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这些已经或者正在准备拿起DV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些问题是真的要好好想一想的。

现在的DV作品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记录片的形式上。这可能和它的便携性和隐蔽性有关，也可能和记录片的操作成本比较低有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开始面对DV作品有点向行为艺术转化的趋势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所谓“私DV创作”开始用记录片的方式来涉及到一些非常个人化的题材，例如以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唐丹鸿的《夜莺的歌喉》（？）和杨荔娜的《家庭录像带》为代表作品的“美女DV”基本上都是以个人的家庭或者个人情感经历为题材。

在这些非常私人化的题材中，她们涉及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作为旁观者无法有任何观点的问题——杨荔娜在《家庭录像带》中拷问自己的家庭成员，交互回忆父母离婚经历的六十分钟作品的确有其震撼性的一面，但是家庭创伤与隐私是否可以作为公共纪录片的题材，应当以何种心态创作这种题材，是否具有公众展示的必要性等，都值得我们思考。

现在由于DV的技术门槛降低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它实际上已经可以让任何有一定财力的人进行自己的个人化的影像表达。现在有很多人在欢呼：“只要你购买了新型数字摄像机，就可以信心十足的声称，老子已经具备了涉足业内的充分条件。 ”但是我们在这些技术派的欢呼中并没有看到，他们在掌握了DV机以后有没有意识到：你有了一只笔并不意味着你能够成为作家。不管我们怎样去定义DV作品，它首先还是需要进行相对说来比较艰苦的学习才能掌握这种语言的语法的。而且这种学习的过程由于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机器，时间，良好的学习环境，大量的练习以及高明的指点等），使得它并不是一个能够仅仅凭借天才就能完成的过程。

对于仅仅只是凭借本能或者借鉴完成的东西，它首先就缺乏可重复性和可学习性。特别是对于记录片来说，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是我认为的很重要的特点，而这些所谓的“私DV创作”在组织故事的时候都明显表现出它们缺乏足够的调度能力，它无法像电影一样可以在繁杂的构架中进行。这就完全暴露了这些创作者在学习上的匮乏。而且由于相对而言的无知，尽管可以说无知者无畏，没有任何教条的约束，但是同时它们也缺乏对基本原则的敬畏。

不管我们在创作或者制造记录片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设备，但是我觉得记录片的一些原则是要遵守的。记录片正因为它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对我们造成震撼。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可以说是基本的道德的话，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杀伤是具有同样的震撼的。 我们有一种记录的念头，那么就会有着想将它传播的欲望。既然我们会考虑到传播，那么就会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事前考虑到的。我们不能将人的尊严作为一种突破口，这是一个我以为的原则问题。

假如我们可以将上面那些记录片称为“私记录片”的话，我们就面对着这样一个选择——是为了记录而记录，还是将记录作为一种自己思考和表达的手段。既然是一种表达的手段，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这个过程中不去伤害别人，特别是那些在拍摄过程中帮助过我们的人。

不过由于以前的记录片伦理大都是针对公众媒体身份而约定俗成的，对于现在这种利用DV进行贴身拍摄的记录方式来说，可能并不存在这种道德困境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继续坚持这些基本的传统纪录片伦理，否则记录的意义就很容易被扭曲，最后成为一种只是为了表现勇气和无所顾忌的行为艺术。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损害了那些我们正在努力维护的东西——让平民百姓能够不受伤害的去自由思想。

每一个准备用DV认真拍东西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理由，其中的故事估计都很复杂。但是起码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DV之所以会吸引我们，是因为DV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思想和创作的自由。

以前由于技术和意识的缘故，掌握用影象说话的方式和权利是一种经济成本和个人代价很高的行为。而且即使我们能够忍受这种根本是不知所谓的牺牲，最后换来的还是被阉割过的作品。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体制内需要靠这个过日子的人，如果常年的经受这种阉割，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得是让自己从这种苦不堪言的日子里寻找一种寄托——其结果基本上都是自觉自愿的成为工具。如果想要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考，就不能依赖这个体系。

而DV给这种梦想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技术门槛的降低和操作的私人化，都给我们隐隐约约的指明了某种可能。

毕竟用影象思考的方式是最容易被大家接受和最容易传播的方式。

毕竟在现在这个可以说是动荡不安和急速变化的年代里，用DV，用这种私人影象是可以保留一些东西下来的。

虽然现在这条道路的方向并不是很明确。但是我对此是深抱希望并且开始去实践的。

DV有它自己的语言，既有优点也有不足。
我觉得它最终是成为电影语言的一种，其实在蔡明亮的电影中已经可以看出。

DV语言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个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