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黯淡岁月的诗意回眸

我没有看见人和别人的眼睛，只面对过
我正在拥抱着的那个虚空中的泪水，
只面对过我在忍受的寂静中的大雷雨。
——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

总能在埃利蒂斯的诗句里听到来自浪漫的昔日的歌声。这美妙动人的声音似乎远离人类已经太久，因此，我在看到“昔日的普希金像前”这个标题时感到激动：它包含了一个已经不太被人提起的名字，一个经常感到寂寞的名字，一个流星一般短暂、却能让人联想到许多名字——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歌德、海涅、惠特曼、雪莱、何塞·马蒂、裴多菲——的名字。终于还有人记得他，在这片一段时间内曾经盛产“英雄”的土地上，还有人记得这样一位孤独的英雄，还有人记得他的文字、他的爱，惦记着他的塑像现在漂泊到了何方；还有人记得在他五年一次的生日默默送上一束鲜花，还有人记得精心收藏起他作品的译本；还有人记得把他的诗作放在心里，作为一生的精神支柱。这是些分享着共同的偶像的光芒的凡人，默默地写着自己的诗。

迟了，我已经来得太迟
在这路口，你曾经远离凝思
我早就想来献上一束鲜花
如今，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基石

在这黄叶飘飞的秋天
在这你所陌生的国土
你到哪儿去了？诗人，我在呼唤
难道你又遭到了新的放逐？

是你真挚、热情的抒唱
唤醒了我心底的爱情与诗
像是春天第一阵温馨的微风
为沉睡的田野吹来生命的种子

那些邪恶的眼睛窥视着你
像溃朽的堤岸想要拦住汹涌的海水
啊，你朴素庄严的花岗石像
比亚历山大王柱要崇高万倍

让无声的诗页熊熊燃烧吧
不朽的是你韵律磅礴的音响
真理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灭
在火光中，我听见你豪迈的歌唱

钱玉林先生的诗《昔日的普希金像前》被用作了诗会的主题，朗诵完毕的一刻，掌声轰然而起，久久不息，向从昔日走来的诗人献上英雄般的致意。钱玉林先生还带来了他自己的一首诙谐的小诗《致M》，还补充说明“M”是他的初恋情人。钱先生面带憨厚，说话拙朴可亲，也许正是这首情诗，把年轻永远留在了他的笑容里。
选择诗歌的人是幸福的，诗歌以青春常驻回报它的主人，另一位诗人张烨老师也是谈吐清雅、气质高贵，她异常缓慢的语调又有另一番动人之美：

我相信死神像慈母那样
微笑着把你接走了
他看见这个世界一直在虐待你
你的血液里有荆棘丛生
身世被夜色抹得墨黑
…… ……

短短的一首《悼歌》，这一次的掌声随着最后一个音符飘远而徐徐响起。阿赫玛托娃、加西亚·洛尔卡、里尔克、埃利蒂斯，他们写的长篇挽歌让人不忍心一口气读完，张烨老师的也是一样，把如水的忧伤传过了幽暗的时间隧道，叩响人们的记忆之门。作为十位诗人中唯一的女诗人，张老师的诗显得格外柔美而秀气。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二十余行诗里埋藏着怎样刻骨铭心的往事，只是朝圣一般地聆听着那略带颤抖的声音。法国作家缪塞的《十月之夜》中，诗神告诉诗人：“为了生活和感受，人需要流泪……”
忧伤是浪漫主义诗的眼睛，忧伤常常来自人间的磨难——肉体的或是精神的。普希金像的消失，意味着精神摧残成为知识分子面临的厄运，火样的年华将遭遇冰冷的道德指示和伦理说教，在这种情况下，文字更多地成为他们的隐忍操守的寄托，任由诗人筑起营垒，悄悄地进行着抵抗。这些在当时、甚至可能永远无处发表的表白，保留着一个业已沉入黑暗的人孜孜追求光明的原始激情。周启贵先生写道：“在黑暗中行走，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歌声在我心中/燃起明灯一盏”（《在黑暗中行走……》）。又如蔡华俊先生写下的这首《我觉得我是一个幽灵》：

