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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距离动物究竟有多远？》
by万方
人类从动物演变而来的进化学说，至今还无法被形形色色的神学挑战所证伪。正是如此，面对人类的诸多丑陋行为，人们往往斥之为“兽性大发”，可谓一言中的。如此，一个问题便由此产生·人类究竟离动物有多远？或者说人性究竟离兽性有多远？
一、动物行为学家眼中的人类本性
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的本性，肇端于奥地利的动物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1903～1989)。他认为动物具有四种本能，即食、性、逃跑和攻击。这四种本能相互之间密切关联，又都统一在“领地”的范畴之下；领地与攻击便成为洛伦兹阐述动物本能行为的一对重要范畴。其中攻击性具有物种护种的重要功能，因此便成为动物最基本的本能。正是“清晰地看到攻击性在护种上所担任的功能”，于是，他撰写《攻击与人性》一书，希望“能够对人类许多不良的攻击功能加以解释”（注：（奥）康拉德·洛伦兹：《攻击与人性》，王守珍、吴月矫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原著者的序言。）。
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研究人性的学者中，最杰出的当属英国的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1928～ )。1967年，他写成后来影响极大的《裸猿》(NakeDape)一书。在该书中，莫里斯将人类称作“裸猿”，意思是没有体毛从而裸露着身体的猿猴——这一指称与定位，与中国唐代道家学者无能子对人类进化形态的描绘和定位——“裸虫”——惊人的一致。（注：道家关于人类进化发展思想的这一卓越论述，为唐代无名氏哲学家无能子所提出。由于这一论述少为人知，甚至从事自然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也不太熟悉，故在此作一些必要的引述：“天地未分，混沌一气。一气充溢，分为二仪。有清浊焉，有轻重焉。轻清者上，为天为阳；重浊者下，为阴为地矣。天则刚健而动，地则柔顺而静，气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阴阳气交，于是裸虫、鳞虫、毛虫、羽虫、甲虫生焉。人者，裸虫也；与夫鳞、毛、羽、甲虫俱焉，同生天地，交气而已，无所异也。或谓有所异者，岂非乎人自谓异于鳞、毛、羽、甲诸虫者？岂非乎能用智虑耶、语言耶？夫自鸟兽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营其巢穴，谋其饮啄，生育乳养其类而护之；与人之好生避死，营其宫室，谋其衣食，生育乳养其男女而私之，无所异也。何可谓之无智虑耶？夫自鸟兽迨乎蠢蠕者，号鸣＠①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类之中非语言耶？人以不喻其音，而谓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鸟兽不喻人言，亦谓人不能语言耶？”见唐·无能子：《无能子·圣过》，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里的所谓“虫”即动物。）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裸猿》一书在全球的发行量超过了一千万册，成为最负盛名的人类行为学专著之一；“裸猿(nakedape)”也因此成为英语中一个新的词汇。随后，莫里斯又写出了《人类动物园》(The Human Zoo)和《亲密行为》(Intimate Behaviour)，与《裸猿》一道合称《裸猿》三部曲。
《裸猿》出版后，其惊世骇俗的观点马上受到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褒贬不一的评论随之而来。褒奖之辞可以姑置勿论，贬斥者认为他丑化人类，将人类视为野兽，对人类冠以侮辱性和悲观主义的称呼“裸猿”。对此，莫里斯回答说：“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我用这一称呼只表明我是从动物学的角度来描述人类这种动物的，因为把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放在一起看，称他们为‘裸猿’非常贴切。”实际上，作为一个动物行为学家、人类行为学家乃至社会人类学家，莫里斯观察到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因而在该书的《序论》中他说：
我是动物学家，裸猿又是一种动物。所以它自然成为我笔下的描写对象。他的行为模式纷繁复杂、令人难忘，可是我再也不肯因此而加以回避。我研究他的理由是：尽管人类博学多才，可他仍然是一种没有体毛的猿类；尽管他获取了高尚的动机，可是他并未丢掉自己更为土气而悠久的动机。这常常使他害羞难堪，可是他岁月悠悠的冲动伴随着他已有数百万年的时间，而他新近获得的冲动至多不过才数千年之久。而且，如果他想挣脱整个进化史中积累的生物遗传，那是没有希望迅速办到的。只要他正视这个事实，他的忧虑就会大大减少，他的欲望就更能得到满足。在这一点上，动物学家也许能给他助一臂之力。（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光明日报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此书的删节本；本文所据为“医学捌号楼”网站转录“新语丝电子文库(xys.org)”的网络本，何道宽、廖七一译；本文所引该书文字的章节出处，均附注于相应引文之后，不再另外出注。）
