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代价、人口危机与教育问题

作者自八九年投身教育事业起，十二年间一直从事最基础的工作----被人教育。作为2002年高考的当事人，在本文中，作者将以局内人的身份对题中三个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一，转型期的代价

作为现代教育中重要一环的家庭教育中的行为实施主体，学生的家长应作为教育问题中的一个专题来进行探讨，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多数讨论只看到了该群体在教育活动中的部分主要行为----对下一代的逼迫，而往往忽视了对此种行为的主要形成原因、过程以及其行为发展造成后果的特殊性的研究。

就总体而言，目前(包括此前几年)接受中等教育的学生群体(这个群体在整个学生群体中最富代表性，而且在教育改革讨论中多被谈及的亦是此群体)的上一代，多是四十年代中后期至五十年代末期出生的“知青一代”。此代人中一大部分在当初的求学阶段遭遇上山下乡，后来失去了深造的机会。由此形成了此一代人特殊的心理情结，此种情结作用于下一代，形成家庭教育的压力。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步入社会结构转型期阶段。此前，知青一代中较为优秀者通过高考或下海经商脱离了这个阶层的主体部分，留下的多是各方面条件比较平常的人。这部分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无法适应转型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伴随着新兴产业逐渐兴起，取代老工业成为第二产业的主体，正越来越多地遭遇失业。而且由于中国根本不存在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对他们进行再就业培训的成本将远远大于培养新劳动力的成本。因此其失业性将是长期性的“结构性失业”。

在严重的就业问题面前，此代人的心中的“大学梦”被唤醒，并大大加强，成为向下一代学习施压的主要动力。并由于此种心理情结的广泛性，其行为就很快能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科举制度有一重大改革，即为了扭转五代时乱世之人厌学之风，废除了科举中吏部对官员能力的考察，只要一经礼部中举，即获高官美仕。以后渐成“死读书”之恶风，代代流传，由此比照文革及其后的“文凭热”，历史之相似何其惊人。

作者曾数次听出租司机抱怨说当年读书遇上文革，结婚遇上计划生育，中年遭遇下岗失业，孩子上大学又遇上高校收费制度改革。此一系列遭遇在这一代人身上富有极大的广泛性。一系列事件为何都发生在这一代人身上，除时间上的巧合之外是否还有其它深层原因？依作者看法，这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变革经济结构变革，根源皆在人口问题上。

二，人口危机

方方的小说《大蓬车》上有这样一句话：“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据资料来看，文中所指时期人口状况大致如下。

在1953年的首次全国人口统计中，得到的结果是中国人口年增长率在千分之二十二以上，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当时人口总数已由解放时的五点四亿升至六亿。1955年7月，马寅初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控制人口的议案，并于57年春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可惜由于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建议不仅未获采纳，相反还为其作者马寅初带来了猛烈的批判。此时中国人口增长得不到控制，已加快进入恶性增长。作为出该危机后的应对方针，遂有将城市中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政策出台。

一般而言，有关当初知识青年下放在今天的讨论中多被归于政治原因。但若深究其在社会学上的原因，也可将其视为对人口危机出现的一种不得已之应对。或者说此项政策在制定之初可能并未考虑到人口问题，但由于其在当时实行可以缓解业已出现的人口危机，方使得该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并且执行时间长达十年。而在人口问题上与该政策客观效果相悖的其它政策----例如教育改革中的“学制要缩短”，则未曾有真正深入地执行。 由此可见，知青下乡并非只是以往经常提到的那样是少数领导层一时心血来潮。一项如此浩大的工程，耗资三百亿，持续近十年，最后才很艰难地得到逆转（对此可理解为时间方面的作用已经完全发挥）。对此我们不应该轻易指责其为一个错误，更应看到在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公共意志（GENERAL WILL）（尽管这种意志往往隐藏起来不易被看到）。

回到本小节的标题上来，中国的人口危机由于历史原因较之其它人口高密度国家又有其特殊性。若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日本的人均耕地与中国相差不大，均不足零点一公顷。在其三个人口主要分布地，人口密度甚至大于中国。但由于日本耕地单产量远大于中国(农业)且可以由海外原料产地，基本物资产地来对本土的工业化进行“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可将土地密集型产品(如棉花、糖)由海外大量获得，以缓解本国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可以大量节约土地发展工业，(工商业)由于中国在农业方面不可能于短期内将单产量大幅提高，工业上亦不可在短期内大幅降低工业产品的“比较成本”。因此，中国的人口问题较之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口问题，有着更严重的危机。

