通过它实现力的重新配置和矢量化，可以换取一次短暂的或长久的情爱交易，可以成为鼓励人直面生活的筹码，也可以成为怂恿人去犯罪的教唆方式。甚至，在摇滚乐与大众持续不断的偷情中，摇滚乐通过为大众提供一种不定时的狂欢节而成为维护现存秩序的集中营：在对摇滚乐的现场参与中，遭受压抑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集中地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和委屈，释放所有可能带来真正的反抗的力量。然后像往常一样，带着一种疲倦的快感回到平庸而令人厌烦的秩序当中，重新成为墙里的一块砖，一部机器上的一颗锣丝钉。以一时的身体解放来维持长久的控制甚至奴役。这一点似乎同假摇滚之名泡妞有异曲同工之处：以一时的激情游戏来掩盖内心平庸的快乐。狂热的形式与内心的极度虚弱形成鲜明对比。
《新鲜摇滚》里的“你”显然很明白自己的“底虚”，知道自己所做徒具摇滚的形式，仅仅作为一种诱惑方式。而“她”恰恰是被这种形式所吸引，被摇滚乐所唤起。因此，用所谓“新鲜摇滚”来“寻找新的情人”实际上成为一个并不公平的游戏，或者是一个阴谋式的游戏：一方（‘称”）所进行的只是肉体的激情游戏，游戏的目的是追求快感，其中的摇滚乐与爱情只是快感游戏的虚幻的道具，都是 被利用者。也就是，玩此游戏者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即“你”），而“她”由于并不和“你”处于同等的位置（不知道游戏的真相）因而要么沦为快感游戏的道具，要么在游戏中只扮演提供快感的角色。但 她”实际上也在玩自己假想的游戏，由于“她”相信“你’和“她”处于平等的位置并同时从事于摇滚乐这一游戏，所以，在“她”的游戏中，游戏者恰恰是两个人。所以：

“你和腐朽有着一样的风格
用谎言维护着平庸的欢乐”
而：

“她浑身散发着传统的芳香”
“她看着你的样子真是天真”

但是，《新鲜摇滚》中的“你”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彻头彻尾、老好巨滑的阴谋家。也许，恰恰也是在被摇滚所吸引、所召唤之后，又发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种处境：在某一时刻摇滚最初的召唤不见了，消失了。于是处于迷途之中。“你浑身到处都是力量”，而且“诚实”，但突然，灵魂似乎腐朽了，浑身的劲儿不知道该往何处使。于是，美人香草曾是文士之寓言，醇酒好人也便成为摇滚英雄的末路。当然，问题也可能恰恰在于：你还没有真正领悟到你浑身的力量意味着什么。而“她”，迟早会明白 “你”的问题和处境，迟早会明白这个游戏里的陷阱，而且“她”一旦明白，恰恰又可能与“你”陷人同样的陷阶和处境：

“也许她没有在家中等待着你
她独自一个人早已出去
她的含蓄让谎言在继续
使智慧变得没有意义”

“含蓄”一词，表达了一种无奈和同病相怜。似乎摇滚喜欢作弄人：只有在你无意之中摇滚才会召唤你，而当你看意直面摇滚时，摇滚却不见了。
《新鲜摇滚》除了澄清了把摇滚当作泡妞的工具而根本不问“摇滚何为”的伪摇滚的发生机制外，也可能表现出一个摇滚内部的问题：摇滚有没有自我？即使一个诚实的、浑身充满力量的摇滚人也可能在此陷入迷们。失去自我的摇滚只能被工具化、被利用来成为搞清人的手段，还美其名曰“新鲜摇滚”：

“你说这就是当今流行的摇滚Rock and Roll”