莫里斯所说的“岁月悠悠的冲动”，当然是指“整个进化史中积累的生物遗传”，也就是动物的本性或者本能；而“新近获得的冲动”，则是指人类文明的进化作用。
在书中，莫里斯分别从性、育儿、探索、争斗、觅食与进食、整饰和舒适等方面对人与动物的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人）基本的性品质全部可以追溯到他的祖先身上……简陋的部落居所变成了庞大的城镇，石斧时代发展到了繁荣兴旺的太空时代。但是，这些熠熠生辉的表层变化对人类的生殖系统有何影响呢？看来这个影响是很小的。文明演进太快太迅猛，任何根本的生物进化都来不及发生。表面上看似乎是发生了变化，然而事实上这种变化不过是虚假的幻象。在现代城市生活的表象之下，人还是原来那个裸猿，只不过是各种名目发生了变化：“狩猎”现在读作“工作”，“猎场”现在读作“公务场所”，“居所”读作“住宅”，“配偶关系”读作“婚姻”，“性伙伴”读作“妻子”等等。人类作为动物的生物属性塑造了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相反，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人类的生物属性。
今日之裸猿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之中。作为一种灵长目动物，他被引向一个方向；作为采用肉食的一种动物，他又被拽向另一个方向；而作为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成员，他被拖往的又是另一个方向。（第二章《性》）
与洛伦兹一样，莫里斯也关注到了动物和人类的攻击性本能。他认为：“动物之所以争斗有两条非常正当的理由：要么是建立自己在社会等级系统中的支配地位，要么是建立自己在一片地区的领地权。有些物种只要求建立等级系统，却没有固定的领地。有些物种只有领地要求，却没有等级的问题。还有一些物种要在领地内建立等级系统，必然要以两种攻击形式进行激烈的竞争。我们属于最后一群物种：两种形式的进攻性我们都有。作为灵长目动物，我们已经背负着等级系统的包袱。这是灵长目动物的基本生活方式。”（第五章《争斗》）他还观察到，当动物准备进行攻击时，身体的一切重要系统都活跃起来，但是，你死我活的拼斗并不能保证其中任何一方得到完全的胜利。如果两只狼或狮子反目翻脸，就可能在几秒钟内发生肢解和死亡，由于双方的攻击武器都异常凶猛，因此也可能使胜利者遭受致命的创伤。为此，同类动物之间的争斗，一般都保持在适可而止的程度，决不会以生命相搏，以免严重危及自己物种的生存。漫长的进化过程使它们形成了置对手于死地的武器，同时也发展出强大的抑制机制，不对同类使用致命的武器。这些抑制机制似乎有着遗传基础，不必通过后天的学习。进化中还产生了弱者俯首帖耳的特别姿态，称王称霸的首领自然也就息事宁人，抑制着不随意攻击同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斗而又分出胜负，一切高等动物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仪式化战斗的倾向，威胁和反威胁在极大程度上取代了实际的战斗，拼死的斗争当然仍时有发生，但那只是最后的一手。只有攻击信号和反攻击信号未能解决争端，才会诉诸最后手段。最有意思的是在实战或者仪式化争斗中的失败者或弱者表现出来的行为姿态，其“基本模式有两种，一是‘关闭’激起攻击行为的信号，一是‘开启’明白无误的非攻击性信号”（第五章《争斗》），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是“认输称臣”。具体的行为姿态有：将自己的身体缩小以使对方息怒、把自己脆弱的部分朝向进攻者以此承认自己的失败、做幼仔乞食状以向强者认输、请求胜利者允许它替其整饰毛发以表示臣服效忠等；尤其有趣的是，不论臣服者是雌是雄，它都会做出用臀部朝向强者的姿态——这是弱者采用雌性动物的交配姿态，这激起了强者的性反应从而给强者的攻击性降了温；而称霸者无论是雌雄，都会踩在弱者背上，佯装出与弱者交配的动作，从而对弱者展示出雄性的强健和父性的关怀。由动物进而到人类，莫里斯指出：“如果要了解我们攻击性冲动的本质，就必须将其放入我们的动物起源中考察。当前，人类沉迷于大规模生产破坏性很大的武器，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容易失去客观性。事实上，说到有必要压制攻击行为时，连最冷静的知识分子也常常具有激烈的攻击性。”（第五章《争斗》）
当人们读到动物的这些实战攻击行为、仪式化战斗倾向、臣服献媚示弱姿态以及模拟强奸等时，都将会忍俊不住，因为人类也有类似的行为姿态——例如装腔作势的恐吓、给对手下最后通牒以避免实际的争斗、从精神到肉体蹂躏对手以获得兽性的快感等，以及弱者的自我阴柔、自我雌伏、自我弱化、自我贬斥、自我奴媚，以表达出对强者或专制者的臣服和效忠，从而获得主子的垂青并得以在主子的牙唾之余分得一杯残羹，或者仅仅为着能够活着，哪怕活得仅仅只是像一只被豢养的动物。由此可知，近代欧洲人文主义的张扬和人性的觉醒，其终极意义不仅仅是表示着人类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在另一部分人的专制禁锢下、在严酷神性的蹂躏下站了起来，更是对动物本性中之奴性的唾弃和人性尊严的觉醒。从这一层面意义上看，人之成为真正的人，还只不过数百年的历史。莫里斯的分析还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具有人类社会文明熏陶、人文素质较高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为什么往往也具有攻击性，而且其攻击性更为残酷，其攻击已经远远不是停留在“肉搏”相争的动物原始状态，而是将其上升到“精神”的、“人文”的层面，例如将政治斗争、意识形态之争乃至学派之争、学术观点之争提升到你死我活的境地，其中充斥着阴谋阳谋。看来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观点尚有以偏概全之嫌。