当年知青返城后，民间流传一语，说：“知青下乡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但从人口学角度来看，这三百亿却又确实起到了缓解人口压力的作用。如果说计划生育是从数量上控制人口，晚婚晚育是从时间上控制人口(晚婚五年，百年少生一代人)，那么当年的知青下乡和现行不合理的教育体制则是从单位时间上控制人口，(到1970年，中国人口年增长率已达到了千分之三十三。为此而付出的社会代价就是效率。由于该行为只能缓解一时压力，多年之后，今天的受教群体会如他们的父辈----知青一代一样，浮出社会的水面，面临结构性的边缘，重新成为社会的更大压力，因此，该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危机。而就其本身而言，在行为实行过程中也将带来很大的较育问题，并极易由此演化为社会问题。

三，从教育问题到社会问题

目前社会对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多将责任归于体制和既得利益群。不可否认，此为原因之一，但就社会学基础而言，我们不妨将现行的教育体制看作是一场以牺牲本阶段受教对象利益为代价的，以从时空上控制人口为目的的“消耗战”。

1，消耗战的代价是效率

熟悉现行中等教育情况的人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现行中等教育所授大数课程并无实际用处，如果将其看作进一步深造的基础，那么撇开全面发展与社会分工日益细致的矛盾不谈，仅从数量上而言，又有多大比例的受教群体有机会继续深造？(随着高校扩容，部分大学教育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也沦为中等教育“消耗战”的延续)。

在这样的一场时间消耗战中，受教群体将其单位时间内的生命置于学校之中，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若一但将其中一大部分骤然(或者逐渐)推上社会，各方面社会保障体系都将不堪重负面临崩溃。为了使这一情况不在目前发生，解决办法只有将部分人口的单位时间置于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地方，让其重复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机械工作，消耗掉其蕴含的可能对整个社会构成巨大冲击的效率。

由于作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唯一目的是牟利，故在资本主义社会效率即可直接表现一个社会工业化程度的高低。但就中国而言，这一概念可按其中普遍定义解释作“以最有效的手段达到目的”。虽然以最有效的手段达成目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对人存在巨大吸引力，但在实际中牺牲“效率”以换取其它社会利益的行为，例如福利与效率之间存在有重大交替(经济学中称之为“漏桶效应”)。多数北欧国家的福利投入占GDP一半以上，其中瑞典更是高达三分之二以上，如此之高的社会福利即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实现的。比照西方的福利全发放，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立与中国目前在时间上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似可将前者视作“积极福利”，后者视作“消极福利”。若将二者视作两个独立个体讨论它们对外影响时(如在交替，作用等方面)二者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而在危害方面，前者(积极福利)显而易见，后者(消极福利)的危害却有很大的隐蔽性。

2，消极福利的代价：人性的异化

“异化”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本意是指的自我对于主体的疏离，即自我本质(或人格)的二重化，变态化。

就基层社会成员来说，衡量一个社会的好坏的标准就在于看这个社会是否能向其成员提供有意义的工作。如果绝大部分人工转化为机械化工作(即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人类进行毫无创造性的工作)，使人无法发挥创造力(这是人类最主要的作用)，其结果就是埋没甚至残杀生命，使人类的活动发生异化，即出现马克思在《经济与哲学手稿》中多次提到的异化劳动(ALIENATION LABOR)。

此种情况下工作(学习)本身将不再成为行为目的(而是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生命的意义只能从这二者之外获得，而这二者本身将由表现人性的舞台变成埋没扼杀人性的坟墓。

如果将教育系统中的异化作为一个个案进行单独分析，我们又将从中看到更为现实的问题：

首先，由于中等教育的时间过长，使得受教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个体在13至16周岁这一心理形成阶段发生心理发展的迟滞或偏差。而且由于一直缺乏相应的解决措施，该状况还将发生三重恶化----即程度的加深，广度范围的扩大以及这一阶段(心理迟滞、偏差年龄)的延长。由于此时教育提供给受教群体的解释模式与被认知的社会现实间差距日益加大，将使该群体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对心理的形成构成更新一步，更进一步的冲击，陷入尖锐----打击----更尖锐的恶性循环。这一点在社会学上的具体例证可表现为青少年出走，酗酒，自杀，以及犯罪。(传统解释倾向于将此类事件的原因归于个体所处的环境与所受教育，似有不足)以上原因伴随着等级传统家庭结构解体，(家庭结构的转变中应包括单亲家庭)，药学成果的发展以及管理的松懈(除国家明令禁止的毒品外，限制使用的精神性药品使用人群有低龄化趋势)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压缓解，使得“没有焦虑的社会化过程成为可能”，由此进一步加深由心理偏差引发的诸如酗酒自杀等社会问题。

