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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角度看明星公司的发展

从商业角度看明星公司的发展
02制片 范侃 200218043013
纵观中国电影一百来年,在世界上一直处于一种劣势,这种局面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的改变。但是中国电影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创造了两次非同寻常的辉煌,这两次辉煌的发达程度足可以媲美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成绩,他们分别是解放前的上海电影和97年以前的香港电影。从这两个实力的描述中,我们也可看出中国电影发展的独特之处,他受到地域性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上海电影和香港电影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是一种当地文化的表现,这种文化带有浓郁的地方性,而这种地方性恰恰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内在动力。
当然,这种说法或许有些片面,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仅仅有这种推断,而没有基层支持的论证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只想对中国电影中的上海电影做一下简单的评述。但是,49年前的上海电影繁复浩渺,让人有无从下手之感,明星公司则成为了其有效的一个突破口。明星公司建立于1922年,1937年在炮火中消失,它存在的15年间,以一种独特的经营体制创造了中国电影史的辉煌,可以说建国前的优秀影片,几乎有一半出自明星公司之手。而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洪深等人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则更是有目共睹。因此对明星公司进行系统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也是有代表性的。
对于这一类历史研究,可以追溯到日本学者尾形勇和中国历史学家李开元。就是把时间分三个层次研究,首先将历史复原,寻找其表象特征和外在因素,进行历史反思,其次是对于历史事件的各个单元进行推敲,研究其内在联系,最终的高层研究则是通过大量的中低层的结论推导出一种符合事物客观发展的规律,并运用到历史的判断和预测上。电影作为一种产业,不同于其他的历史问题,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它的商业性,而这种高层理论的提取比起普通历史学的宽泛更具有典型性,也可以说是更具有市场价值,因此,把明星公司作为研究的对象,深入探讨旧上海电影可以说是一条很有潜力的路,但是,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比如当时的海报和报纸,已经深厚的历史学和经济学基础,这都是我所不能做到的,一方面是精力和时间的不够,另一方面是学问实在是非常浅显,连历史的基层研究都无法做到细致,因此,我下面的叙述既不是论文,也不具有学术价值,仅仅是我对于明星公司的一些理解,其中有若干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更多的还是得益于陆弘石先生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和陈山先生的讲义,就算是一点资料收集,若真的以后有时间再作研究吧。
以上都是废话,仅向史博公先生表示一下文章的态度,希望能够理解。下面是正文部分。
一,背景
说到旧上海的电影,免不了要提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的社会是中国比较混乱的时代。列强瓜分中国,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但是,侵略者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比如说上海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上海作为当时的租界,成为整个中国最西化的城市。当时东方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都已经没落,西方的先进思潮传过来的时候,自然被当时开放的上海人接受,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东西,而电影就是这样被中国人学会的。说到开放,还有一点值得一说,就是当时的上海因为租界的原因,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敢于闯世界,因此对待事物的眼界都很开明,也很先进,他们定居在上海,对于整个上海文化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即海派文化的包容性。另一方面,这些人也成为了上海中上层人群结构的主体。以我们要说的明星公司为例,张石川是宁波人,郑正秋和蔡楚生都是广东人,可见其外来人口所居比例。上海就是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下,迅速学习西方先进的事物,在经济体系和政治氛围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就是南京路文化带与霞飞路文化带(今淮海路)。
南京路当年是公共租界,而霞飞路则是法租界地段,两个地区的特殊性市政府无法对里面事务进行干涉,反而给很多产业自由生长的机会。而霞飞路数不清的石库门就仿佛今天北京的小胡同一样,成为了上海人休息生活的载体,也奠基了海派文化的最初风貌。明星公就是诞生在霞飞路的一间小小的石库门里。