在讨论动物本性时，莫里斯还提到了宗教问题。他认为，人类的宗教行为也是导源于动物的顺从行为，这就是：
经过观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行为的意义上来说，宗教活动是大群人长期反复表现的顺从行为，目的是让一位高踞于上的霸主息怒。这位至高无上者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共同之处总是威力无比。有的时候，它借助一种动物的外形，或者是理想化的动物形象。有的时候，它被描绘成一位智者和长者。有的时候，它又变成更抽象的东西，干脆被称为“那种样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它表示顺从的动作也可能是双目闭拢、头部低垂、双手合十做乞求状，有时双膝跪下。叩头及地、甚而至于五体投地，常常还口中念念有词，或吟唱赞美诗，或恸哭以诉哀。倘若顺从的祈祷奏效，至高无上者就不再动怒。因为它威力无边，所以祈祷仪式要定期频繁举行，以免它怒气上升。这位至高无上者常常——当然并非任何时候—被称为神。（第五章《争斗》）
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见到。
概而言之，所有的动物本能行为，例如求食、求偶、领地、攻击等，都是为了占有，都是受一种情不自禁的占有欲望的驱使而产生的行为表现。于是可以说：欲望产生于本能，行为展示了欲望。这就是人类行为中的动物性特质。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人类本性
既然人性中的许多特质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涉及人之初生，究竟是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这是古今中外诸多哲人众说纷纭而又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
先看西方。叔本华说：“从本性上讲，人是一种野蛮、可怕的动物。我们所认识的人，只是我们经过驯化和教育、我们叫做文明的东西；因而人的真正本性偶然爆发出来，会使我们惊恐不安。但是一旦去掉法律和秩序的枷锁，无政府状态来临时，人便会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什么是人之本性的“真实面目”？什么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其实就是“野蛮”而又“可怕”的动物本性；而一般意义上的人，则是经过驯化和教育、戴着法律和秩序的枷锁、披着文明的外衣以掩饰其真实面目的人。可以看出，叔本华将人类本性界说为丑恶的兽性。正是如此，他进而认为：“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人类是地球上的魔鬼，是灵魂备受折磨的动物。”（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尼采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地球上有一张皮，这张皮有一些疾病。例如，其中一种疾病就叫做‘人’。”（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卢梭甚至发出如此感叹：“人与禽兽不过是程度上之差。某些哲学家甚至进一步主张，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之间的差别，比这一个人和那一个禽兽之间的差别还要大。”（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这些论述与中国古代荀子所主张的“性恶论”说大致相同。
神学家阿奎那为了赞美上帝的光荣，将人性定位于至善至美的境界，虽然他也承认人与动物有着相似的开端。他说：“人和动物的产生有一种相似的开端，就肉体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一切动物都是用泥土做的。但是就灵魂而言，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禽兽的灵魂是由肉体的某种能力产生的，而人的灵魂是上帝创造的。”（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既然人类的灵魂是上帝创造的，当然是神圣的，这就是阿奎那要进一步加以论证的：“人是神圣的自然和世俗的自然的地平线和分界线，是这两个自然之间的中介，既具有神圣的完满性，又具有世俗的完满性。”（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基督教的创世说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是丧失地位的神”（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既然如此，那么否定了人性本质的善美当然也就否定了上帝本质的善美，这种逻辑演绎所导致的必然结论当然是一切神学家必须避免的。阿奎那对人性为善美的界定，包括其逻辑演绎的思维指向，与中国先秦孟子的“性善论”说极为相似。