这表明摇滚人自我认同的一种错误和贫乏。如果我们打心眼里鄙视这种用来泡妞的“新鲜摇滚”，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知识分子话语是如何来界说摇滚的。
在80年代末，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说：“也许只有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目前中国唯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这种看法似乎很受欢迎，在与许多人的交谈中，我发现持这一观点的人在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是在校或离校的大学生）中是相当普遍的。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的自觉，愿意把摇滚与知识分子自己所从事的崇高使命（比如启蒙）联系起来。甚至崔健本人，也并不完全排斥这种看法，更多的倒是同意。针对高尔泰的话，崔健在一次访谈中说：“启蒙首先是对自己、对人生、对自身价值、对生命的启蒙，其次才是社会意义的启蒙。高尔泰的评价虽然不逆耳，但是有点尴尬。我觉得自己没有他要求或评价得那么高，有点不大好意思。”
不排除崔健的这番话有自谦的态度，但也许更多的是真诚。请注意这里面的一些措辞：“不逆耳”、 “他要求……”这两个词句表明了崔健的认同。如果一个人自愿接受另一个人的要求，而且对对方评说自己的话感到不逆耳的话，这至少表明二者之间是良性关系。高尔泰对摇滚乐的厚望（承担起启蒙的文化责任）被崔健自觉地认同为一种“要求”，表明崔健的某种知识分子意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崔健无论在其音乐中还是在受采访、建构自己的叙事时也常以知识分子式的姿态反省自己的音乐，然而他毕竟首先是个摇滚入。正是凭着这种直觉的敏锐和摇滚人的本位意识，他才有了上面回答中的 “首先……其次……”这种语法形式，才有了面对高尔泰之厚望的“尴尬”、“不大好意思”的感受。这些感受极其重要，尽管相比之下，这些感受已经与崔健刚成名时大谈保持独特个性、独特自我的那种强烈姿态形成一种对照，但也体现出崔健作为摇滚人的首要意识。更为可爱的是，常有人听说崔健对歌迷的态度非常不友好，而且这种态度“深深地伤 害了那些曾经并且仍然爱着他的人们的心。”在我看来，这种“伤害”同上面提及的“尴尬”、“不大好意思”属于同一件事，即崔健拒绝堕落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关心现实的道德关怀固然不错，但由于其对知识过分虔诚的信仰和对大众打心眼儿里的鄙视使得知识分子有时会显露出面目狰狞、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面。尼采的超人查拉斯图特拉曾对他的信徒说：“请离开我，回返你们自己。”查拉斯图特拉深深地鄙视任何意义上的信徒，所以当他希望告诉人们关于每个人自己的真相从而不得不“传教” 时，他感到异常痛苦。崔健不是教主，他也不承担 “传教”的责任，所以他通过“伤害”来让他的可能的信徒“回返他们自己”。一个信徒同一个教主同样令人恶心。信徒总是弱者才做的事，而企求别人去信仰他、崇拜他的教主就不得不与弱者处于同谋者的位置，因而也是一种极端不健康的心态。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摇滚作为启蒙的一种文化形式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也许没有，但也许会有——因为，无论把摇滚作为泡妞的手段，还是作为启蒙的形式都不能触及摇滚的根本。把摇滚作为启蒙的文化形式似乎已足够的冠冕堂皇，但这仍然是对摇滚的一种工具化解释。摇滚应当拒绝任何功能性的定义，换句话说，摇滚首先是摇滚，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如果说摇滚也有自我的话，那么，摇滚通过不断地丢掉过去而充实自己、寻找自己。摇滚通过永远地“迎着风向前”而表达对自身的永远的迷恋。而且摇滚“只能”这样。实际上，在我看来，正如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经感受到的一种处境一样：杀君马老道旁儿。真正的危险并非来自“敌人’，而在一些病态的颂扬——在这些颂扬背后，潜藏着心灵的阴暗和可能很龌龊的弱者本能。一种赞语就是一种权力意志，它企图行使自己的权力，企图重新配置力的大小和方向，重新实现力的矢量化。也许，在告别“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年轻气盛之后，崔健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可能恰恰来自于他的知识分子情绪。
如果在一个盘子里同时放着苹果和梨，并且允许我自由选择我爱吃的一种，那么，由于我并不明确自己爱吃或更爱吃哪一种，所以可能会根据现有的经验作出判断或者是现场品尝一下然后再作决定。比如说，我觉得梨比苹果好吃，这样我就会选择梨而放弃苹果。换句话说，我会认为吃梨比吃苹果会给我带来更大的享受和幸福感。如果按照康德对 “幸福”的鉴定：“幸福是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所获得的满足的总和”，幸福就是在一系列的事件之中或事件之后伴随而来的通过个体身体的感受所呈现出来的。幸福感是检验幸福的唯一标准，而幸福感又必须是独特身体的感觉。因此，幸福不是某种东西，也没有任何所谓固定的幸福，只有相对于个体而言的幸福。幸福只能被体会而无法作为一个普遍概念被真正言说，因其依赖于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身体。