我觉得我是一个幽灵，
在这呆板严酷的时刻
设法寻找片刻的安宁。
终于透过一道黑暗的屏障
射出一丝微妙的明光、
还飘来玫瑰与木犀花的芬芳。
…… ……

无所不在的黑暗要把人变成幽灵。昔日不属于玫瑰花、月亮、夜莺和英姿勃发的普希金，诗人寻找“片刻的安宁”，为的是在将来见到“微妙的明光”，嗅到“花的芬芳”。也就在芳香散溢的一刹那，“存在”对“此在”敞开了自身，告诉诗人一切都不过是表象。心平如水的诗人对自己说：“是的，我就是幽灵。”
浪漫表白之后，诗人步入幻想的圣殿。那里，苦难的阴影一下子消失了，却有另一种源于梦幻的无法实现的忧伤：“听呀，有一种奇异的声音/它比呼吸更轻微，比眼光更玄忽/……那就是——你我的心跳/在寂静的小船上响得急促”（许基鹤《等待》）；程应铸则写道：“往事，像是隐在/夜空深处的星星/从云层里透出了/忽明忽暗的光亮/又像是从深潭底部/冒出的一个又一个/瞬息即逝的气泡”（《不眠之夜》）；向上先生的抒情诗另有一番纯美的韵味：“我重新奏起了心之竖琴/哟，如今它充满了生的欲望/恰如盛夏的雷鸣/恰如海潮的奔放！”（《琴声》）文革岁月带来了苦闷，带来了“幽灵化”的生存状态，也激起了美丽的憧憬，给热爱美好事物的诗人留下了无限的回忆和想象的空间，浪漫主义诗歌的语言，本身就为开放性的想象提供了宽阔的平台。
相比于艾略特的睿智、布勒东的玄奥、金斯伯格的叛逆，浪漫主义诗风已不再时髦，更何况这只是一批特定时期接受了浪漫主义熏陶的中国诗人。钱玉林先生十分清楚：“我的诗歌手法最传统，是很过时的。”还有许基鹤、丁证霖、蔡华俊、郭建勇的诗作中，都频繁出现着太阳、月亮、爱情、黑夜、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这些普通的意象和主题。文革诗人把从较早译介进国内的外国诗作继承下来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保留到了今日。而今日，纯情的普希金风光不再，他像一个从远古走来的英雄，只在一代诗人精神的深处飘荡，他的单纯永远无法立足于解构主义的今天——他纯粹得没有任何被“解构”的可能。从1967年到2001年，34年的时光过去，那一尊被风雨打磨得光彩熠熠的塑像依然属于“昔日”，接受着人们有意无意的注目。
11月21日，我记住了这十个名字：张烨、许基鹤、郭建勇、向上、丁证霖、陈建华、蔡华俊、程应铸、周启贵、钱玉林，同时禁不住想象着他们当年的写作状态。不知那热烈的掌声是对诗歌本身的感染力的肯定，还是发自对诗人特殊的写作背景的感慨？如果是后者，那么当个人记忆勾起破碎的集体记忆的一鳞半爪时，仅仅“感慨”恐怕还不够。
但我无法联想，因为我没有那时的记忆。我只是听说过游街，但未能得见，多年来，我似乎也已经远离了游街，远离了高高扯起的大旗、贴满墙壁的大字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远离了广场上千千万万人的异口同声。今天我置身的空气里不再有这样整齐划一的场面，反而使我不安：我身处的文化刚刚走过了“前”的时代就赶上了“后”的勃兴，似乎还没有建构就开始消解。历史课本渲染了半个世纪战天斗地的丰功伟绩，现在我想知道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生活史中的亮点究竟在何处？我们是不是把过多的记忆不经整理就匆匆忙忙地锁进了抽屉，而且声称一切要“从零开始”？我们是不是缺乏对历史诗意的敏感，以至于把“不堪回首”充作了“不敢回首”或“不愿回首”的遁词？