帕斯卡尔则注意到了人性的复杂性，他说：“人是多么的虚幻啊！是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怪异、多么的混乱、多么矛盾的主体、多么的奇观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储藏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是宇宙的光荣而兼垃圾。”（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对人类的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最为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忽视人性问题，例如恩格斯就明确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这里“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的终极界说，意味着兽性将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之始终。在某种语境中，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指出这一点，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论争。
相对而言，具有社会性早熟特征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界较之西方更为关注人类的本性问题，以致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始终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热点。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道家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质朴的，也就是无所谓善恶，这是建构在天道自然无为之宇宙观基础上的自然人性论。例如老子就认为，人类的本始道德原来是与自然的“道”保持高度一致的，其特点是素朴、淳厚、少私、寡欲，但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大道废弃，人性丧失，人类的本始道德被人为的社会环境所破坏和污染，然后“道”“德”“仁”“义”先后层层丧失，最后不得不以人为的“礼”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的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例如，人们往往注意到，当走进一个与世较少接触的偏远乡村，首先感受到的不正是乡民习性的质朴淳厚吗？这表明，人类灵魂中的部分丑恶，确实是来自于人类社会文明的本身；或者说，人类社会的某些后天文明，非但没有制约反而激发和张扬了人类本性中的兽性因子，甚至产生了人类文明的异化之果。然而，老子没有看到人之原始本性之中的兽性因子，则不免令人遗憾。
同样是看到了人类社会化后的诸多丑恶，部分古代思想家提出了“人性本恶”说。例如先秦思想家荀子就认为，人的本性是丑恶的，而人的所谓“善”，则是后天通过人力教化所赋予的，此即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见《荀子》之《性恶》诸篇。）“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注：见《荀子》之《礼论》诸篇。）这里的“伪”即人为的意思，也就是后天的文明教化。在荀子看来，与生俱来之性恶，并无君子与小人之分，哪怕是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君子与暴君盗贼，在人之本性上也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所谓：“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注：见《荀子》之《性恶》诸篇。）按照这一逻辑推演，庙堂之人也可以为盗贼，也可能禽兽不如。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来同为盗贼，本性如一，仅仅只是由于成败得失导致其地位悬殊，便在专制道德语境中的社会位置判若云泥。这种认识，有助于人们了解为何有时某些庙堂之人做出来的嗜血暴戾之举，连禽兽有知也感到齿寒。
“性善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与“性恶论”并驾齐驱的两大人性说理论模型之一，它是由孟子发端而后再由无数哲人陆续发展而建构的。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在于人具有独特的本质——人性。这就是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注：《孟子·告子上》。）正由于人类有着与生俱来的、“非由外铄”的善良本性，因此人人都可以成为理想中的圣人——尧、舜。孟子所建构的“性善论”，与其所建构的“仁政”学说是一对连体婴儿。“仁政”之说，往往是专制者掩饰其暴戾统治的外衣，或者是帮闲文人的一相情愿或有意粉饰，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仁政”、“暴政”的概念，因为一切政治权力都被制约在民主的权力之下——人民怎么会对自身实施“仁政”或者“暴政”呢？“性善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为了论证统治者的天性仁慈及其“仁政”政治的合理性。
三、观照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动物本性