电影史学家一直对于旧上海的电影充满了怀疑,因为在中国的那个封闭的时代,他们实在是不了解中国人怎么可能会做出甚至超过美国黄金时代电影水平的影片(据当时的申报记载:《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票房超过了同期的《出水芙蓉》),当时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中国当时并不是完全封闭的,上海的租界里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到世界上的每一点变化,咨讯的大量提供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阻挠,而无政府管理的经营状态则让中国电影的初期呈现一种资本主义初期自由竞争的局面。技术与市场的双重开放因素让中国旧上海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支奇葩。至于国外电影史学家口中的封闭,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当时无法了解到中国电影的状态,因为中国当时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电影只能单向流通。我们可以看国外的电影,而我们制作的电影却因为种种原因,只能流传到南洋,流传不到欧美。当时对于制作者来说,是完全的信息丰富的环境。
这些因素的出现,让明星公司的崛起有了一个良好的起点,也决定了以后她的经营走向和运作方式。
二,人物
人物决定历史命运,这种说法似乎在历史学的推衍进行中已经渐渐被淘汰,就像金庸先生当年提出的明朝没落的原因是因为连续四个昏君的出现的观点早已成为了读完《碧血剑》之后的笑谈闲语,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点才是相对合理先进的。但是我仍想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张石川,郑正秋和周剑云出现,明星公司俨然不会存在,却也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会创造像明星公司这么大的辉煌。上面的三个人对于明星公司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历史错位,就仿佛是爱因斯坦所提出的理论完全是一种神赐一般。张,郑,周三个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完善了明星公司,尤其是周剑云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建立了明星王朝的管理模式,这种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放到今天也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下面分别介绍一下明星公司的创业巨头们。
1, 张石川
张石川是明星公司的大老板,从1922年到1937年,他一直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把交椅,在权力方面可以说是一手遮天。在业绩方面,张石川对电影经营很有一套,尤其擅长向西方借鉴经验学习研究;艺术方面则以导演著称,明星公司的很多优秀之作,如《孤儿救祖记》,《火红红莲寺》均是出自他的手笔。张石川的这些成就和他的出身是分不开的。
张石川原名张伟通,出生于宁波的蚕商家庭,16岁只身到上海谋生,在舅父经润三任经理的华洋公司当一名抄写文书的小职员。张石川每天白天上班努力工作,晚上苦读外语,两年后,经过努力他当上了美华洋行广告部的买办。1913年的一次机会,他担任了美国片商布拉斯基独资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的顾问,从此开始接触了电影这个行业。
张石川在“亚细亚影戏公司”工作的时候,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生的商人天赋让他意识到这是一块可以赚钱,赚大钱的宝地。他通过打工很快摸清了整个电影制作运作的套路,拉上好友郑正秋和舅舅经营三,翻译杜俊出等人组成了新民公司,承包下了“亚细亚”从编剧,导演到制片的全部工作,美国人只提供拍片资金和影片发行。1914年一战爆发,美方断绝了胶片提供,亚细亚公司歇业,新民公司也随之解散。之后,1916年胶片重新输入上海,张石川于是又和管海峰合作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拍摄了《黑籍冤魂》,影片还算成功,但最终因为资金的问题公司宣告停业。两次经历虽然都以失败告终,却是张石川对电影的制作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了解。于是,在经过整理经验和教训后,张石川派人到欧美实地调查,物色人才,购置设备,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终于在1922年成立了明星公司
纵观张石川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几点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首先,他非常善于学习别人的经验,无论是做小职员的时候,还是在拍电影的人时候,都很会探究那个行业的真本领,而不流于表面
其次,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他之前两次失败并没有让他倒下,而是成为了他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他对于自身的反思成为了他以后成功的基础
第三,他非常善于发掘人才,联合人才。郑正秋,胡蝶,阮玲玉等一系列人或是他联合,或是他挖角,或是他发现,这些发掘让明星公司的实力大增,在以后的商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这些有点也是我们每个做制片的人应该努力继承的
2, 郑正秋