在西方以上社会问题进一步表现为：异化群体中的一部分行为主义者发起的造反运动，退缩主义者们的嬉皮运动，毒品亚文化(肯尼斯顿《青年激进派》)。目前在中国前者尚未出现(或是极少数)，而后者的初期雏形已在许多地方大量出现，当为人师者鉴。

在本小节中关于群体的行为异化，心理异化的讨论仅仅是以当今一个正在发生着异化群体为例进行的说明。若将此问题进一步展开，则又可推广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处于该年龄阶段的群体，并以此为据可以部分解释当时的一些社会状况。甚至还可再将此题上推至知青一代，这三个最富代表性的群体抽样(限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在异化这一问题上有很大程度可以进行比照并互为解释。

四，合理化的危机

将上文所有问题进行综合后，我们看到的是下边的一种情形：

知青一代作为社会结构调整的牺牲者，竭力让自己的下一代向上努力。但由于后者面临着和他们当初相同的人口危机，注定了其中大多数将成为新一次社会转型的牺牲者。政策方面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对学制进行延长，一方面加大了两代转型期牺牲者对学习投入的成本(高校收费制度改革应属于这个方面)，由于后一代不可能普遍地改变自身状况，这就形成了社会学中的贫困代际传递。另一方面这又不可避免地诱发了种种青少年心理疾病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社会问题。同时由于人口问题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也就注定了多年之后，如今的受教群体将如其父辈一样，再次一无所有地浮出社会的水面，沦为边缘群体。

以上所述仅是一个社会发展链条中的两环。在这里，每一步行为举措都是别无它法的必然之举，但危机也就在这必然中一再出现。而同时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以上问题在农村中的状况。本文所述仅为城市内情况，于农村并不适用。虽然在形式上，教育的公平程度在增加，但教育系统的膨胀，正越来越独立于就业系统的变化。从长远来看，正常的学校教育与职业成功之间的联系日益松散，这一点更明显地表现在农村。

我们不防将以这些迫切需要解决却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视作一种“急剧上升的计划需求”(这一点在各式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吁中表现犹为明显)。这种需求的无法解决形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的瓶颈，在这样一个复杂社会的长期计划中，政策面上遇到的结构困境是可以想见的。而现行的措施作为一种“渐进主义方法”，着眼于中期目标，在现阶段的作为也只能仅此而已。

作为一个高考在即的当事人，就个人感情而言，我不希望这是真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发言列表 给作者留言 回主页

用户:口令:电子邮件:主页:
标题:
内容: 最大允许64K的内容，超出部分将被截掉 复制原文 引用原文(自定义HTML)
转型代价、人口危机与教育问题

作者自八九年投身教育事业起，十二年间一直从事最基础的工作----被人教育。作为2002年高考的当事人，在本文中，作者将以局内人的身份对题中三个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一，转型期的代价

作为现代教育中重要一环的家庭教育中的行为实施主体，学生的家长应作为教育问题中的一个专题来进行探讨，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多数讨论只看到了该群体在教育活动中的部分主要行为----对下一代的逼迫，而往往忽视了对此种行为的主要形成原因、过程以及其行为发展造成后果的特殊性的研究。

就总体而言，目前(包括此前几年)接受中等教育的学生群体(这个群体在整个学生群体中最富代表性，而且在教育改革讨论中多被谈及的亦是此群体)的上一代，多是四十年代中后期至五十年代末期出生的“知青一代”。此代人中一大部分在当初的求学阶段遭遇上山下乡，后来失去了深造的机会。由此形成了此一代人特殊的心理情结，此种情结作用于下一代，形成家庭教育的压力。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步入社会结构转型期阶段。此前，知青一代中较为优秀者通过高考或下海经商脱离了这个阶层的主体部分，留下的多是各方面条件比较平常的人。这部分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无法适应转型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伴随着新兴产业逐渐兴起，取代老工业成为第二产业的主体，正越来越多地遭遇失业。而且由于中国根本不存在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对他们进行再就业培训的成本将远远大于培养新劳动力的成本。因此其失业性将是长期性的“结构性失业”。

在严重的就业问题面前，此代人的心中的“大学梦”被唤醒，并大大加强，成为向下一代学习施压的主要动力。并由于此种心理情结的广泛性，其行为就很快能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科举制度有一重大改革，即为了扭转五代时乱世之人厌学之风，废除了科举中吏部对官员能力的考察，只要一经礼部中举，即获高官美仕。以后渐成“死读书”之恶风，代代流传，由此比照文革及其后的“文凭热”，历史之相似何其惊人。