先看攻击性。俗语说：“虎毒不食子。”但是在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中，却经常看到父子相弑、夫妻相杀、兄弟相残，更遑论血缘之外的其他同类了。人类不但可以无缘无故地伤害其他任何的物种，包括无情感无知觉的植物，还会同类相残，其残忍的程度甚至连野兽也会自叹不如。人类既经常强奸民（人）意，又经常强奸兽意。前者是极权专制社会中统治者对民众的施与，后者则是自然界中人类对动物的施与。两者都是因为他者的失语——前者是人类社会阶级分化进程中作为边缘化弱者被统治者暴力阉割所造成的失语，后者则是因为不能使用工具而作为进化之弱者所造成的失语，其导因则是基于充斥于人性中的兽欲——占有欲、驱使欲、攻击欲和嗜血欲，亦即尼采所说的“君主”意识，置换成现代概念就是“主人翁”意识。人类始终认为，自己是宇宙万物的主人，即所谓万物之灵。万物为人类所用，臣民为君主所驱使。专制者对民众的强奸是人类社会之常态而为人们所熟知可以姑置勿论，对动物意志的强奸也经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例如，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电视广告画面：一队瘦肉型的良种猪兴高采烈地列队而来，一面高唱着用自己的肉做的火腿肠是如何的味美；一群良种鸡咯咯嗒塔地拥到镜头前，向人类诉说着炸鸡块是怎样地焦脆鲜嫩。难道向人类奉献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是动物们的自由意志？难道这不是人类对动物自由选择包括基本生存权利和生命权利的剥夺？明明是对动物意志的强奸，还要说成是动物的自愿奉献。人类社会的强权政治与极权统治，就是这种兽性强盗逻辑的直接映像。正是如此，专制者才会将对民众意志的强奸说成是民众的自愿选择或者历史选择。当这种思想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时，无论对动物或者是对人类来说，都将是极为可怕的灾难。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定势的指导下，极权政治的血腥暴戾被偷换成了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温情脉脉，对大自然的横征暴敛也成为了一种其乐无穷的辉煌事业。
尼采曾经说过：“人绝对不是生物的君主：每一种生物都在同样完满的水平上，站立在人旁边。”（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这种众生平等的思想，也体现在东方佛教的教义之中。觉悟者如佛陀、如尼采正是看到了人类的凶残和不可一世，才试图用理性、用怜悯唤起人类的良知。然而，人类身体中经过数千万年进化积淀的兽性本能，会被这些说教所感化吗？显然不能。
有人或将认为笔者如同莫里斯一样在极力地丑化和侮辱人类，将人性描述得一团漆黑，那么还是看看人类自身的行为表现吧：
本报湘潭讯：5月9日中午，一名男子爬上湘潭市河东大道一栋大楼，从六楼纵身跳下。令人震惊的是，当时竟有数百名群众驻足观望，并不时发出欢呼和鼓掌声……就在干警与轻生男子交谈时，楼下围观的部分群众却不断地发出欢呼声，不时发出“快跳啊！”“我都等不及了！”等等的叫喊声。下午2时许，在消防干警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第二个救生气垫时，这名男子就猛喝一口酒，然后把酒瓶一甩，纵身一跃，从六楼直跳而下……只听得“砰”的一声，男子就摔在了地上，血流满地。该男子从楼顶跌落时，围观人群一阵悸动，竟随之爆发出热烈的鼓掌声与欢呼声……由于身体大面积骨折，因抢救无效而死亡。（注：见2003年5月12日《潇湘晨报》A5版载《见人跳楼起欢呼，冷血市民怂恿他人当街自杀》一文。）
如此激情怒发的壮观场景，尤其是“我都等不及了！”这类往往只能在一些影视片之描述性欲难耐的场景中才能听到的戏剧性语言，无疑表示着一种迫不及待、不可压抑、待时爆发的饥渴欲望。这种欲望能够是什么？当然是一种虐他的、嗜血的快感和愉悦。这如果不是兽性，难道还是人性？人类、尤其是现代人类，怎么会有如此嗜血的激情和欲望？中国人究竟怎么了？
从嗜血中能够获得愉悦快感的当然不止中国人——果真如此，那就不会是普适性的人类本性而是民族性或国民性了，或者完全就是后天环境的熏陶了。古罗马角斗场中那人（奴隶）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猛兽之间的生死搏斗，那血淋林的残杀场面，同样看得观众如醉如痴。据记载，那叫喊着“杀死他！杀死他！”嗓音最激昂、最尖亮的是贵妇和淑女们，当然也是为了满足其“等不及了”的内心嗜血饥渴；在观看现代拳击比赛时，狂热的观众中，女士也占有极大的比例，而且往往当被击倒者脸上布满鲜血倒地不起时，观众的情绪也最为激动。这些平时连见了一只老鼠都要高叫、都会感到害怕的女人，为何竟会喜欢观看那种人与人残杀斗殴的场面呢？是什么勾引起了她们那嗜血的快感？
由此，还可以联想到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的行刑、清代菜市口的行刑，联想到从古至今将各种刑事犯、政治犯、宗教异端者进行公捕公审游街示众的诸多场景——这些刑审形式都是当年马克思对普鲁士专制暴戾政权多次严厉谴责的“法律预防说”和“恐怖主义的法律”（注：见李光灿、吕世伦等编撰：《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页。），哪次不是万人空巷地激发了时人的兴奋热点，哪怕其中部分观众同样也是身处随时可能被置换于相同惨烈之境地，也不会稍减其观看他人被虐从而自身获得喋血满足的些许快感。这无疑是人类比动物远为高明的地方，因为动物决不可能从观看同类甚至异类的被虐被杀中获取快感，一种动物当其与同类争斗而将对手击败后，它便会很快地收敛自己的攻击行为，决不会将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也不会因与同类争斗而其乐无穷；当它看到自己的同类在被第三者残杀时，它可能事不关己、无动于衷，但决不会去看热闹，并且从中获得一种嗜血的愉悦和虐他的快感。此外，动物也只有弱肉强食的本能，决不会为自己掠食他类而寻求正义外衣。