如果说张石川在明星公司里还有人可以直接干涉他的意见的话,那这个人就是郑正秋了。郑正秋是广东巨商之子,从小受封建礼教熏陶,后来随全家迁到上海,14岁在美国人创立的育才公学接受教育,学习了西方的文化,并对戏剧理论有了一定的研究。当张石川还在忙活亚细亚的事情的时候,郑正秋已经在戏剧界非常有名气了。他认为戏剧是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因此,郑正秋主要致力于编剧的工作。从郑正秋的作品《孤儿救祖记》《难夫难妻》中可以看出他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他将这种思想用西方的手法展现给观众,达到了他所谓的教化的目的。
很多教材认为,郑正秋的这种教化的目的和他后期的《火烧红莲寺》大相径庭,但我并不认为。一方面,郑老先生一生都在电影的通俗和艺术间寻找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衡量就是票房和观众的感想。教育观众不是仅仅提高高中素质这么简单,而是满足了观众当时的那种受教育欲望和对传统文化流连的心理,这才是当时《孤儿救祖记》等一系列通俗社会片成功的原因,也是后来《火烧红莲寺》出现的原因,这类片子是满足观众的另一种心理,即对古代侠客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与当时国难当头的分发励志相得益彰。从这一点说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星公司没有跟风当时的古装片潮流。
郑正秋作为明星公司三巨头之一,只要致力于人才培养,。他建立了明星学校,为当时公司的人才做了大量的储备。他是优秀的电影教育家,蔡楚生就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另一方面,他的温和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张石川的不足,为明星公司留住了大量的人才。
3, 周剑云
如果只有郑正秋和张石川,明星公司可能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公司,因为他们虽然有才能和手腕,却没有一个良好的外交能力及管理能力,在这方面,周剑云冲上来,把明星公司的管理机构牢牢结合成一个有机体。
在明星公司创办之前,周剑云是《金声日报》的主笔,并为新剧写剧评。他对戏剧理论颇有建树,强调在加强组织措施管理的同时还要加强道德教育。他奉行和遵守的是两个主意。
1),折衷主义,不仅包括新旧,中西等结合的基本精神,还涉及表白,歌唱等具体表演,乃至繁简,雅俗等艺术风味。在这些问题上他既反对因循守旧,又反对矫枉过正,力守不偏不倚之谓中的原则。他的这种出发点考虑的是当时观众的“多数心理”
2),法治主义,即要求脚本,化妆,服饰,布景,道具,表演都要符合情理,遵守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搞“个人主义”。他认为“戏曲综文艺美术而成,乃人类写真世界之缩影”。故编写脚本必须符合生活情理。
经过多年的锻炼,周剑云对于题材的把握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能够精确的考虑和估计作品的市场潜力和商业投资,同时兼顾其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使之达到一种平衡。作为公司的制片,他主要负责公司的管理和影片的发行。他的应变能力超凡脱俗,每逢危机的时候都是周剑云四处奔走,终于转危为安。可以说周剑云是明星公司的中枢,也是我国制片界的一位奇才。
明星公司就是在这三位领导人的运作下,开始了自己特有的经营方式。以下的部分经对它的经营模式,管理方式及市场策略做一下阐述。
三,内部机制
明星公司之所以成功,与他的严密的管理是分不开的,以下是明星公司的人事目录
总管理处 分属部门 作用
制片部 编剧科,导演科,摄影科,剧务科,置景科 电影生产
总务部 会计科,文书科,保管科 财务预算及处理
营业部 片务科,业务科,宣传科 影片管理和发行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星公司的组织机构安排非常的细,各个工作运作十分合理,尤其是1927年之后,分两个摄影棚,七个摄影小组,每天有三组参与拍摄,每月出一个片,形成了良好的业务循环。
在资金方面,明星公司也有着详尽的章程制度和预算,以1926年公司招股的40万元资金流向为例:
融资 建筑办公室,摄影场 12万 共计
购置摄影机等新式机器 10万 40万
摄影制片费用 5万
开设各地影院 13万
收入 售片及映片 96万 96万
支出 经常性开支 24万 56万
制片费用 32万
共得年利润40万元,这些钱的分配也有详细的章程
1, 公积金,提取年利润的10%,即4万元
2, 发起人的酬劳,提取年利润的10%,即4万元
3, 股东红利,除去前两项后的10/17,即18.8万元
4, 职员酬劳,除去前两项的5/17,即9.4万元
5, 抚恤金,除去前两项的2/17,约3.7万元
钱财方面的高激励和高透明度也是公司取得成功的法宝
四,经营方面
在经营方面,明星公司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
4, 成自己的院线报刊,在第一时间内得到反馈并引导大众导向。
从前面的表中可以看到,明星公司非常重视对影院的建设,因为拥有了自己的院线,不仅意味着可以上映自己的影片,还可以统计每部影片的收视,继而了解市场,做好下一步的策划与筹备工作。同时,院线的私有化也成为了对抗其他影视公司出品的影片的有力武器。1925年,明星公司收购了申江大戏院,并改名为中央大戏院,专映国产片;1926年,张石川于百代公司等人集资承租了“夏令配克”“维多利亚”“嗯派亚”“卡德”“万国”5家剧院,组织为中央影戏公司,同时吸收了“中华”“平安”两家公司;1930年,张石川创建了明星大戏院。至此,形成了一定量的发行放映网。当明星公司不满足于此,1926年,联同大中华百合,华剧,民新,友联和上海影戏公司组成了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形成了托拉斯集团,把分散的影院连成线,终于形成规模的面。从明星公司的影院分布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院线已经具有了规范化,模范华,网络化和精细化的经营模式,具备了防守和进攻的双重职能。六大公司的联合就是为了对抗天一公司,在他们的院线里不放映天一的任何影片。当然,这种做法也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了中国影院托拉斯的崩溃。