作者曾数次听出租司机抱怨说当年读书遇上文革，结婚遇上计划生育，中年遭遇下岗失业，孩子上大学又遇上高校收费制度改革。此一系列遭遇在这一代人身上富有极大的广泛性。一系列事件为何都发生在这一代人身上，除时间上的巧合之外是否还有其它深层原因？依作者看法，这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变革经济结构变革，根源皆在人口问题上。

二，人口危机

方方的小说《大蓬车》上有这样一句话：“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据资料来看，文中所指时期人口状况大致如下。

在1953年的首次全国人口统计中，得到的结果是中国人口年增长率在千分之二十二以上，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当时人口总数已由解放时的五点四亿升至六亿。1955年7月，马寅初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控制人口的议案，并于57年春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可惜由于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建议不仅未获采纳，相反还为其作者马寅初带来了猛烈的批判。此时中国人口增长得不到控制，已加快进入恶性增长。作为出该危机后的应对方针，遂有将城市中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政策出台。

一般而言，有关当初知识青年下放在今天的讨论中多被归于政治原因。但若深究其在社会学上的原因，也可将其视为对人口危机出现的一种不得已之应对。或者说此项政策在制定之初可能并未考虑到人口问题，但由于其在当时实行可以缓解业已出现的人口危机，方使得该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并且执行时间长达十年。而在人口问题上与该政策客观效果相悖的其它政策----例如教育改革中的“学制要缩短”，则未曾有真正深入地执行。

回到本小节的标题上来，中国的人口危机由于历史原因较之其它人口高密度国家又有其特殊性。若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日本的人均耕地与中国相差不大，均不足零点一公顷。在其三个人口主要分布地，人口密度甚至大于中国。但由于日本耕地单产量远大于中国(农业)且可以由海外原料产地，基本物资产地来对本土的工业化进行“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可将土地密集型产品(如棉花、糖)由海外大量获得，以缓解本国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可以大量节约土地发展工业，(工商业)由于中国在农业方面不可能于短期内将单产量大幅提高，工业上亦不可在短期内大幅降低工业产品的“比较成本”。因此，中国的人口问题较之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口问题，有着更严重的危机。

当年知青返城后，民间流传一语，说：“知青下乡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但从人口学角度来看，这三百亿却又确实起到了缓解人口压力的作用。如果说计划生育是从数量上控制人口，晚婚晚育是从时间上控制人口(晚婚五年，百年少生一代人)，那么当年的知青下乡和现行不合理的教育体制则是从单位时间上控制人口，(到1970年，中国人口年增长率已达到了千分之三十三。为此而付出的社会代价就是效率。由于该行为只能缓解一时压力，多年之后，今天的受教群体会如他们的父辈----知青一代一样，浮出社会的水面，面临结构性的边缘，重新成为社会的更大压力，因此，该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危机。而就其本身而言，在行为实行过程中也将带来很大的较育问题，并极易由此演化为社会问题。

三，从教育问题到社会问题

目前社会对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多将责任归于体制和既得利益群。不可否认，此为原因之一，但就社会学基础而言，我们不妨将现行的教育体制看作是一场以牺牲本阶段受教对象利益为代价的，以从时空上控制人口为目的的“消耗战”。

1，消耗战的代价是效率

熟悉现行中等教育情况的人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现行中等教育所授大数课程并无实际用处，如果将其看作进一步深造的基础，那么撇开全面发展与社会分工日益细致的矛盾不谈，仅从数量上而言，又有多大比例的受教群体有机会继续深造？(随着高校扩容，部分大学教育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也沦为中等教育“消耗战”的延续)。

在这样的一场时间消耗战中，受教群体将其单位时间内的生命置于学校之中，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若一但将其中一大部分骤然(或者逐渐)推上社会，各方面社会保障体系都将不堪重负面临崩溃。为了使这一情况不在目前发生，解决办法只有将部分人口的单位时间置于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地方，让其重复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机械工作，消耗掉其蕴含的可能对整个社会构成巨大冲击的效率。

由于作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唯一目的是牟利，故在资本主义社会效率即可直接表现一个社会工业化程度的高低。但就中国而言，这一概念可按其中普遍定义解释作“以最有效的手段达到目的”。虽然以最有效的手段达成目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对人存在巨大吸引力，但在实际中牺牲“效率”以换取其它社会利益的行为，例如福利与效率之间存在有重大交替(经济学中称之为“漏桶效应”)。多数北欧国家的福利投入占GDP一半以上，其中瑞典更是高达三分之二以上，如此之高的社会福利即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实现的。比照西方的福利全发放，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立与中国目前在时间上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似可将前者视作“积极福利”，后者视作“消极福利”。若将二者视作两个独立个体讨论它们对外影响时(如在交替，作用等方面)二者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而在危害方面，前者(积极福利)显而易见，后者(消极福利)的危害却有很大的隐蔽性。