人类则不然，人类可以凭借暴力垄断的话语霸权，让他人自己承认，其自杀是自绝于人类，其不服罪的被杀同样是自绝于人类，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强加到其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罪名，在强权的胁迫下自我妖魔化（如基督教的“撒旦”化）和异类化（即非人类化，如成为“牛鬼蛇神”之类），“愉快”地接受改造和严惩，从而求得重获“新生”而回到人类的队伍中来，重新匍匐在“上帝”的脚下，才是惟一的出路。由此可见，经过文明的丑陋张扬，人类之兽性本能可以发扬到何种境地，人类的异化竟然可以使得人类连禽兽都不如！怪不得莫里斯直接将人看成动物，并将自己所撰写的一部人类行为学著作命名为《人类动物园》。人类社会确实像一所庞大的动物园。研究证明，人类对“己群”和“他群”划分来自其生物本能，但人类社会以族群划分的状态较之动物的单一种群之分更为繁复严酷，当然也造成了更多的自相残杀悲剧。纵观人类历史，放眼当今世界，因民族之间的矛盾、种族之间的歧视、宗教信仰的不同、国家利益的争端、意识形态的分歧、政治观点的差异、社会阶层的分离、甚至单纯的意气之争等，都可以将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阵容，产生出有形无形的领地，从而导致诸多同类相煎、同室操戈的残酷战争或血腥斗争。
正如威廉·詹姆士所说的：“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惟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麦尔维尔也说：“普天下的野兽决不会痴心妄想，认为人类在疯性大发的时候，不会把它们大批杀害。”（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当地球上的物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日趋减少时，当人类将自己远古的近邻远戚置于刀俎、付诸庖厨时，当人类因自相残杀而血沃郊野时，当专制的绞刑架、火刑柱、断头台、公审会、宣判会、批判会、毒气室、集中营、流放地等等频频出现在罗马、马德里、巴黎、西伯利亚、奥斯威辛以及各大陆的诸多城市广场或者郊野时，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心中何曾闪忽过丝毫的不安或者怜悯？如果说战争的暴戾血腥还可以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或者说“春秋无义战”而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那么“绞刑架上的谋杀是最可鄙的谋杀，因为在那儿，它披上社会许可的外衣”（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76页。）。当人类通过自己的行为自绝于人、自绝于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时，所面临的后果必将是自我孤立从而导致最终自我毁灭。
除了动物的嗜血攻击性仍然存留于人类潜在的意识或性格中外，作为人类最本原之动物本性的食、色欲望及行为，也展示出其源于动物但超越动物的诡丽色彩。例如“色性”，除了生理缺陷者及后天心理等原因所致的性无能者外，人人都有这种本能需求。人类只可以提高食、色的外在品质，而不可以抛弃对这一本性的内在生理需求；人类的社会伦理道德只可能规范其行为使得较为“文明”和有利于消除不必要的纷争进而维持家庭及社会的稳定，如果强行禁欲，反而激发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些宗教提倡禁欲，故其信徒是社会中人为禁欲的最大群体，例如佛教的僧侣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佛教的僧侣是为了脱离苦海渡登彼岸净土而禁欲，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为了献身于上帝之布道人间的事业从而也使自身能够经历末日的审判而禁欲，自利利他的信仰之饵的内控（自律）与宗教教律的外控（他律）产生着双重的控制作用。即使这种监控力度远远超过一般社会道德良知与伦理观念的宗教规范，也不能根除出家人和神职人员对色欲的本能需求与渴望，民间有所谓“和尚为色中之饿鬼”、“寺院为人间之淫窟”俗语，古代话本小说中大量僧侣道士变态“性犯罪”的描述，以及充斥于中世纪欧洲教廷乃至当代世界各地天主教教会中的“性丑闻”，都是如此。
例如，在中世纪时迫害异端最为卖力的一代“英明”领袖、将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都归结于“巫女”并为此发出专门训谕的天主教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年在位），其本人就是一个“连做梦也只想着女人、酒和金钱的无知而粗野的好色之徒”（注：С·Г·洛津斯基：《教皇史》，转引自董进泉：《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他将教廷所在地罗马办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红灯区”，以致于时人评论说：“如果有地狱，罗马就是人间地狱。”“要说世界上真有魔鬼的话，他本人就是天字第一号大魔鬼。”主教卡立克特斯的一个侄儿由于天生有个当主教的好伯父，并通过贿赂枢机主教团，最后登上了教皇的宝座，这就是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他的生活极为腐朽糜烂，仅被他公开承认的私生子就有八个。其中一个儿子名叫西萨里·鲍吉亚，六岁时即当上了神父，十六岁当大主教，十八岁担任枢机主教时，曾经把五十名妓女公然招入教皇的宫廷中举行裸体舞会。