报刊在经营中也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明星公司所办的刊物《晨星》和《明星特刊》不仅对自己的影片有着介绍的广告作用,也对自己的影片和别人的影片评论,对观众起一定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影响市场。至此,媒介已经成为了商业运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脱离了它自命不凡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使电影产业的机制更加的严密。
5, 紧随科技步伐,绝不盲目更从
明星公司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秉承了郑正秋和周剑云的中庸主意,对待任何新事物都报以接受的态度,但绝不盲目的更从。张石川定期派人到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并培养技术人员,洪深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当时另一方面,他们也绝不盲从的跟潮流。有声电影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希望能马上拍一部有声片,对此,三大领导人的一致意见是拍可以,但是一定要保证质量,经过了4次失败,《歌女红牡丹》终于问世,成为了当时的票房奇迹,横扫南洋市场。但是明星公司的明智之处就是见好就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录音技术没有成熟,还需要锻炼,这个成功仅仅是因为人们对于第一次产生的事物的好奇。果然,之后的其他公司的几个有声片均以失败结束。而明星公司则在研究技术,为日后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6, 对市场积极反应,适时转型
《孤儿救祖记》为代表的通俗社会片,另一次则是以《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神怪武侠片。《孤儿救祖记》的产生是在明星公司拍了失败之作《张欣生》之后的奋力之作,也是郑正秋传统思想的体现,终于通过平易近人的风格征服了观众,并影响了当时整个的电影风气。明星公司也趁机拍摄了大量的同一类型的片子,比如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等。第二次转型则是在古装片泛滥的时候,明星公司推出了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完全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并且以系列片的方式,连拍了18部,成为电影史上的一个传奇。《火烧红莲寺》的出现是明星公司对于当时古装片的粗制滥做的一次奋力反击,也是自己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直接影响了中国电影,可以说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杰出的类型片:武侠片,并且对后来的香港电影的影响极为深刻。明星公司通过这种对市场的灵敏反映,不断转型,占领市场份额,并以类型片的方式不断成熟中国影片水平和技巧(武侠片在中国取代了先锋派电影,成为了提高电影水平的途径和手段),在市场上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7, 明星制及改编观念
中国的明星制在20年代已经成型,这方面来说与好莱坞是同步的,而明星公司在这一方面则是首当其冲。成立初期,张石川便用各种手段捧红了当时的四大名旦: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和宣景琳。随后张石川更趁天一改组的时候挖走了当时的台柱影后胡蝶。这些明星为明星公司赢得了大量的金钱和声誉。直到30年代,明星公司拥有了实力强大的阵容,包括八大导演:张石川,郑正秋,程步高,沈西苓,陈铿然,吴村,李萍倩,徐欣夫;七大女星:胡蝶,宣景琳,夏佩珍,徐来,严月娴,高倩萍,朱秋痕和七大小生:王显斋,郑小秋,龚稼农,赵丹,孙敏,梅熹,高占非,可谓群星灿烂,风格各异,影迷遍布,个性分明。
另一方面,改编成为了明星公司的一大特点,因为原有作品本身就经过市场的检验,因此拍起来的回报会比较多,也比较保险。比如《玉梨魂》《火烧红莲寺》《张欣生》等片子均根据当时流行的小说或是新闻改编,在影片没有发行就已经声势夺人,形成了良好的市场效应。
五,小结
明星公司作为中国旧上海电影的一只生力军,其经营策略的繁复远不止上述所列之浅显,而且它的很多问题也是显然的,比如张石川的用人政策不够人道和人性化,以及后来对某些题材的把握的失误,这些都没有深入的探讨。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无论是资料,时间,水平等因素都不允许我作进一步的深刻的总结,因此只是匆匆写下一点心得,做为以后研究的材料,相信对于明星公司的相关资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总结后,对于管理和营销的各个环节有了更新一步的了解后,我或许和可以把这个命题上升到中层讨论,当然了,这还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望老师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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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5-24 06:47 PM 发表 | 举报这个帖子 | 查看小村村 的IP地址 | 编辑/删除 | 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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