诗歌表面上无非是说给自己听的心里话。收藏在诗中的个人的体验，经年累月，成为滋味隽永的美酒，可以在硝烟散尽之后，和旧年的同窗、新结识的友朋共饮共酌。黑格尔说构成现代性特征的是人的“反思”能力，它根植于分工带来的人性分裂，这种分裂肢解掉了审美和艺术的人性基础，使得近代社会本质上呈现“非理想性”。因此，他甚至在19世纪就已经断言：“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他认为对于人的发展，从而也是对艺术的繁荣最有利的“世界情况”是：社会和个人之间没有对抗，而存在者直接的、生动的统一。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希腊时代的“理想世界”再未出现，诗歌的处境也不好，但我们依然不能失去这颗“艺术王冠上的明珠”，因为诗歌总是在我们“反思”的时候从背后猛击一掌，激起几许记忆的浪花。
文革诗人的聚会，是对所谓“不堪回首”的年月的诗意回眸。这里呈现的诗歌，其功能远远超越了怡情冶性，它们记录的个人历史，努力担起了那一代人厚重的集体记忆。而另一方面，曾经有过的苦痛、迷惘、愤怒、彷徨这些个人记忆的一部分，用诗的语言连缀，又轻轻弥合了那十余年巨大的精神文化断裂。在诗人那里，“回首”是生活的必须，更是他们劫波渡尽、艰难地活下来的目的之一。听诗人们朗诵自己的诗歌、并深情追思起逝去的旅伴，我想我无权低估一个人的意志，一个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人对历史的一片坦诚——它脱胎于对精神寄托的高度需求，随着一根从匮乏得到稍许缓解时就默默树立起来的精神支柱生长起来又延续下来，一直注入到今天深邃的眼眸、从容的谈笑之中；我更无法估量这些作品的意义，“文革地下诗歌”不仅是现代诗歌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格外耀眼的一部分，在匮乏的日子里，诗人们为一顿精神晚宴耗费着心血。
而文革诗人也是幸运的。相对于精神需求被偷换为“文化消费”导致一切价值被物化和量化的后果，他们获得的是原生态的精神财富：线装的书、发黄的纸页、油印的诗文，那时的字是从纸页上长出来的。我轻轻翻着诗人们珍藏的线装抄本，就像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回到家乡，才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生活过的古宅的模样。
“让卑琐与绝望/永远离开我/让自由的清风吹进/头脑和胸膛/我的城市/生命失去了绿色/棕榈憔悴而黯淡/玫瑰不再开放/不像你阳光明亮、炽热的海岛/森林中群鸟喧闹/蜜蜂在葡萄枝间嗡嗡飞舞……”钱玉林先生这一首《读〈马蒂诗选〉》写于1969年，是近三十首诗中最后、也是最直白的一首了。在后现代狂欢的潮水轮番拍击耳鼓的今天，这浪漫的声音格外让我留恋，如同放到井底的木桶，随着辘轳的呓语带上的一汪清澈。文字在他的手中不是砌造智慧迷宫的砖石，也不是预言世界命运的谶语，只是塑造出了一种可以触摸的坚忍。一转眼，坚忍的诗人们都已走过中年，带着不变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走过了中年，无怨无悔。确如巴尔加斯·略萨所说：文学才华的主要属性，在于有才华的人得以运用这一才华作为最佳奖赏，这样的奖赏要远远超过他作为创作成果所获得的全部奖励。
11月21日，我荣幸地参加了这样一次聚会，荣幸地朗诵二位诗人的六首诗歌。我记住了这十个名字：张烨、许基鹤、郭建勇、向上、丁证霖、陈建华、蔡华俊、程应铸、周启贵、钱玉林。

看了云兄这贴决定回家补补基础,好好修两天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