一个身为对教皇与教会忠诚不二、誓死捍卫的近卫军——“耶稣会”骨干分子的本兹神父则公然宣称：“摸一摸修女的乳房不过是小小的过失。”以致于连所有的耶稣会士也沾光都得到了一个“乳头神学家”的美妙绰号。（注：埃德蒙·帕里斯著，张茄萍、勾永东译：《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雅克·澎塔杜斯神父奉献给圣母的赞美诗则充满了猥亵与色情。他吟咏道：“没有什么比圣母玛利亚的乳房更美妙，没有什么比她的乳汁更甘甜，没有什么比她的小腹更妙不可言。”（注：埃德蒙·帕里斯著，张茄萍、勾永东译：《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耶稣会士桑切斯神父在其名著《论结合》中描述了各种各样的肉欲罪，对床上工夫的细节描写尤其详尽入微，简直可以作为一部性事活动的教科书来读。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大量的实践经验与身心体验，桑切斯神父决不可能写出如此生动精湛的作品来。美国作家埃罗尔·塞尔柯克指出：“教会的伪善是臭名昭著的。在英国，温彻斯特大主教实际上给伦敦的妓院发营业执照而且控制着它们。男修道院的院长必须被警告不得与其管辖下的年轻修道士同床共枕。牧师们就在祭坛之后引诱该牧区的居民。主教们将修道院当作他们的卧室。有几位教皇还生下了无数多的非法后代。然而没有几个人有胆量去公开质问教会对其力图控制的性冲动的那种敌意态度。”（注：（美）埃罗尔·塞尔柯克著，陈志明译：《性入门》，东方出版杜1998年版，第134页。）性丑闻不止是出现在男性神职人员身上，教会的腐化，也使不少女修道院实际上成为了贵族与神职人员的妓院。1512年，方济各修会修士托马斯·慕纳在讲道中揭露，有一个女修道院的院长是该女修道院中私生子最多的人（注：张绥：《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这是历史记录。再看现实。据报道：美国波士顿教区共有九百三十名神父，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至少有六十名神父因对儿童进行性侵犯而受到指控，致使波士顿教区准备破产；澳大利亚有一百五十多人声称遭到教会神职人员的性骚扰，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童年时遭受性骚扰的，其发指之“兽性”使人震惊；爱尔兰天主教教会由于闹出一系列的性丑闻，竟于1994使得当时的爱尔兰政府垮台，并在后来拿出一亿一千万美元来赔偿那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因遭受其辖下神父、修女和其他教堂神职人员侵害的儿童。（注：见《红衣主教包庇恋童神父》一文及相关链接，载2002年12月18日《潇湘晨报》第A11版。）
再看食欲之本能。无论是人类最远古的始祖即食虫类动物，还是进化到作为杂食性动物树栖猿类的森林古猿，乃至到以猎食为生的地居古猿，人类传承之食谱基因与生理构造都是杂食性的，这里当然指的是兼括肉食。人类进化研究者（包括恩格斯）甚至认为，是地居古猿通过猎食和驯养动物，获取了更多的蛋白质，尤其是海洋生物的蛋白质，才最终进化为人类。因此人类有着一种数千万年进化定型之天然对肉食的需求欲望，这种欲望同时也是保持身体正常发育、维持生命正常机能的本能反映，人为地加以禁锢克制，无疑将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然而某些宗教教义提倡素食，严格禁止肉食——笔者以为，这种理念和行为并非不好，甚至应该给予深深的敬意。因为一个素食者，他身上萌发兽性暴力的几率显然比肉食者要少得多，而人文关怀则要浓郁深厚得多，这是不争之事实。但是，无论是因果报应之他律，还是慈悲为怀的自律，都不能完全遏制人类身心对肉食需求的本能欲望，借用古人评述先秦君子柳下惠“坐怀而不乱”行为的话语来说，“是（行为）不乱也，非（内心）不动也”；“是不（能或不敢）食也，非不想食也”。君不见，许多素食食谱中乃至餐桌上，不是赫然陈列着“素鸡”、“素鸭”、“素鱼”、“素肉”甚至“素腰花”、”素肚片”之类吗？不止是一个名称，连形态乃至色、香、味都惟妙惟肖，着实煞费苦心。这样筹划实施之目的，当然是既能够不违反教义的禁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息身心对肉食的欲望之火，一举而两得。
食、色之类生理需求与行为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不可能予以人为的禁锢，禁锢之下，有时反而会变态泛滥。这好比将一群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混养在一起，不给肉食动物提供必要的食物，却严厉禁止它们侵害草食动物，这做得到吗？我们可以谴责这些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兽行”、“兽性”，但也可以想一想，他们同样有着为“上帝所造”的生理器官和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他们的正常欲望同样需要得到满足或者宜泄，为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享受生活？正是如此，在常人看来是正常的性行为——这里当然应当排除恋童癖等变态性行为及荒淫纵欲的腐败行为——发生在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身上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肉食本是人类数千万年食性基因的正常遗传，发生在佛教徒身上就“变成”了惹人非议的越轨。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本能需求之物的缺乏才会产生饥渴，求之不得才会越轨变态。正常的性活动无法进行，便产生变态的性行为。借用一句时髦的表述：都是禁锢惹的祸。性丑闻在基督教中较为少见，便是得益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率先结婚成家，从而开创了基督教神职人员不再违反人性地禁锢性欲的先河。