如果一个人看到我正在为选择梨还是苹果而犹豫不决－－－一对于梨和苹果哪个更好吃、哪个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幸福感我还没有体会，而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苹果比梨更好吃”，并要求我这当作关于幸福的真理而接受下来；那么，这个人就犯了一种病，我称之为“知识分子病”。知识分子由于以理性和知识为武器，因而常常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虚妄和知识的傲慢。在此种虚妄和傲慢之下也许掩盖着的是其无法见人的权力意志——即使是真正的、绝对真诚的知识分子，也只是一些权力意志的代表。任何关于幸福之真理的教条都必须接受每一个独特的身体的一次次的检验。幸福观念的意识形态化会对身体构成无情压制，在这种压制实践中，知识分子会暴露出其面目狰狞的一面：他不仅从事于各种各样的理性分析，而且企图代替别人去感受，代替别人去生活。这种代替往往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极其荒唐。知识分子出于追求真理的动机或名义把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给别人，也许是出于一种不自觉的由于错误的道德信念而导致的好意，但试想一想，如果他们竟然企图替别人来品尝各种各样的“梨和苹果”，这真是无比滑稽可笑的事。如果一个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不能体会到自身处境的这种滑稽性，那就更可笑了。这种我称之为“知识分子病”的东西实际上是与含有贬义的“大众”（mass）一词处于同一语境中。大众在这种语境下就是没有品尝能力，没有能力确定梨和苹果哪个更好吃的那些人，是天生等待被管理和统治的“群氓”。而知识分子就在这种语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是大众的成熟（这种成熟不一定是进步，而是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觉醒）使得知识分子变得滑稽可笑，似乎成了多余人，象个多管闲事的，不停地唠唠叨叨的老朽——或者，由于原先的语境消失，知识分子重新调整自己的位 置，要么继续操持旧业，使自己也置身于大众，成为一种与大众的新的调情方式；一种被称之为高雅的调情方式，要么也接受自身的技术化，即在现代社会的结构形式中处于专家与技术人员的位置，从事一些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技术开发工作，成为一个专门性的学者。后一种调整方式的合理性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如果以前面的比喻为例，那就是说，一个现代的、专家型的知识分子可能不会去为体规定梨和苹果哪个更好吃——除非你以某种方式授权他这样做，但如果你发现你不知道应该怎样更经济。更迅速且更道德（比如不去偷、不去抢）地得到更好的梨或苹果，那么，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会为你提供一个也许比较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占据专家位置和专家姿态是知识分子意识的现代形式。通过此形式，知识分子实践自身所承担的道德使命，表现自身所特有的道德情怀。所以，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并不仅仅是职业化的后果（如某些过分强调经济结构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冲击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知识分子自我调整的一种适应于现代社会（以大众的成熟与内心觉醒为特征）的阶层策略。大众的成熟本身也是一个可疑的说法，因为所谓人类的成熟也是极其可疑的。可疑实际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知识分子作为敏感的阶层，在现代就被这种弓队入胜的怀疑情绪所吸引。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和组织方式都是具有像监狱这样的反思性质，而反思恰恰是与怀疑直接相关。但反思性实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大累赘。日益庞大的官僚体制以合理性的理由成为现代生活中的怪物，而像监狱这种为犯罪而设置的管制办法在制造罪犯上也确有高招。以理性为强力武器、为精神气质的现代性恰恰受到由理性所导致的怀疑精神的持久折磨，甚至把许多美好的心境都破坏掉了。看哪，那些忐忑不安的现代人，不得不在暂时的陶醉和长久的怨恨中挣扎。那些无梦的现代人，历经一个个不眠的夜—— 不眠成为一种影响现代人生活的深刻处境，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醉成为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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