2，消极福利的代价：人性的异化

“异化”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本意是指的自我对于主体的疏离，即自我本质(或人格)的二重化，变态化。

就基层社会成员来说，衡量一个社会的好坏的标准就在于看这个社会是否能向其成员提供有意义的工作。如果绝大部分人工转化为机械化工作(即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人类进行毫无创造性的工作)，使人无法发挥创造力(这是人类最主要的作用)，其结果就是埋没甚至残杀生命，使人类的活动发生异化，即出现马克思在《经济与哲学手稿》中多次提到的异化劳动(ALIENATION LABOR)。

此种情况下工作(学习)本身将不再成为行为目的(而是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生命的意义只能从这二者之外获得，而这二者本身将由表现人性的舞台变成埋没扼杀人性的坟墓。

如果将教育系统中的异化作为一个个案进行单独分析，我们又将从中看到更为现实的问题：

首先，由于中等教育的时间过长，使得受教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个体在13至16周岁这一心理形成阶段发生心理发展的迟滞或偏差。而且由于一直缺乏相应的解决措施，该状况还将发生三重恶化----即程度的加深，广度范围的扩大以及这一阶段(心理迟滞、偏差年龄)的延长。由于此时教育提供给受教群体的解释模式与被认知的社会现实间差距日益加大，将使该群体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对心理的形成构成更新一步，更进一步的冲击，陷入尖锐----打击----更尖锐的恶性循环。这一点在社会学上的具体例证可表现为青少年出走，酗酒，自杀，以及犯罪。(传统解释倾向于将此类事件的原因归于个体所处的环境与所受教育，似有不足)以上原因伴随着等级传统家庭结构解体，(家庭结构的转变中应包括单亲家庭)，药学成果的发展以及管理的松懈(除国家明令禁止的毒品外，限制使用的精神性药品使用人群有低龄化趋势)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压缓解，使得“没有焦虑的社会化过程成为可能”，由此进一步加深由心理偏差引发的诸如酗酒自杀等社会问题。

在西方以上社会问题进一步表现为：异化群体中的一部分行为主义者发起的造反运动，退缩主义者们的嬉皮运动，毒品亚文化(肯尼斯顿《青年激进派》)。目前在中国前者尚未出现(或是极少数)，而后者的初期雏形已在许多地方大量出现，当为人师者鉴。

在本小节中关于群体的行为异化，心理异化的讨论仅仅是以当今一个正在发生着异化群体为例进行的说明。若将此问题进一步展开，则又可推广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处于该年龄阶段的群体，并以此为据可以部分解释当时的一些社会状况。甚至还可再将此题上推至知青一代，这三个最富代表性的群体抽样(限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在异化这一问题上有很大程度可以进行比照并互为解释。

四，合理化的危机

将上文所有问题进行综合后，我们看到的是下边的一种情形：

知青一代作为社会结构调整的牺牲者，竭力让自己的下一代向上努力。但由于后者面临着和他们当初相同的人口危机，注定了其中大多数将成为新一次社会转型的牺牲者。政策方面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对学制进行延长，一方面加大了两代转型期牺牲者对学习投入的成本(高校收费制度改革应属于这个方面)，由于后一代不可能普遍地改变自身状况，这就形成了社会学中的贫困代际传递。另一方面这又不可避免地诱发了种种青少年心理疾病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社会问题。同时由于人口问题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也就注定了多年之后，如今的受教群体将如其父辈一样，再次一无所有地浮出社会的水面，沦为边缘群体。

以上所述仅是一个社会发展链条中的两环。在这里，每一步行为举措都是别无它法的必然之举，但危机也就在这必然中一再出现。而同时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以上问题在农村中的状况。本文所述仅为城市内情况，于农村并不适用。虽然在形式上，教育的公平程度在增加，但教育系统的膨胀，正越来越独立于就业系统的变化。从长远来看，正常的学校教育与职业成功之间的联系日益松散，这一点更明显地表现在农村。

我们不防将以这些迫切需要解决却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视作一种“急剧上升的计划需求”(这一点在各式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吁中表现犹为明显)。这种需求的无法解决形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的瓶颈，在这样一个复杂社会的长期计划中，政策面上遇到的结构困境是可以想见的。而现行的措施作为一种“渐进主义方法”，着眼于中期目标，在现阶段的作为也只能仅此而已。

作为一个高考在即的当事人，就个人感情而言，我不希望这是真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