性禁锢和食禁锢惹出的麻烦不止在宗教领域，世俗社会中同样存在。例如，世俗社会中的“性犯罪”如强奸者，有些是由于经济困难无力娶妻（这也是一种变相的“禁锢”），正常的生理需求无法满足而产生的；一些偷盗抢劫行为也是由于“饥寒起盗心”而发生的，不知为何这一层面的社会原因未能引起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和当政者的必要注意。事实证明，一个在正常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在健全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约束之下，他会将自己的探索、占有、攻击、竞争、争斗等本性转化为对事业的追求、对工作的热忱，并将占有、竞争、争斗等欲望和行为自我约束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但是，一旦他被社会所抛弃而流落边缘，其本性则可能恶性膨胀变异成为犯罪者。“圣人”与“罪犯”之间有时相隔仅仅只有一步之遥。这就是尼采所说的：“犯罪的类型就是强者在不利环境中的类型——失常的强者。他需要的是旷野——某种更自由、更冒险的自然状态和存在形式，只有这时，强者的一切攻防本能才会恢复其本来面目，他才会适得其所。”（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76页。）这表明，人性之恶的沉渣泛起，不止有心理学、生理学以及伦理学的因素，更有着社会学的原因。当一个被社会抛弃而一文不名、觅食无方、娶妻无力的人进行偷盗、抢劫和强奸等犯罪活动时，该谴责的仅仅是这个人的堕落吗？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动物性的“领地”占有欲还得以泛化扩大，例如人类的贪婪即是动物占有欲望的一种变种发展形态。一些人有着收藏的癖好，为了收藏某种物品，如书籍邮票等，可以废寝忘餐，节衣缩食；甚至进入痴迷的程度后，可以连父母妻儿的日常衣食也全然不顾；其极端者，为了筹集用于购买收藏品的资金，不惜犯罪。再看守财奴，他们挣了钱并不想花，都积累下来，经常拿出来看看数数，从中享受占有的愉悦，哪怕他们实际上过的是一种连赤贫者都不如的生活。当今日益多见的贪污者也是一样，经常见到一些贪污犯罪者在案发后交代，他们并不缺钱花，但就是想占有，占有得越多，越能产生占有的快感，一些人也与守财奴一样，有着欣赏贪污进项的癖好。
既然人类的动物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什么力量才能够有力地控制人类基于兽行的本能而产生的狂暴、凶残和贪婪呢？千百年来，哲人们开出了无数的药方，诸如理智、良知、道德、法律、制度等等自律和他律的行为规范，一言以蔽之，人类试图将对暴戾血腥的遏制诉诸人类文明。可是，人类文明成就中的物质文明可以改变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习惯，但无法改变或驱除其遗传基因中所积淀的动物兽性；人类所建构的伦理道德文明可以通过规范人类某些越轨行为，但亦无法将其根治。因为作用于人类行为之软规范的伦理道德，它只能对不道德的兽性行为进行谴责，而不能给予惩罚——就像我们只能谴责而不能惩罚见人跳楼而欢呼鼓掌者一样，其作用犹如胡萝卜。只有包括法律在内的人类制度文明，才是遏制人类兽性本能的权宜选择。它可以对越轨的兽行进行惩罚、甚至给予严惩，具有一定的制约功能，其作用犹如大棒。胡萝卜加大棒，就成为东西方社会普遍认同并实施的治疗人类兽性的良方。但一般而言，东方社会较为注重用伦理道德来改良人性、塑造人性，而西方则偏重于用法律制度来遏制人性丑恶的泛滥，主张以法治国。
孔子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注：《论语·雍也》。）这种文质彬彬便应当是莫里斯所说的：既要“不与我们的基本动物需求相冲突，使之不压抑我们基本的动物性”，以免其异化而走上极端，又要“以恰当方式去设计我们的文化”（第二章《性》）来调控制约它。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相信，人性是可以不断觉醒和完善的，而不能是回归的，因为人性的回归便是复归兽性；兽性只能不断通过人类文明意识的确立和精神理性世界的建构，并以觉醒后的人类精神理性来逐渐挣脱。普鲁塔克说得好：“当没有力量控制自己的狂暴时，没有任何动物比人更加凶狠残酷。”（注：转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但愿人类可以创造奇迹，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狂暴，驱除兽性，使自己早日进化为完整意义上的人。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口加卓
【 作 者】万方
【原文出处】书屋
【原刊地名】长沙
【原刊期号】200309
【原刊页号】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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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请世尊为证明 五浊恶世誓先入
如一众生未成佛 终不于此取泥洹
2004-09-09 06:44 AM 发表 | 举报这个帖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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